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被誉为“书圣”，其《兰亭序》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向来被当做他的代表作，很多人对王羲之的印象也是行书家。
但是，对王羲之颇有研究的书法家寇克让说，王羲之固然真行草诸体兼善，但非要论以先后的话，他首先是一个草书家，其次是楷书，最后才是行书。
我们不妨看看寇克让的几条证据：
第一，王羲之成名于草书。“王羲之章草答庾亮”一事发生在王羲之31岁的时候，这一个时间点，寇克让在《书法没有秘密》中有精确的考证。
庾翼是庾亮的弟弟，作为书法上的竞争对手，庾翼最初是瞧不起王羲之的，曾把王羲之的书法称为“野鹜”，即野鸭子，也就是说王羲之的字是“野路子”。直至他看到王羲之写给哥哥庾亮的信时，庾翼才深表拜服。
他给王羲之写信道：“吾昔有伯英（张芝）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庾翼显然是把王羲之的章草和张芝相提并论了。一个年轻人居然可以比肩历史上的草圣，何况还是出于竞争对手之口！
第二，王羲之晚年的书法达到个人的巅峰，而这个阶段主要的字体也是草书。永和（345-356年）年间是王羲之人生最后的十年，被后世尊为草书圭臬的《十七帖》，著名的《桓公破羌帖》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艺术水平登峰造极。梁武帝内府著名押署人唐怀充评价《桓公破羌帖》“笔法入神”。
据寇克让考证，《桓公破羌帖》写于公元354年（东晋永和十年），当时桓温收复旧京洛阳，举国欢庆，王羲之虽然已经辞官归隐，但仍关心国家大事。他说：“《桓公破羌帖》时间明确，涉及重大历史事件，是一件标准器。”
王羲之《桓公破羌帖》
王羲之《桓公破羌帖》
王羲之《十七帖》
第三，王献之曾对王羲之说：“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王献之是王羲之第七子，他在此建议羲之由古草改向行草，应该是羲之晚年的事，看来王羲之一生主要精力在草书。
第四，唐初官修《晋书》在《王羲之传》说：“尤善隶书。”隶书，就是楷书。这一段显然是行文拼凑的一种写法。而《王献之传》写得更清晰，说：“时议者以为羲之草隶，江左中朝莫有及者。”据文献，这个说法是得到过颇具发言权的王僧虔的印证的。何况，《采古来能书人名》也说羲之“特善草隶”。
第五，寇克让做过一个统计，王羲之传世的作品里，六成以上是草书，三成多是楷书和行书。
寇克让说，《桓公破羌帖》是永和十年的作品，与永和九年的《兰亭序》时间最为接近。据文献记载，王羲之有一个习惯，就是往往写真草参半的作品，所以字体界限不是绝对不可以逾越。《桓公破羌帖》与《兰亭序》虽然字体有别，似乎仍然可以比较，那么《兰亭序》炫技、做作的小动作一望而知，它缺乏王羲之其它可靠作品的普遍具备的浑朴之美。
既然《兰亭序》只是普品，为什么成了代表作？
寇克让认为，关键推手是唐太宗。唐太宗也善书，古代书家中最推崇王羲之。但草书的门槛太高，一般人仅辨认就需数年，至于写出新意，难上加难，而楷书一般看来有点“小儿科”。李世民当时最看重的是行书，所以出现了著名的二序——《兰亭序》《圣教序》，这两个“政府工程”都是行书，萧翼赚《兰亭》和陪葬昭陵的故事更是将《兰亭序》神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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