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共乐区的儿女们又都长了一岁。他们的人生各自发生了变化，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有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有的遇到了挫折也因而开始成熟。在说好不好说坏不坏的小市民生态和想躲都躲不开的环境挤压之下，年龄大点儿的沾上了烟酒，年龄小点儿的为了获得一份人生的安全感本能地依附于年龄大的。而不论年龄大小，几乎都没有任何能力哪怕稍微改变一下人生状况，父母也完全帮不上他们的忙。用今天的说法那就是，把爹拼死了也不可能为他们拼出一条通向美好人生的坦途，所以只能像父辈那样靠江湖义气争取别人的好感，以便在急需帮助时借助一下哥们儿，或在同样感到压力时抱团取暖，面临同样威胁时做出小群体的一致反应。除了亲人或哥们儿，没谁关注他们，偶尔有人爱护一下他们，便足以被他们视为贵人、恩人。他们胆小，不敢招惹是非。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还都不失明智。但在认为有必要证明人格本色的时候，他们又都愿意显示自己是多么义气。他们认为好人格就是够义气。
他们是庸常之辈，但又确实已是千千万万人中的好青年。他们也确实都想做好青年，不想做坏小子。他们最大的明智在于，都深知一旦成了坏小子那也就几乎等于自取灭亡，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事。他们磕磕绊绊地学着做父母以及民间所认可的那种好人，学做后一种好人对于他们反而比较可行，因为简单多了。为了他们的和他们一样是庸常之辈的父母、亲人和哥们儿，为了指望和他们成家生孩子的姑娘——她们倒是不太有他们那种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困惑、迷惘，因为她们都想赶快终结女青年这一尴尬称谓，都想要迫不及待地赶快做好妻子、好母亲和好儿媳。这几乎是民间价值体系固守的最后阵地。她们可以遁入民间价值观的掩体里，去全心全意经营小小的安乐窝，那才是她们的喜乐之事。小小的安乐窝之好，是她们好人生的实体标志。
是的，在一九七四年正月初三的晚上，聚集在周家的这些人多数是共乐区的儿女，少数是由于父母惹上了政治麻烦而成了他们小老弟的青年，如唐向阳和常进步，确乎都是些好青年并且个个愿意继续做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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