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年前的抗战胜利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去年十二月第一次湘西行，结束行程时站在即将注入洞庭湖的沅江边，望着经湘西丛山而下、百溪汇入的江水自问。
“国家构建或国家构建的根本动力，不是人为设计，而是战争”，这是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对战争与国家关系的一个描述，用更直白的话说，就是‘战争构建了国家’。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抗日战争密不可分。于是，从吕家坪转去芷江，凭吊“芷江受降旧址”。
芷江受降纪念坊。
当年接受日军投降的是国民政府的将领；“人民的胜利”——受降纪念馆门前一块石匾上刻着毛泽东的题字。的确，若不是四万万中国人同仇敌忾，前线后方、国统区、敌后根据地人民浴血奋斗，战胜日本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自1895年北洋水师葬身黄海后的半个世纪，日军是那么不可一世。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失败，从某种角度上可以说是被中国人拖垮的。
从正面战场的军事实力看，当时中国军队与“现代”有着相当距离，不仅是武器，还有兵役制、军人素质等等，淞沪战役等正面战场的厮杀异常惨烈，结局都是失守。1940年后日本人占据了中国大部河山，却同时陷入深深的战争泥潭，兵员匮缺、民心相悖，入侵者的气数在一点点耗尽。与此同时，欧洲战场形势逆转，美国、苏联对日宣战，敲响了侵略者的丧钟。
这场战争的背景复杂无比。国内大小军阀、国民党与共产党、美国与苏联，但这些旋涡和涟漪都无法改变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的定律，如同势不可挡的沅江之水。
抗战初期的1937年，中共领导的军力不足10万人，8年过后增加到120万！与此同时，中共在广袤乡村建立了完整的组织体系。蒋介石的治军宗旨是“打仗就是打将”，毛泽东的取胜之宝是“兵民是胜利之本”。1945年中共军力虽然弱于国民党，但组织网络遍及乡镇，这是四年后政权异帜的一个重要原因。
八年抗战，中共军力增加过百万。
除了在中国人民成为胜利者的故地回味那场持久战，另一个收获是，得知芷江成为受降地的另一个背景——那里曾经是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最后一次会战，两个月的湘西会战令日军以溃败收场，六十六天后的8月21日，侵华日军在芷江向中国举旗全面投降。
受降会场原貌。
1943年11月的常德会战击退日军的进攻，为“开罗会议”确定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奠定基础；1945年的芷江保卫战成为逼迫日军投降的最后一役。七十四年过去，抚今追昔，湘西这块土地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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