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郑光路；摄影：完 璧】
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慈惠堂街（今锦江区内）“慈惠堂”内，成都十多个名流士绅正神情庄重地商讨一件大事。
市政府“督办”官员陈光藻（公元1890年~公元1961年），字鸿文，这年仅30多岁，此时他侃侃而谈：“我国历史上主要有‘宗族’、‘宗教’、‘政府’、‘社会团体’四类机构行使慈善行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宗族’慈善形式，如义田、义塾、义冢等，至宋朝后全国已无处不有。”
成都红十字会张立先说：“1912年民国成立后，由杨国屏、李绍严和我，在东桂街文昌宫组成省市红十字会，吴颂尧为理事长，我为副理事长。1917年川军、黔军、滇军在省城打得乌烟瘴气，有天我带人到武城门（现新东门）救护，见余尸残骸被犬食者触目皆是。忽见一个人蓬头垢面，拿把锄头在掩埋残尸……他说叫张鹏武，下苦力谋生，和几个老乡一起做善事，每天在这里掘土埋尸。有两个老乡已被滇军抓去，还有三个被黑枪打伤，如今只剩自己一个人，肚皮都填不饱仍坚持行善……他口讷讷而言辞真诚，我们红十字会自愧不如啊！”
陈光藻点头叹道：“民国后，巴蜀大地连年混战，官方慈善事业还不如前清！唉，蜀中已近两百年历史的慈惠堂，因为政乱财窘，近年一蹶不振。尹仲老啊，我看还得仰仗你出来主持堂务才好！”
在座慈眉善目的尹昌龄（公元1869年~公元1943年），字仲锡，郫县人。他1892年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1897年后，历任西安知府等职，为成都著名的“五老七贤”之—。尹昌龄默然良久，慨然拍案起身：“孔孟之道以仁义为本，墨子也讲‘兼爱’。我就来捏这个烫手‘炭元’（困难的事情）嘛，主办慈惠堂！”
开始困难重重，慈惠堂内300多个老弱病残面黄肌瘦、奄奄待毙。尹昌龄叹息说：“他们每日靠两顿稀饭吊命，营养不足啊！”
尹昌龄这位慈惠堂的“总理”，每天尽职尽力到堂办公，不取分文薪水，却不要堂内节省开支，而是改善伙食，由每日两餐变为三餐，稀饭改成干饭。他中午自掏腰包买400文钱的粑（成都话pa,即软）红苕填肚子，决不沾堂内半点饮食。老弱病残们慢慢地脸也红润了、体力也恢复了。
尹昌龄对他们说：“慈惠堂也可转变为生产机构嘛！跛者，可使守门；瞽者，可使习唱；男人，可编竹箕扫帚，女人，可搞缝纫……你们也可以自强自立啊！”
老弱病残们欢天喜地。慈惠堂在天涯石北街办起“民生工厂”，并在城郊各处逐渐兴办三四十个生产服务机构，如成衣铺、鞋帽铺、裱画铺、印刷铺等。
1924年，尹昌龄得到川军20军军长杨森帮助，在九眼桥办起“培根火柴厂”。火柴商标初称“娃娃牌”，画了一个小孩端碗吃饭，取“育婴”之意。1941年7月更名为“扇牌火柴”，盒面画了一把折扇，扇上有尹昌龄亲书韵语六行：“厂中余利，专恤孤穷。若有私心，天地不容。以扇喻善，奉扬仁风。”（注：现在收藏界朋友对我说：“扇牌火花意义特殊，是藏家梦寐以求的珍品！”）
抗战中日机频繁轰炸成都，慈惠堂郊外田产多，堂内各处收养的8000多鳏寡孤独都很快疏散。但400多个瞎子怕下乡无人管，不愿离城。尹昌龄忙召集距城最近的佃农说：“请你们一家领一个照料，为我分劳。我只要求初到你家，要让瞎子摸惯走熟床铺茅厕，三餐同你们一样吃饱。秋收后，你们该减让多少田租，凭瞎子说句话就算数！你们做得到吗？”
尹昌龄忽然翻身向众佃农下一全礼大跪。众佃农感动得无不大哭，齐声说：“做得到！”
为让他人理解慈善事业，当过大官、又是名儒的尹昌龄经常向人下跪。我查阅民国时旧资料，1936年至1937年蜀中大旱，人吃人已是常事。身为省“赈委会”主席的尹昌龄好不容易筹到点赈灾款，又怕有人贪污。赈灾人员出发前，这位老先生涕泪满面，也大哭着向发赈人员连连下跪叩头：“务将赈款全部发在灾民手中啊，我替水火中的灾民向你们磕头了！”此情此景，实在令人感动，如没有为慈善事业献身的宏愿，是决做不到的！
尹昌龄为四川慈善业殚精竭虑，1942年冬病逝厂中，终年74岁。据其孙子尹大锡先生讲：“据当年（1942年）国民政府的褒扬令所述，我祖父任慈惠堂总理20年，从未领慈惠堂一分薪水，而慈惠堂的资产增值数百倍，救助鳏寡孤独数千人。但到他去世时，他家没有私房一间。他家在马王庙后街租住的是洪钧亮的私房！”
成都民众在少城公园为四川杰出慈善事业家尹昌龄铸造了一尊铜像，焚香礼拜者不绝如缕……可惜后来铜像遭毁。铜像虽毁，然老话飘扬不散：“慈善事业、百世留芳，先生之德、山高水长”！
（待续）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