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家出发。下四楼，一个小坡，再一个大陡坡，往右拐上厂区大路，右手边依次经过冰室、澡堂、礼堂、小卖部，过马路，上村路，左手边是农村信用社，正对着右手边的我的小学，三厂子弟小学。
校大门常年不开，我们都从右手小门进出。小门上台阶是传达室，不记得有看门大叔。上学时，倒是在小门旁站有两个检查红领巾及臂章的红哨岗——那时候也没有这个称谓，好像就叫站岗的。我因为戴过三条杠，应该也站过。当然，一度觉得这是件光荣且值得炫耀的事。
两层的砖结构教学楼正对着校门，左手尽头是学校公厕，同样是红砖砌的，旱厕，一人一个蹲位，蹲位下一眼望到粪池，永远都是臭的，那时候的公厕都长这样。男女各居一端。上厕所时大家都会挑能站脚的，旁边没有太多屎尿遗留的蹲位，但下课人多的时候，谁都没的选了。我记得上到四年级后，公厕也是班级卫生包干区。没有水管，我们都要拎着装满水的桶去搞卫生。搞得认真的时候，我有几次都久居而不觉其臭了，一门心思想把厕所的水泥地板冲刷出能下脚的面目。
面对教学楼右手边是课后活动区，安置了三个水泥乒乓球台。兴起打乒乓球那阵，这三个台永远挤满了人。打球之前最重要的一项运动是占台。用球拍、砖头都不意味着你能先到先得，必须有一到两人站或坐在台面——还得看这人是否强硬，能抵挡后来不服规则的人，用各种方式将此人拖下台。
五年级那年，语文老师换成了我碰到的第一个有儒雅之气的老师，他姓王，戴着眼镜，一口标准的北方普通话——关键王老师下课后也是一口纯正的、没有丝毫塑料味的普通话。他的长相加上瘦高个儿让他在我当时认识的所有大人中鹤立鸡群。为了获得他的认可，我的语文成绩必须好，而且要突出。尽管他并不经常夸我，但我有点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也是欣赏我的。
突然扯到王老师，是因为我一想到乒乓球台就会联系到一件与他有关的小事。某个放学后的下午，有些男孩儿会留在学校打一阵球后再回家。一天，我班男生樊勇——因为长得帅比较受当时班上女生关注——照例和其它人一起打球，习惯性地往围墙外吐了把口水。围墙下是进入学校的村路。乒乓球台地势较高，加上围墙挡着视线，站在球台旁完全看不到那条路。好巧不巧，樊勇的这把口水刚好落在了从下面走过的王老师身上。王老师当即就在下面嚷开了，樊勇也吓得不轻，但还是把头伸出围墙认了。随后，王老师便冲到球台边扇了他一耳光。
我不确定自己的记忆是否准确。按常理，我都是放学就回家写作业的乘宝宝，但却又清晰记得上述这一幕。如果是后来听人转述的，就只能说明这俩人及这件事在当时我的心中占了不轻的份量。
接着说学校。学生人数不多，一个年级一个班，一、二、三年级分布在教学楼一层的左右两边，四、五、六年级则在二层。上一、二年级的时候，我就用仰视来看另一侧和另一层的学姐学哥们。教学楼一楼中部留出了一个通道，通道右手边是上二楼的楼梯。通道还有一个聚焦点——水龙头+水池。六个年级的孩子下课后都会拥到这里，歪着头就着龙头嘴喝水；我们搞卫生，提着水桶也是在这里接水去冲厕所。记忆里都是夏天，一帮孩子挤着喝水打闹的欢乐，冬天呢？下雪呢？却完全没有印象。
经过教学楼的通道，来到小操场。操场左手边是学校苗圃，那时候把花园都叫苗圃。应该是怕孩子进去捣乱，苗圃通常都是锁着的，里面的花草植物估计是供领导视察用的，反正我们从来没有进去辨认过一根草。右手边的空地是低年级出操的操场，有时也用来举行全校大会或比赛，靠边列着两个宣传栏。我曾经站在宣传栏前面对黑压压的同学表演过诗歌朗诵，丝毫没有怯场的意识。
小操场往上有一条颇陡的台阶，右边开出一条小路通往老师的办公楼。办公楼也有两层，二层还住了一些单身的老师。沿着陡直的台阶走到顶又是一片空地，是为大操场。好像是上了四年级之后，我们才去那儿出操、上体育课。说到体育课，想到一个与我是家门的老师，六年级新来的，好像还是刚毕业分过来的。年轻、朝气，还愿意偶尔跟我们开开玩笑，关键长得帅——第一次将这个词与老师联系上。大家尤其是女生都会私下议论这位黄老师的种种，体育课也第一次成为我们算着日子期待的课。有一次好像是练跳远，老师说我没有发挥自己应有的水平，我因为平时跟老师逗嘴得有些不顾忌了，就回了心里话：老师看着我不好意思啊。黄老师突然很严肃正经地答道：“你思想怎么这么复杂，跳个远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当时就羞了个大红脸。
大操场紧贴着一片小山，学校用地应该是正是挖了这座山的一部分。下午的体育课有时会安排自由活动时间，我们就在学校最大的活动场地上疯玩。山上的芦苇、狗尾草成了我们游戏的道具，进攻的武器。铺了水泥的空旷球场最适合玩我们都是木头人。我有时会一个人走到操场另一端，久久看着办公楼二层，好奇那里住的老师宿舍，都有什么家具，怎么摆设，一定有些什么我家里没有的东西。
在这所学校，我度过了五年的儿童时光。这五年，在回忆里都是镶着金边闪着金光的日子，连不愉快受委屈的偶发事件都成了它的点缀，好像只为让那些金光更加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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