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老师有些重诗轻词，从字里行间可以体会：
诗是文学的大宗，词是文学的小宗：后来又由词而分演出曲，曲又是词的小宗：故如后来分演出白话诗，但不能将古诗切断，它是连贯相承的。不懂诗的人，绝不会作词。
诗何以会分演出词？此两种体之不同，由于用处不同，对象不同，题材不同，即是诗所无法表达的，则由词来讲。
学习一下，大概意思有三：
其一，从《诗经》开始，诗贯穿着整个中国的文学史，即便现在白话诗，也是一脉相承。而词仅是中途衍生，且后续未必有力。
其二，从文学地位层面，诗和词的大小之分清楚明白。
其三，词，是作为诗的补充而存在，本身对诗的依附性很强。
第三条，似乎很确定。因为词的产生之初，本就叫“诗余”。
词的题材与对象同诗及散文均有所不同，因为这类作品只能用词来描写；这是细腻的小题目，要低声婉唱，是阴性的美，与诗含有阳性的美不同，词是柔性的。
词，历来都有“婉约”和“豪放”之争。
在涉及词之“正宗”时，婉约明显占上风。毕竟“豪放”自东坡起才在词中崭露头角，起跑线上输了太多！
钱穆老师定义了词的“阴性”美，毫无疑问认可了婉约的“正宗”身份。
词本属阴柔之美，但亦有人转换花样。苏东坡出，用韩愈、杜甫笔调作词，当然不是正宗的词。如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本来是讲儿女的温柔，但词中却是极大的气魄，成为词的变调。
到南宋，姜白石是一位正宗词家。
这两段文字放在一起看，还是关于词之“正宗”的阐述，而且比上文更直接。
我在对待两种风格的词时，是有着明显的区别。
对婉约词，我喜欢的词人很多，大体是因词而喜欢词人。
对豪放词，我只中意苏、辛，是因人而喜欢词，有点追星的味道。至于豪放派其他代表，比如张孝祥等，我视而不见。
凡是一首好的词，词中不宜表露出其身份，如“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此词描写凄凉之事，却讲得最热闹，但用到“上苑”两字，便显露出作者之身份，便不十分好。
又如“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此词由七言诗变成，词中“故国”二字仍带出背景，但以不带背景为妙。
又如以下一词：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此词未有透露作者本身之身份和背景，是临空写来，故比以上两首为佳。
举例都是后主词，可见老师迷弟一枚。
至于“显”和“隐”的表述，也暗合了王国维“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审美。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李后主所作此词，是代替大众而讲的心声，是由自己内心悲伤发而为群众之声。
后主的词，我也非常喜欢。但我的阅读理解层次仅能限于表面，只觉得美，看不到更深层。即便老师这般点透了，我还是看不到代替大众的那种境界。
《人间词话》：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宴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王国维如此说，钱穆如此说，还有其他的很多学者也多如此说。
究竟是学者们的见识都这般高人一等呢？还是人云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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