这里说的斗智，不是像《沙家浜》里阿庆嫂与胡传魁那样的斗智，也不是在战争中敌我双方的斗智。而是在我们平时生活中也会发生的斗智。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会遇到各种各样不顺心、不如意的事情。例如你的财物被同住的室友偷了；你在公交车上钱包被小偷窃去，里面的各种证件、钱物丢失；你从外面走到家门口时发现门已被撬，贼却还在屋里，如果靠武力不仅敌不过他，而且你和你的家人还有可能被伤害；当你一个人走在大街上，碰到了要敲诈你的小混混等等。马上报警来不及，等待受损又不甘心，怎么办？
我以为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斗智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最好选择。至少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自身安全不受威胁。下面说说自己几次与小偷遭遇的经历。
1，暗中调查，巧让小偷现原形。
我有一个小木箱子，伴我度过了十年的单身生活。主要用来存放书、笔记本、信笺纸、学习用品以及各种证件、菜饭票和少量的现金。这个箱子曾被小偷光顾过两次。
1970年，在武汉3303厂学习期间，我们20位男生住在一间房里。有一天下午回到宿舍准备去食堂吃饭，打开箱子拿菜饭票，发现我大半个月的菜饭票、十几块钱和用来夹住菜饭票的工作证已不翼而飞，第二天早上在去厕所的路上发现了我的工作证。我仔细检查后发现，锁没有被撬开的痕迹，箱子明显是用钥匙打开的。虽然气恼和着急，却毫无办法，只好先跟同事借些菜饭票去吃饭。随后向带队的领导报告了也无济于事。领导说“小偷小摸不好查”，没有一点查一下的意思。大家都认为，肯定是同宿舍的人所为，而且一定是一个学钳工的学员，只有钳工才会配制钥匙。
接着几天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故意早去晚回，经过细心观察，我发现有一位同室的钳工很奇怪，和大家一起在食堂窗口买饭时，他只买最便宜的菜，等大家走后突然返回食堂，重新再买一份最贵的菜，吃完了才走出去，于是我又暗中跟踪他到食堂外面，发现他拿着碗走进一家商店买点心吃。我观察他一个星期，天天如此。这人叫宋安才，还是和我来自一个公社并同时参加工作的老乡。他家里的情况我都很清楚，父母都没了，排行老幺，家里几个哥哥在农村，生活条件比较差，不可能给他钱如此享受。
小偷露出了马脚，我立即把这些发现告诉了宿舍的其他人。同事们个个义愤填膺，都说肯定小偷就是他，于是决定揭穿他。那天晚上，晚饭后我们陆续都回到了宿舍，大家异口同声的要他老实交代，开始他支支吾吾不肯承认，这时不知是谁关了灯，有一位同事突然跳到床上，用他那穿着解放鞋的脚对准宋安才的上身踢了一脚，马上听到他哎呀一声的同时有人打开了灯，大家的眼光都转向了发出喊声的方向，发现这一脚提到了他的脖子上，他两手捂着脖子蹲在地上连连喊叫：“别打了，是我…是我偷的。”接着交代了他的作案过程。虽然我的菜饭票和钱已被他用完，我没能拿回，可从此后的四个月的学习期间，宿舍再没有出现小偷的事情了。
1975年9月，我从沈阳学习三个月后回厂，当天下午晚餐前，同宿舍的杨某去食堂买饭，同时也帮我买了一份。当时我住在单身大楼二楼，同宿舍的还有小罗和老陆。饭后我对杨某说：“其实你不用跟我买饭，我走的时候还剩半个多月的菜饭票。”接着打开箱子（还是上面说过的那个小木箱），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我还以为时间长了，可能一时想不起放那里了，于是决定想想，明天再找。第二天早上上班前我把箱子翻个底朝天，不仅没有找到菜饭票，还发现一本《列宁回忆录》、三本工厂发的信笺纸、一个新笔记本等等好几样东西都不见了。仔细检查，箱子上的锁有被撬的痕迹，锁上部分红色油漆被撬掉了。我这可怜的箱子第二次被小偷光顾，这次小偷直接用榔头把锁撬开，因为不是弹子锁，撬开后任然可以锁上。
中午下班回来，我在宿舍里宣布：“我的箱子被撬过锁，菜饭票和几种物品被盗。”接着问：“我不在家这段时间，宿舍房门被撬过没有？”他们都肯定的回答说：“没有。”此时我心里已有数：“小偷就在他们三人中间！”会是谁呢？他们中间有一位，曾经有个“前科”，常常干些顺手牵羊的事。于是把他列为重点怀疑对象。
我们同室的四个人各自工作不同，都属于三车间的人。下午下班后，我分别找怀疑对象以外的另两个人谈话，对他们说：“经过分析可以肯定，偷我菜饭票的人肯定就是这个人，我准备查一下，不管是否查清楚，至少会让他以后收敛一点，否则我们不管是谁，出门都不安心。”他们都表示赞同我的说法。接着我们商定了具体的方案，晚上开始进行第一步。
下午下班吃过晚饭，正好人都在，我把门关上后对他们说：“在我不在家期间，箱子曾经被撬，菜饭票和其它一些东西被偷，通过这几天时间的调查分析，小偷肯定就在你们三人中间，不管是谁，我希望今天晚上在宿舍里承认了，跟大家讲清楚，保证不再做这样的事情就行了，我保证和其他两人一起为你保密，不告诉任何人，已拿去的东西也不要你归还，当然也绝不向领导报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我们宿舍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接下来没人吭声，沉默了几分钟，小罗从床上站起来说：“没人承认就搜，搜箱子，搜床上！”没有人反对，然后我说：“我不翻你们的东西，你们自己翻，我只看和记录。”小罗又说：“先搜我的。”我找了几张纸，拿了一只笔站在旁边，小罗先打开箱子，把里面的东西一样样拿出来，我都一一作了登记，最后把床上棉絮翻过来抖两下，什么也没有。接下来是老陆，最后检查杨某的箱子。
他也是一个木箱子，只是比我们几个的都大。他揭开盖子，里面装有满满的一箱东西。我每登记一样都要问一下“这东西是从那里来的”。在这个箱子里，有几样东西一看就知道来路不明：两个装奖状用的镜框，奖状已不在，只剩镜框，杨某从未得过任何奖励，这东西肯定不是他的，当我询问时他回答是从某车间“拿”来的，我丢失的三种信笺纸他都有，他没有任何社会工作，不可能在厂里领到，他回答说是从他师傅那里要来的（当时他师傅是五车间分会主席）。他从不买书，却有一本《列宁回忆录》，他在车间是个铣工，有一把卡尺就够了，而且应该放在车间工具箱里，可在他的木箱子里却翻出来三把卡尺，还有满满一盒合金刀片等等好多他不应该有的东西，我都一一作了登记，连卡尺的编号都记了下来，并把他说的每一件东西的来历全部记录在案。全部检查记录完毕，仍然没有人站出来承认自己偷了东西。我也不着急，沉着冷静的对他们三人说：“看来，今晚是不会有人承认的了，我还可以再退让一步，你也可以不在我们四人中间说，你可以在明天上班之前单独跟我说，前面说过的条件不变，仍然替你保密，不要你还，不上报。过了明天上班前，我就会拿着今天记录的这些材料一项一项的去调查，并且向组织汇报。”当晚一夜无话，第二天上班前还是没有人找我。
第二天早上上班后，和往常一样，做完广播体操，半小时政治学习刚结束，杨某的师傅来找我，单独对我说：“小刘，问你一件事，”杨某的师傅姓王，比我大十几岁，我们都叫他王师傅，丹东人，个子矮矮的，穿件工作服，用他那浑厚的东北口音接着说：“刚才杨某来找过我说：‘如果刘泽清来找你，问你是否给过我信笺纸，你要回答给过。’我对他说，我没有给过为什么要我撒谎说给过呢？，他告诉我说怕你怀疑他偷了你的东西。”本来我没打算再追查下去了，只想吓唬一下他，让他以后不再做这种傻事就行了，听了王师傅的话，我感觉还是得继续查下去，否则杨某不会吸取教训。于是我继续听王师傅讲下去：“我告诉他，刘泽清跟我关系也挺好，他也是一个讲道理的人，如果是你拿了人家的东西就老老实实的承认，我帮你去跟他说说，不会把你怎么样的。后来他就承认是他偷了你的东西。”我说：“谢谢王师傅告诉我这些！钱、物我可以不要他还，可还是要给他一点教训。”
随后我到车间办公室，把这件事向车间指导员（党支部书记）作了汇报。我当时是党支部委员、团支部组织委员。支部书记当时就安排另一位支部委员和我一起进行调查。调查中发现，那三把卡尺都是杨某偷本班班长和另两位师傅的，工具室里都有原始记录，很容易就查到了。杨某对自己犯错的事实供认不讳，最后获得个警告处分。从此一直到我离开单身大楼，我们宿舍平安了好几年。
2，与入室小偷“谈判”，保护了财物，避免了因可能出现打斗而产生的被伤害。
1980年以前，工厂原在厂区门口的办公楼已停止使用，厂部搬到了新办公楼。我结婚时，因为家属区没有多余的房子，厂里把空着的老办公楼其中的一套房给我居住。为了安全，我喂了一条黄狗看家，几个月以后，小黄狗变成了大黄狗。1981年11月的一天，大黄狗突然不见了，有人说，肯定是被那些馋嘴的人打了吃了。不管什么原因，它再也没有回来过。狗的丢失，给小偷创造了有利条件。
1982年初，一天晚饭后，老婆到家属区澡堂洗澡，我背着三、四月大的儿子出去接她回家，当晚厂里正在放露天电影，我们没看，边聊天边慢慢的往厂区（我们的家）的方向走去。从澡堂到家要走最少15分钟，下一个斜坡，走到丁字路口，再右拐走进一条伸进大山中间的路，走大约10分钟转一个急弯就到了家门口。路的下面是从厂区下来的一条小河沟，对面河边上就是那栋老办公楼，我的家在一楼的最右边。
刚走到拐弯处，习惯的把眼光转向我们的住房：“咦，灯怎么是亮的？”老婆看着我问道，“走的时候没关灯吗？”我说：“走的时候天还没黑，根本就没开灯！”说着话我们已经走过楼房左边河床上的小木桥，走进了一楼的走廊里，紧张的不敢再大声说话。突然我发现一个男人的头从门里伸了出来，朝我们这边看了一眼，很快又缩了回去。果然家里进了盗贼，我赶紧快步走到门口，抓住走廊上的一个拖把，握紧站在门口，心想，只要你敢出来，我就给你一拖把！
我此时到也像个斗士，把拖把当武器，准备与盗贼一博。过了几分钟，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儿子在我背上动了一下，才使我意识到：啊！我还背着孩子呢，盗贼如果冲出来，我怎么可能斗得过他？弄不好还会伤到孩子。我们在外面，盗贼可以看到我们，我们看不到他，因此也不能将孩子从背上放下来，怕在放下孩子的时候，盗贼冲出来袭击一下然后逃走。见屋里仍然没有动静，我大着胆子用拖把轻轻推开门，看不到人，心想盗贼不可能逃走了，后面的窗户都有直径20毫米的铁棍做了护栏，短时间是撬不开的。
这间房曾经先后做过技术科的办公室和工厂的医务室，中间一间最大，从门边一直到后墙窗户边，大约有5米多长，四米左右宽。我们把三开衣柜放在靠后墙的左边，中间窗户下面是我们的写字桌；进门左边放了两张单人木沙发和一个小茶几，右边有四把靠背椅子，我们把这间作客厅用。客厅两边各有两间房，每间面积有客厅的一半。进门左边这间我们没有用，房门从屋内锁上的，对面这间安放了一张单人床，是我们的小卧室，做客房用。客厅里面左边一间是我们的卧室，只能安放一张1·2米宽的床和一个床头柜，右边是我们的厨房兼饭庭，放了些厨房用具和四个小凳子。
我进屋后迅速扫视了一下各个房间，卧室和厨房门是打开的，里面没人，客厅衣柜玻璃被打碎，地上铺了一张床单，上面已经放了些物品。只有小卧室门是关上的，我用手推了一下，推不动，显然被锁上了，盗贼就在里面。我和老伴一时不知道怎么办，在这深山里面，在这大山脚下，只有我一家三口，再无别人，连楼房南面抽水房的人都去看电影去了，那时又没有电话，因此求助是不可能有什么希望的。盗贼不敢出来，我们也进不去，即使把门撞开了门也很危险，盗贼可是个年轻力壮的男人，何况我还背着个小孩呢。僵持中，我脑袋不停的翻腾，寻找对策。心里想，盗贼不可能和我们永远僵持下去，他不可能就这样僵持到明天上班，然后乖乖就擒的，他一定会狗急跳墙，从里面冲出来……。想到这里我不免有些害怕，我知道，小卧室里不光有张床，还有我们种地用的锄头、镰刀等工具，他肯定会随手抄起一样工具做武器才会冲出来的，那样后果会不堪设想。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谈判”，对，跟他“谈判”！
想到这里，我也没跟老婆商量，也不可能商量，我大声对盗贼说：“你出来吧，反正你也没拿走任何东西，我们放你走。”在僵持的这段时间里，盗贼肯定也在不停的思考怎么脱身的对策，听到我说的话，迟疑了一下没出声，我又说了一遍：“你走吧，我们绝不为难你。”他马上开了口，憋出一句很不地道的贵州普通话提出了他的条件：“你们走到另一个房间去，关上门，我就出来。”我用眼睛跟老婆作了短暂的交流后答应了他的条件，说了声“好”。说完我们就往卧室走，刚走到卧室门边，我感觉后面有一阵风，条件反射的回了一下头，发现小卧室门已经打开，我赶快冲出门外，盗贼已溜得无影无踪了。前面走廊和对面马路都有路灯，没看见人影，肯定是出门左拐后马上就消失在屋后漆黑一片的深山里了。我们只好回屋检查一番，结果是：我们被打坏了一块玻璃，盗贼留下了一把榔头。
事后，只有我岳父大人支持我，说我做得对，确保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有不少人说，把盗贼关在家里又把他放跑了，说我真没用，私下里可能还会说我是个窝囊废。可至今，我认为当时选择“谈判”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
3，巧与小偷“交流”，使财物失而复得。
还有一次与小偷遭遇是到了长沙以后，1997年的夏天，我乘坐中巴车去汽车东站，坐在前排左边靠窗的座位上。穿一件短袖T血，一条西装短裤，短裤右边口袋里有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有我的工作证、身份证和一张100元钱。到了汽车站，下车时条件反射的用手拍了一下装有信封的口袋，口袋扁扁的，信封不见了，此时中巴车已开始启动，门还未关好，我马上跳进车里，大声告诉大家：“我口袋里一个信封丢了，里面一分钱都没有，只有一个工作者和一个身份证，是哪位老兄拿了，请还给我，反正你拿去也没用。”在门边站着几个比我壮实的男人，听到其中一个说：“谁拿你的东西了？，看看你刚才的座位喽！”我请刚刚坐上去的一位女士站起来，检查座位上面和下面，没有发现。无意中一回头，发现我的信封被丢在了车厢板上，就在那几个站着的男人脚下。肯定是小偷用手摸了信封，感觉确实没有钱，做了件“好事”，用这种方式还给我了。下车时售票员问我，“东西丢了没？”我立马将信封里的100元钱抽出来，用胜利者的语气笑着对他说：“没丢。”此时，小偷看在眼里肯定很后悔。
4，巧妙对话，智斗街上讹人的小混混。
除了几次与小偷遭遇，我还在街上碰到过一小混混的敲诈。
上世纪90年代初，五月的一个上午，我从火车站前的车站路往北行走，走着走着，忽然感觉右脚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回头看看地上什么也没有。感觉好奇怪，当时也没在意，接着往前走，这时感觉左边好像有个人与我并排走，便偏过头看了一眼，发现有个年轻男人，在我旁边与我并排同步往前走。不等我多想，年轻男人冷不丁说了一句话：“走路嘛，看着一点嘛，踩了我一脚，大家出门都不容易。”我并不认识他，感觉他这话好像就是对我说的。我马上意识到，刚才我不是踩到了什么东西，而是这个人故意在我的脚落地的瞬间，用他的脚轻轻的踢了一下我的脚下边，我被讹上了！
我没理他，继续往前走，他也一步也不拉下，继续与我并肩同行，可能他以为刚才说的话我没听见，接着又重复了一遍：“走路小心看着点嘛，大家出门都不容易。你踩了我一脚，你看怎么办吧？”此时我在想，看来今天他是讹定我了。我有一个同事曾经也碰到过这种事，他跟敲诈者讲道理，结果吵了一个多小时都脱不开身。敲诈者一般至少有两人以上，其他人都在暗处。如果被敲诈者对其采用强硬方式，隐藏在暗处的人马上就会上前，弄不好被敲诈者就会吃亏。想到这里，我眼睛看着正前方，继续往前走，随口问他：“你想干什么？”他说：“给十块钱喽。”看来真是个小混混，为了十块钱费这么大的劲。我上身穿一件迷彩服，爽快的告诉他：“十块钱啊，可以给你，”接着拍了一下扁扁的上衣口袋继续冷静的对他说：“可是我出来的时候没带钱，这样吧，我家就住在前面八一路口边上，你跟我一起去拿。”同时用手指着八一路与远大路交界的地方。其实我家距离这里有15公里。我和他说话声音都不大，好像两个熟人在街上散步聊天。我边说边往前走，没走几步，感觉旁边没有了脚步声。我马上回头一看，在距离大约10米远的地方，两个小混混合在一起，交头接耳的向我的相反方向走了。整个“战斗”用了不到十分钟。
遇上小偷，碰到想敲诈人的混混，甚至碰到抢劫等恶性事件，着急、冲动一点用处都没有，反之，需要的是冷静，尽快找到解决办法，首先保护生命安全，其次才是最大限度的保护财产少受损失。
2019年3月1日于长沙
附：
写作背景：
今年春节前后，一个多月时间里，女儿在巴黎的住房被小偷光顾了两次，她非常气恼，抑郁了好多天，在安慰她的同时，使我也想到了自己曾经与小偷打过的几次“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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