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赵氏孤儿,前些天写过《春秋左传》记载的真实事件和司马迁在《史记》中虚构的故事。《春秋左传》里记载的相对简洁,叙述了由于赵庄姬和赵婴齐私通而导致赵家遭遇灭门惨案。
《史记》所记,情节改变了不少,而且出现了新的内容:一、虚构了一个奸臣屠岸贾。他矫称君命胁众将灭了赵氏全族。二、隐瞒了晋国公主赵庄姬的污点,把她这个悲剧的始作俑者写成了悲剧的承受者。三、塑造了义士程婴和公孙杵臼。他们扶孤救孤,义无反顾地践行忠义的精神为故事赋予了极大的艺术感染力。
太史公的小说笔法,使得赵氏孤儿的故事完整而跌宕起伏,具有浓厚的戏剧性,也为后世的戏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但另一方面,作为严谨的历史记录,虚构的故事又显得荒唐了。
自从《史记》问世以来,历代很多学者对赵氏孤儿的事情进行了考辨,今天我们就看看学者们的考疑。
首先说几个引用《史记》说法的。
西汉刘向《新序》卷七《节士》和《说苑》《复恩》篇都延续了《史记》的说法。限于篇幅,就不引用了。
东汉思想家王充《论衡》卷二《吉验篇》:
晋屠岸贾作难,诛赵盾之子。朔死,其妻有遗腹子。及岸贾闻之,索於宫,母置兒於裤中,祝曰:“赵氏宗灭乎?若当啼。即不灭,若无声。”及索之,而终不啼,遂脱得活。程婴齐负之,匿於山中。至景公时,韩厥言於景公,景公乃与韩厥共立赵孤,续赵氏祀,是为文子。当赵孤之无声,若有掩其口者矣。由此言之,赵文子立,命也。
作为古代一部不朽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文献,王充敢于不承认鬼神的存在,敢于向孔孟的权威挑战,这在历史上是起了划时代的作用的。但在这里他还是宣扬宿命论“赵文子(即赵氏孤儿赵武)立,命也”。
再说考疑的。
唐代鸿儒孔颖达,是孔子嫡孙,曾奉唐太宗命编纂《五经正义》,融合南北经学家的见解,是集魏晋南北朝以来经学大成的著作。《五经》即《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和《左传》。
他在《春秋正义》中论述赵氏孤儿:
《史记》又称有屠岸贾者,有宠于灵公,此时为司寇,追论赵盾弑君之事,诛赵氏,杀赵朔、赵同、赵括,而灭其族。案:二年《传》栾书将下军,则于时朔已死矣。同、括为庄姬所谮,次年见杀,赵朔不得与同、括俱死也。于时,晋君明,诸臣强,无容有屠岸贾辄厕其间,得如此专恣。又说云:公孙杵臼取他儿代武死,程婴匿武于山中。居十五年,因晋侯有疾,韩厥乃请立武为赵氏后。与《左传》皆违。马迁妄说,不可从也。
他在这里根据《左传》,说故事发生时,赵朔已经死了,而且当时晋景公还算英明,不应有屠岸贾这种跋扈的臣子。因此,他说:“与《左传》皆违。马迁妄说,不可从也。”
苏东坡,我衷心喜欢的文化天才,也在《东坡志林》里论述过该事:
《史记》:“司马穰苴,齐景公时人也。”其事至伟。而《左氏》不载,予尝疑之。《战国策》:“司马穰苴,为政者也,闵王杀之,大臣不亲。”则其去景公也远矣。太史公取《战国策》作《史记》,当以《战国策》为信。凡《史记》所书大事,而《左氏》无有者,皆可疑。如程婴、杵臼之类是也。穰苴之事不可诬,抑不在春秋之世,当更徐考之。
他认为,司马迁写《史记》的战国部分多采纳《战国策》。凡是《史记》所记的大事,《史记》有而《左传》没有的,都可疑。例如程婴、公孙杵臼的故事。
洪迈《容斋随笔》卷十《程婴杵臼》:
《春秋》于鲁成公八年书晋杀赵同、赵括,于十年书晋景公卒,相去二年。而《史记》乃有屠岸贾欲灭赵氏、程婴、公孙杵臼共匿赵孤,十五年景公复立赵武之说。以年世考之,则自同,括死后,景公又卒,厉公立八年而弑,悼公立又五年矣,其乖妄如是。婴、杵臼之事,乃战国侠士刺客所为,春秋时风俗无此也。
洪迈也从《春秋左传》考证,认为年代不对应。“其乖妄如是”。还认为程婴、公孙杵臼之事,乃战国侠士刺客为了宣扬忠义气节所编造的。
后来又有王应麟《困学纪闻》、张尚瑗《左传折诸》、清代赵翼《陔余丛考》都认为《史记》所记载不足为信。
不过,也有持保留意见的学者。
清代何焯《义门读书记》:
言杀赵同、赵括、赵婴齐,《左传》颇略。然此赵氏之大事,必别有所传。赵之亡,去太史公近,文献必有可考。太史公时,书不存者多矣,遂谓之妄可乎?如此事赵氏所由不絶,得以大于后世,茍有其文,何得削之?后世之轻议古人可恨也。按程婴、公孙杵臼之事最为无据,疑战国时任侠好竒者为之,非其实也。
何焯认为该事《左传》记载简略,必别有所传,司马迁离那个时代不算遥远,必当有参考文献,不可以妄论其书。意思是只有更多文献资料出土,赵氏孤儿的真伪才能见分晓。
冯班也是持怀疑态度,认为“今皆不知所言何事,太史公当时岂《左传》之外便无所据乎?……甚矣!太史公之不为后人所容也。”他倒是坚决相信司马迁。
综上,历代学者们认为赵氏孤儿一事当从《左传》的为多,当从《史记》的为少。当然,要为此事下定论,还有待于更多文献和考古资料的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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