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昌-《寓意草》
伤寒病有宜用人参入药者。其辨不可不明。盖人受外感之邪，必先发汗以驱之。其发汗时，惟元气大旺者。外邪始乘药势而出：若元气素弱之人，药虽外行，气从中馁，轻者半出不出，留连为困；重者随元气缩入，发热无休，去生远矣。所以虚弱之体，必用人参三五七分，入表药中，少助元气，以为驱邪之主。使邪气得药，一涌而去，全非补养虚弱之意也。
即和解药中有人参之大力者居间，外邪遇正，自不争而退舍。设无大力者当之，而邪气足以胜正气，其猛悍纵恣，安肯听命和解耶，故和解中之用人参。不过藉之以得其平，亦非偏补一边之意也。
而不知者，方谓伤寒无补法。邪得补弥炽，断不敢用。岂但伤寒一证，即痘疹初发不敢用，疟痢初发不敢用，中风中痰中寒中暑，及痈疽产后，初时概不敢用。而虚人之遇重病，一切可生之机，悉置之不理矣。
古今诸方：表汗用五积散参苏饮败毒散，和解用小柴胡汤白虎汤竹叶石膏汤等方，都用人参。皆藉人参之力，领出在内之邪，不使久留，乃得速愈为快。奈何世俗不察耶！独不见感入体虚之人，大热呻吟，数日间烁尽津液，身如枯柴。初非不汗之，汗之热不退。后非不和之下之，和之下之，热亦不退。医者技穷，委身而去。不思内经所言：汗出，不为汗衰者死，三下而不应者死。正谓病患元气已漓，而药不应手耳。
夫人得感之初，元气未漓也。惟壮热不退，灼干津液，元气始漓。愚哉愚哉。倘起先药中用人参三五七分，领药深入驱邪，即刻热退神清，何致汗下不应耶。况夫古今时势不同，膏粱藜藿异体。李东垣治内伤兼外感者，用补中益气，加表药一二味。热服而散外邪，有功千古，姑置不论，止论伤寒专科，从仲景以至于今，明贤方书充栋，无不用人参在内。何为今日医家，单单除去人参不用，以阿谀求容，全失一脉相传宗旨。其治体虚病感之人，百无一活。俟阎君对簿日知之，悔无及矣。
乃市并不知医者。又交口劝病患不宜服参。目睹男女亲族死亡。曾不悟旁操鄙见害之也。谨剖心沥血相告。且誓之曰。今后有以发表和中药内。不宜用人参之言误人者。死入犁耕地狱。盖不当用参而用之杀人者。皆是与黄 白术当归干姜肉桂大附子等药。同行温补之误所致。不与羌独柴前芎桔芷芩膏半等药。同行汗和之法所致也。汗和药中兼用人参。从古至今。不曾伤人性命。安得视为砒鸩刀刃。固执不思耶。最可恨者。千百种药中。独归罪人参君主之药。世道人心。日趋于疾视长上。其酝酿皆始于此。昌安敢与乱同事。而不一亟辨之乎。
附：人参败毒散注验 嘉靖己未。五六七月间。江南淮北。在处患时行瘟热病。沿门阖境。传染相似。用本方倍人参。去前胡独活。服者尽效。全无过失。
万历戊子己丑年。时疫盛行。凡服本方发表者。无不全活。又云。饥馑兵荒之余。饮食不节。起居不常。致患时气者。宜同此法。昌按彼时用方之意。倍加人参者。以瘟气易染之人。体必素虚也。其用柴胡即不用前胡。用羌活即不用独活者。以体虚之人不敢用复药表汗也。饥馑兵荒之余。人已内虚久困。非得人参之力以驱邪。邪必不去。所以服此方者。无不全活。
今崇祯辛巳壬午．时疫盛行。道 相藉。各处医者。发汗和中药内。惟用人参者。多以活人。更有发 一证最毒。惟用人参入消 药内。全活者多。此人人所共见共闻者。而庸愚之人。泥执不破。诚可哀也。
又有富贵人。平素全赖参术补助。及遇感发。尚不知而误用。譬之贼已至家。闭门攻之。反遭凶祸者有之。此则误用人参为温补。不得借之为口实也。
胡卣臣先生曰。将伤寒所以用人参之理。反复辩论。即妇人孺子闻之。无不醒然。此立言之善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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