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格物致知”属于传统说是解读儒家传统文化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历代的文化延伸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在阐述儒家“内圣外王”的核心思想体系中，起着最至关重要的基础作用。
今天，我很荣幸与各位老师在此，共同学习“格物致知”这一思想精华在各朝各代的延续和传承。
《礼记.大学》第三段：“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也是《大学》八目之所以被确定并且是最为精髓的部分。作为实现儒家“内圣外王”至高理想的阶梯，通过完善一个人内在心智的“善其身”，从而实现外在推行“王道”的政治哲学。“格物致知”学说正是这“八条目”的基础，是实现由“内圣”到“外王”转变的前提功夫。单从字面简单地解释，“格”就是推究，“物”就是万事万物，致”就是获得，意为推究事物，方能获得对实物的认识。这一段话从春秋战国时期延续至今，更显出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成为历代哲学、文人得意修身养心的一项重要指标所在。
大家都知道，儒家思想的核心无非是“内圣”和“外王”，简言之也就是两个方面：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则是成为“内圣”的必要条件；“外王”则主要是通过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儒家的王道思想。它的逻辑路线是成圣，方能以德行称王天下，实行德治和仁政，实现清明社会的大一统。这两个方面又是紧密相关的。“为政在人，取之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在后世的研究中，多数将此重点着眼于“外王”，似乎实现一定的社会功业，才是衡量一个人德行的主要标尺，却往往忽略了对个人德行的重视，忽略了对社会人“格物致知”的理解与践行，“求知至善之所在”。
“格物致知”源于《大学》，而《大学》本是《小戴・礼记》中一篇，经北宋朱熹整理、编撰，独立成册，与《论语》、《孟子》、《中庸》合为四书。《大学》在历代儒家经典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样，“格物致知”思想在《大学》中也是极其重要的部分。“格物致知”是一种认知事物的智慧，即在对万物的探索中认识万物，在对万事的研究中认知万事，作为儒家学说亦或是传统文化的一种认识论，起着基础性地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也应该得到广泛的认可与关注的。“格物致知”作为儒家实现最高理想对的修养功夫，是为学之始，是至圣人之下手处。
在历史的不间断演变中，历代哲人各抒己见，对“格物致知”做出了千年的阐释。
东汉的郑玄在为《礼记》作注释时语：“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之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此谓格物”。“知，谓知善恶吉凶之所终始也。此谓致知。”人们在进行道德实践时必须考虑到自己的行为对社会发生的影响是“致知”，而人们根据这种影响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是“格物”。这是对“格物致知”最早的诠释。
唐代孔颖达言：“致知在格物者，招致所知。格，来也。己有所知，则能在于来物。若知善深，则来善物；知恶深，则来恶物。言善事随人行善而来应之，恶事随人行恶亦来应之，言善恶之来缘人所好也”。“格物”就是使事物到来，“致知”就是通过学习获得所知，具体来说就是：自己能知善爱善，则会招来善事物；自己知恶喜恶，则招来恶的事物。
从两汉至隋唐这其中，汉代经学的发展显著，出现“训诂学”，人们着重于经典的训诂与考据，再对待“格物致知”只是停留在字面上的解释，并没有能超出郑玄对“格物致知”注解的新颖观点。在后来的发展脉络中强调“格物致知”的基础地位重要性的是南宋理学二程中的程颐，随之被宋代大儒朱熹采纳延伸出“格物致知”这一个贯彻史今的重要学说。
朱熹曾对此作出精彩解释：“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至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③，格物就是穷尽事物的理。“致知”就是“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物致知，便是要知得分明；诚意、正心、修身，便是要行的明白。若是格物致知有所未尽，便是知得这明德未分明。”（《朱子语类》卷十四）④朱熹认为，物心同理，欲明心中之理，不能只靠反省，必以“格物”为方法。穷尽万物之理后，心中所具之理方能显现出来，与以往有差别的是这里的“格物”不仅包括事物，还包括读书思辨、道德修养。朱熹以此来鼓励人们多读书，去实现心中那个封建社会最高的伦理纲常，道德标准这也是后世人常批判朱熹死读书的地方。
孝宗即位，朱子上封事说：“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丝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
王阳明也说：“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明之际，此正《中庸》‘或慎恐惧’、《大学》‘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无别功矣。”
宋代对“格物致知”的丰富各异的阐述，引起后代人们的继续探讨，明时期的王阳明作为“心学”一派的代表人物，将“格物致知”发展为“格心”说。后来经过“龙场悟道”他断言：“天下之物本无可格子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上做”，“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致吾心之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真理矣”。⑤
关于阳明先生“格物”，史学界还有他一个小段子，在先生年轻的时候信仰程朱，曾相依照朱熹的学说去实行，“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于是他和朋友就去院子里格竹子了，结果没有得到竹子之理反而生病了，便叹息“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朱子的“格物”虽然是从一事一物着手，但内容确实要通过这去认识天理，也就是认识封建社会的道德原则而不是得到具体的科学知识。按照这种方法，根本不去观察竹子的的生长以及培养竹子的经验，只是对着竹子想，大染不可能达到什么。
当然，对“格物致知”不同时代的解读，只能说明不同时代哲人们不同的思维模式，以及与之相关的时代背景下文化的发展的偏向。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历代研究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名族文化财富，《大学》之所以能够从《礼记》中分出，并成为儒家千百年来的经典之作，定有其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缘由，那就是符合中华名族传承下来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内圣和外王，而实现这一切的前提就是去“格物”去“致知”，通过对实物的探索去寻求真理。
潘麟先生在《〈大学〉广义》这本书里对“致知”和“格物”也对朱子和陆王两系进行了全面地引述和小结。潘麟先生穷尽其理，用尽所思，对格物作出了新的定义，即“所谓格物，无非是反躬自省，逆觉体证，挣脱种种束缚（超越一切）后的直下醒悟即是”。
综上，格物致知有两个方面含义，一是寻求真理的唯一途径是对事物客观的探索；二是探索应该有想象力、有计划,不能消极地袖手旁观。个人觉得，格物就是探究事物的道理纠正人的行为，致知就是达到通晓明晰的地步。这也是所谓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的真实体现。知行合一，是指客体顺应主体，知是指良知，行是指人的实践，知与行的合一，既不是以知来吞并行，认为知便是行，也不是以行来吞并知，认为行便是知。格物致知是知行合一的途径，而知行合一则是致良知和格物致知的最终结果。 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传统儒学文化对我们终身教育的意义正如同“格物致知”对于《大学》一样，这样的基础地位是不能改变的，也是不能掺假的。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千百年来贯穿我国民族文化的主线思潮，对中国人的道德伦理、纲常起着深远的影响，在当今辩证唯物论思想占主流的时代下，儒家传统文化依旧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习儒家传统文化知识对于我们的身心修养，起着指导向作用，即使是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社会，影响也是十分显著的。结合时代特性去深入了解“格物致知”的当代精髓，从强大自我做起，方能无往不利，在时代的潮流中方“浪遏飞舟，中流击水”，作时代的“弄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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