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说：“晋察冀人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巨大而可靠的供给部。群众不仅供应部队吃的、穿的，还负责物资方面的存储和保护。”
蔚县是个米粮川，不但要满足本县党政军人员的粮食供给，后来还肩负着向上级（1941年6月，蔚县划归平西根据地，受平西分区、地委、专署所辖）征缴的征粮任务。南山根据地是山区，产粮不多，征粮必须到靠近南山的川下一带的村庄开展工作，要通过敌人的道道封锁线运送回南山。敌人不断挖空心思地破坏征粮工作，还要追捕堵截运粮队，这就使得运粮工作异常艰巨。但是，“民以食为天”，蔚县的人民群众为了我们的军队、干部的生存，对待粮食比对自己的生命更珍贵。
1940年，因前一年的水灾以及日寇不断地扫荡造成根据地陷入“口无粮，身无衣，住无房，病缺医”极度困难的境地，县委、县政府响亮而坚定地提出：人民要生存，根据地要巩固，抗战要坚持！号召全县党政军民团结战斗，同甘苦，共患难，千方百计战胜天灾寇祸。要求党员干部带头，克服困难，想方设法筹措粮食，衣物，药品救济群众。加强川下和东、西北山的工作，支援南山根据地。各级领导带头，突破敌人的封锁线，下山征粮、征物。向敌人夺粮要物。县、区、村的武装和在蔚县驻扎的邱支队，分路下山，从敌人据点夺粮夺物，伏击敌人的运输队伍。
敌人对根据地严密封锁，毁灭性的扫荡，环境确实是非常残酷、恶劣。当时的粮食问题已经成为生存的大问题，在日军封锁根据地的近三年间，打破敌人封锁，坚持抗战，征集公粮，保证供给是一项重要的任务。蔚县的人民群众冒着随时被敌人处死、冻伤和摔下山涧的危险，长途跋涉，向根据地运送小米，从未间断。
公粮主要来自川下敌占区的和游击区。对于八路军征粮，群众总是心甘情愿，竭仓而出。公粮任务的摊派，问题不大。即使是敌人据点周围的村子的群众，也是积极缴纳的。我们在敌人据点附近的一些村庄，就征集到不少的粮食。
川下，当时有不少村子是两面政权。为了蒙蔽敌人，保护村政权和减轻群众的负担，粮食运走后，工作队或武工队就让敌人委任的村联络员（即情报员）第二天一早去据点里向敌人报告：八路主力下山抢走都多少粮食，还抓走多少个老百姓送粮。敌人再要，百姓说没有，敌人无可奈何。而鬼子征粮，则是沿村传送通知：三天不交粮，枪打火烧，鸡犬不留。于是有的村子，打发群众向敌人报告：我们给皇军准备好了粮食，在送粮的路上，被八路军连人带粮食带牲口全劫去了。敌人问有多少八路军。回答说：很多很多。敌人一听很害怕，不敢轻举妄动，但是也无计可施。这样一来，减轻了群众的负担，群众更愿意给我们交粮食。后来，群众更加灵活，有的时候，山上去人筹粮，他们就向敌人报告说来了八路军主力，这村说有一百人，那村说有二百人，山上没去人的村子也说去了多少八路，“抢”了多少粮食，真真假假，搞得敌人晕头转向，不敢轻易出动。
而当群众把粮食送到我们方面后，过几天，村干部再向敌人报告：让八路军劫去的粮食和牲口都丢了，人放回来了。这样哄来骗去地哄骗日军，应付敌人。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抗粮办法，并且还有武力抗争。敌人真的出来强行抢粮，两面村干部或者里应外合，或者提供情报，山上及时出动武装去截取运送粮食的大车，夺回粮食，把粮食送还群众。所以川下的村子，无论大村小村，群众一听是为南山八路军筹粮，都很主动把自己的粮食那拿出来，一般都能在期限内完成征粮任务。
仅仅1943年秋天，东北山区仅桃花、赤崖堡、塔头、上寺、宋家庄、东幸安皂等二十多个村，一次就征收了三四百石小米，支援了平西根据地。
征粮不易，要通过封锁线把征集到的粮食送上南山就更加困难，南山根据地是在南山里的一条小山沟，山沟里有二十几个小山庄，县政府就住在这里。走出这条小山沟，无论从哪边走，都得爬山。敌人封锁了进出南山的大于小口，阻断了大小通道，断绝川下对山里的物资援助，妄图困死山里的抗日力量。
父亲带领干部走访羊倌、药农和老人，寻觅开辟新的途径，以突破封锁线，进出南山。当时主要是两条道，一条是绕道甸子梁走，一条是越过小五台的南台。但新的通道沿着悬崖峭壁，崎岖难行，小五台山山高岭大，海拔高在3千以上，早晨顺沟上去，中午必须到顶峰。顶峰的山口要跑步越过，否则，风大猛烈太顶人，一旦让风顶回头去，就得掉到深涧里去。当然还得是晴天过，不然。谁走到那里都得出问题。
为了打破敌人的围阻堵截，父亲带领着群众，只能克服困难，从没有道路的地方走出道路，把粮食运上山。
往山上运粮，遇到变天，就常发生问题。群众运送粮食困难重重，十分艰苦。人民群众人背或驴驮，把粮食运到海拔3100米高的南台顶上再运下来。克服了多少艰难险阻，付出了多大的流血牺牲，谁也说不清楚。
母亲是1942年从根据地的昌宛房县调到蔚县工作的，她对运送粮食深有体会。她说：在蔚县每年要抢运公粮。还得利用夏天，甸子梁不至于冻死人，但是风大。有时候，敌人那几个口子一堵，牲口和人都不能过，就得从小五台往过运粮食。那里虽然是夏天，但是遇到风，遇到雨，六月山上积雪也不化，所以一样冻死人。一般到了秋天，刮起大风以后，那就更厉害了，风呀、雪呀，卷着毛驴就掉到沟里去了。有的人没有经验，冻在那里，要烤火；一烤火，一拨拉，耳朵、指头就掉下去了。这种情况是常有的。再有就是耳朵冻得特别长，很快人就会冻死。
父亲说：“冻死人、冻死牲口的事经常发生，但是，运粮的队伍始终不断！县妇救会主任松辉（烈士，48年病逝）长期患肺结核，每次下山运粮她都要争着去。临走前还说笑话：永别了！说实话，那时下山回来回不来，说不定；去几个组，回来几个组，说不定。但是都是你争我抢地下去！”
人冻死的时候，肌肉不由自主地痉挛抽搐，脸上会呈现“笑容”。父亲说：“过甸子梁要跑，谁在‘笑’，谁就是不行了，就得赶紧搀着他走。有一次。松辉在‘笑’，几乎冻死，人们赶紧拿下她的粮袋，搀着她赶紧走动才下来。”
干部、战士下山的时候，每个人脖子上都套一个米袋。下山后，弄点米粮，背上山。路上也不能吃。
一次，父亲带领几名干部突破敌人的封锁线，下山去征粮食，回山后，发现有敌人上山清缴了，他们在岩缝里睡了一夜，两天以后才回到山上。征来的粮食一口未动，但是他们却两天没有进一口饭。村里的老乡见状，不让他们动，怕暴露，老乡主动翻过三四座山头，从地里好不容易找到几个秋收后落下的萝卜，拔回来给他们充饥。
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把粮食运上山来，许多群众牺牲了。送粮的人冻坏手脚是常有的事情。
有一年六月的一天，群众往山上运粮，动身时穿的是单衣，到了山顶突然下起雪来，有的人畜就被冻死。
一次，从南台往县政府运粮，金河口黄土梁的4条大骡子就冻死在南台上面，幸好人及时跑下来了。
1941年秋天，在甸子梁上，13头驮着公粮的牲口被大风刮丢了。
42年秋天，小庄姓张的一个老汉和他的侄子背送公粮，在南台上遇到大风雪，寸步难行，他们在雪窟爬了两天一夜，人们都以为他们冻死了。天晴以后，他们却背着粮食下了山。两天一夜没东西吃，他们便咀嚼生米。精疲力竭，饥寒交迫，死亡的威胁，也没能使他们把背上的公粮扔掉。
狡猾的敌人也摸到了我们运粮的规律。每年秋季征公粮的时候，他们便搬到松子岭、甸子梁几个路口上，搭起帐篷，安上大锅，捉拿堵截给我们送公粮的人。捉到送公粮的人，便不由分说地砍下头放在锅里煮给别人看。然而，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锅每年支，人头也时常煮，但是送粮的人却从来没断过。
一开始，有时得有武装保护运送粮食。在靠近南山的村子里征粮，征集齐后派人回来报告，要求部队掩护征粮。部队领导往往亲自带部队连夜摸下山，到村里把征齐的粮食装好，动员群众肩扛、人挑、牲口驮，由部队武装掩护运回根据地。运粮的时候，必须在要道有人把守，还得武装护送过甸子梁，到阁上。每次送粮的时候，在接收地点事先安排好，组织好过称的，分散保存的人员。川下送来的粮食一到，马上分散保存。
大批的粮食源源不断的送往根据地，养育着军队，支援着抗战。敌人再穷凶极恶，也只能是黔驴技穷，望粮兴叹了。
聂荣臻说：“晋察冀人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巨大而可靠的供给部。群众不仅供应部队吃的、穿的，还负责物资方面的存储和保护。”每年，通过抗日政府，征集一大批公粮。这些粮食，需要多少仓库存储啊！在敌后根据地，我们不可能建立这样多的大仓库，就是有能力建立起来，还得面对的敌人经常扫荡。敌人对我们恨之入骨，连我们修建的厕所都要毁坏掉，能允许咱们的仓库存在吗？部队要整日打游击，也不可能把给养整日带在身上。依靠群众解决了这个问题。
每年征集的大批公粮，并不集中起来，而是分散储存到某些个村子里，部队来了就可以用，走到哪里都有我们的粮库。部队走到一个村庄，不管是白天晚上，只要找到粮秣主任，拿出边区政府的粮票，就可以立刻得到所需要的粮食。部队单独活动的人员也是如此。如果那个村子所付出的粮食超过了村里所存储的公粮数，政府再凭这些粮票从其他村庄输入补还。公粮的安全是第一位的，敌人扫荡一开始，群众的第一件事就是保护公粮，坚壁清野，把公粮藏严实。
记得2015年我陪友人到山西省黎城县参访，当地的有关负责人对我们说：最近山里有一家农户拆房修缮，在不起眼的墙角旮旯处发现一个隐蔽的暗龕，里边藏有一个大瓷坛，坛中有大量抗战时期的粮食票（大约有几万几千斤）。家人问村里的老人，找当年的村干部，谁也说不清楚，找到县里的有关部门也说不明白。朋友问我们能否解释。当时我们不甚了了，无言以答。现在看起来，这家的父辈老人是抗战时期当时的村粮秣主任。这个位子上的人员一定得政治可靠，人品优秀，廉洁忠贞，坚定精明，而且嘴巴牢固。为了加强保密性，在当时，与抗日政府、与部队等供给单位应该是由他自己单向联系的。村干部就是知道谁人担任粮秣主任，大约也不能具体过问和干涉他的业务，即使村干部有人被抓被俘，他们也不会知道粮食或物资储存的详细地点与数量，这样最大限度地保护了粮食和物资的安全。显然，黎城这位老人去世的时间较早，而且突然，以至于他没有来得及清理账单，交接票据，所以具体事由一般人说不清，而当时的粮票留存了下来，现在成了珍贵的文物。粮秣主任一职非常的重要啊。
当时，蔚县南山根据地的存粮是分散型的，其中还分两种。一种办法是相对集中存粮，就是把暂时不吃的粮食存放在多处的山洞里或隐蔽处，比如陈家台、卧羊台、李滩子等地，群众都为政府存过粮食。李滩子的一个崖上的山洞里存放着我们的粮食，而山洞没法隐蔽，为了不让敌人发现，或即使发现了也上不去，群众想尽了办法掩饰洞口。他们还从山沟里担水，泼到通往洞口的悬崖小路上，水结成冰，看着山洞也无法上去，等到第二年冰消了后，再上去取粮。
另一种存粮的办法，是把短期内需要吃的粮食分散存放到可靠的群众家里去。根据地群众宁可饿死也不吃为八路军贮藏的粮食的悲壮故事时有发生。39年闹水灾，40年闹饥荒，人们到了吃野菜、树皮、树叶甚至蝌蚪的地步。但是给我们存粮的群众，宁可饿死也不动我们的一粒粮食。卧羊台的一户，家里只有老爷爷和他的儿媳妇，政府在他家里存有满满一小衣柜小米。老爷爷因为几天吃不上东西饿死了，儿媳妇也饿得躺在炕上爬起不来，不几天也死了。县区领导和干部到这老人家的时候，看到衣柜的小米还是满满的，目睹这种情况，大家泣不成声。
忠诚的信念，高尚的人民，同这样的人民在一起，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样的敌人不能战胜？！
在最困难的时候，在政府的带领下，除了组织川下群众千方百计往山上运粮以外，根据地群众也开展生产自救运动。
1940年，县委、县政府决定：组织群众生产自救，稳定抗战基础。从川下征调粮种、农具、牲畜，组织生产合作社开垦荒地，扩大生产；组织副业生产合作社，动员人们刨挖药材搞编织，做小木货(柄、把、面杖、烟杆等)到易县或涞水等地换取粮食、面、布、药品等急需品。并且提倡节衣缩食，共度灾荒。在干部、战士中开展节约竞赛，取消了每人每月两元的津贴费用。要求本县干部想法从个人家中要取衣服。
1943年后，蔚县的县区干部积极投入大生产运动。当时规定县区干部要亲自开荒，秋后每人保证向政府上交一石公粮。
母亲说：1943年春天，在南山根据地，吴介夫领导我们在一块地里搞大生产。从陈家台流下一股水，我们修水渠，造水浇地。那里的群众没有见过水浇地，秋后，群众对我们大生产的成绩是非常羡慕的。老乡平时一亩地打六七十斤玉米，百八十斤就算很好的了，我们的一亩地能打二三百斤。在我们的带动下，群众认识到一个问题，没有水，打不下多少粮食。我们有菜园子自己种菜，从春天种小萝卜开始，种茄子、黄瓜、蔓菁，还自己腌蔓菁咸菜。女同志还纺线，吃穿问题解决不少。后来，一个月杀一头猪，大茄子熬猪肉沾莜面。我吃不了，男同志就都来了，先订“货”，你吃不了给我。
与此同时，政府积极领导并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大搞各种副业生产，刨药材、砍木货、割柴禾，采集蘑菇、黄花，瓦子盆一带的群众旋烟袋杆、旋木碗等，避开敌人到川下换粮食、食盐、布匹和日用品，度过灾荒，也稳定了抗日政府的基础。
县里组织了贸易公司，抽调专门的干部搞运销，用山货换回急需的粮食和其他物资。还有的上山剥椴麻（椴树的皮），卖掉上交。另外，还采取了一些措施，将一部分公粮折价，可以交实物布匹、药品等急需的物资。远处村庄没法运送粮食，可以委托山根下的伪甲长代劳卖粮，雇人运送。总之千方百计渡过难关。稳固根据地。
从39年底，在抗日政府的领导下，县农会在东山沟、岭南、沙滩、木府、天津沟、阁上、三里棚、瓦子盆、岔道河和陈家台一带的村庄组织起农民合作社。开垦了由于斗争而被丢弃的没人耕种的土地，由合作社共同经营管理，政府从种子、工具方面给予帮助，集体进行耕种，收获的粮食等按劳分配，。也扣除少量的公积金和公益金，这个举措解决了大问题。如陈家台村当年就多收获了十五大石粮食，他们高兴地在收获后邀请政府和农会的人吃黄糕。冬季，又组织他们搞副业生产，用山上的木料、柴禾到川下换回粮食、布匹、食盐和生产工具，既解决了根据地的人民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又增强了他们团结抗日的决心和信心，支持了抗战。
还组织各个农民合作社的群众到山上寻找能隐蔽的地方盖起了种地的房子，平时种地时休息，敌人扫荡时就藏人藏东西，作用很大。
虽然敌人对根据地搞封锁，每年对征粮、运粮想尽一切办法破坏，截击，狙击我们征粮运粮。我们针锋相对，千方百计地完成征粮存粮任务，直到1944年我们还有存粮。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