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29岁的翁端午搂着陆小曼的腰不松手，徐志摩却在旁边拍手叫好，就连陌生人也对徐志摩投来怜悯的目光。
陆小曼和徐志摩成婚后，便定居在上海。
身为交际花的陆小曼，顶不住上海滩灯红酒绿的诱惑，一下子扎入那个大染缸。
因为身边接触的都是名流，陆小曼的生活水准也要和他们持平。
出行要私家轿车，住宅要三层别墅，高档的服饰，家具，和奢华的享受也不能少。
每天的任务就是坐着小轿车出现在上海的街头，出入的场所都是舞厅，剧场，商号和各界名流的聚会。
陆小曼自己又不赚钱，那就只能从徐志摩身上索要钱财。
对于徐志摩来说，他现在要养活的是十几张嘴，有陆小曼和父母，司机厨师，女仆，丫鬟，男佣十几个。
每个月六七百元的开支是必须的，加上陆小曼在外面花天酒地的钱，没个1千元下不来。
要知道，90年代的一千元等于现在的三万三千元左右。
然而陆小曼并没有把徐志摩的疲惫放到眼里，在她的心里，只要往家里拿钱供她享受就好。
慢慢的，她被身边的狐朋狗友吹捧的飘飘然，准备自己穿上戏装，亲自登台唱戏。
在当时的上海，常常有以赈灾为名的票友堂会，陆小曼心想自己做了，就要让全上海滩为她惊艳。
不得不说，陆小曼关于艺术方面的天赋比很多人要强，当大幕拉开，一曲《思凡》被她演绎，那风情万种的做派还真让她一炮打响。
有一天，徐志摩因为加班回来晚了。
一推门，就听到陆小曼和两个男人嬉戏打闹的声音，其中的一位男子便是陪伴陆小曼余生的翁端午。
见他进来，陆小曼一下扔掉手里的瓜子，“摩，怎么回来这么晚，人家客人都等急了呢！”
原来，三人都是戏园的人，这次来是想邀请徐志摩和他们一起排演一出大戏。
徐志摩虽然不愿意，但面对陆小曼的撒娇，还是妥协了。
但是，排戏和演戏的过程可让他窝了一肚子火。
因为陆小曼太不注重男女之间的距离，在排练的时候经常和翁端午躲在角落里说悄悄话。
翁端午在帮她设计舞台动作时，不是拉着手，就是扶着腰，像是小情侣打情骂俏。
有一次，徐志摩还在场，就看到陆小曼趁翁端午扶腰时，假装一个踉跄倒在他的怀中，而他也没躲，反而将陆小曼搂的更紧了，手还放在她的胸部上。
这可把徐志摩气的够呛，甚至连同组的演员都向他投来怜悯的目光。
公演当晚，陆小曼和翁端午更是眉目传情，言语和行为上充满挑逗的意味。
而在一旁饰演大红袍的徐志摩还得为二人的调情煽风点火，这让徐志摩心里特别不痛快，但是也不敢跟陆小曼发火。
只敢回到家后，痛苦地说道：“仅此一次，以后再也不去演戏了。”
演出完毕后，陆小曼正打算接受全上海名流的吹捧，没想到报纸上刊登的文章让她成为全上海嘲笑的对象。
原来《福尔摩斯》报中，有一篇文章写的全是陆小曼的风流事，只不过把主角换了名字。
一时间，陆小曼的名声就臭了，所有人都在猜测陆小曼是不是又出轨翁端午了，说她不检点。
她哪能受这气，一气之下就将《福尔摩斯》这个报刊告上法庭。
1928年1月11日下午，法庭开庭，公开审理此案。
本来陆小曼自信满满，可没想到对方律师一句“倘使有人骂董则民，而我偏去认定是在骂我陈则民，这不是有病吗？”
这一句话噎得陆小曼说不出话来，最后以败诉结尾，悻悻而归。
第二天，《申报》便大肆宣扬了这起官司，让陆小曼和徐志摩被大家讥笑了好一阵。
徐志摩愁得每天茶不思饭不香。
反观陆小曼，该玩玩该花花，每天晚上照旧坐着私家车去各种舞厅和戏园子。
徐志摩为了维持十几口人的生计，又应了苏州大学法学院的聘请，讲授英国文学。
所以他每周奔波于上海，南京，苏州三个地方，吃饭就在火车上对付两口，闲暇时间还要写诗赚钱。
但就是这样，也填不上陆小曼那个无底洞。
@曼婧说历史
上海的冬季是寒冷的。
对于徐志摩来说，陆小曼就是他寒冷冬夜里唯一的慰藉。
可徐志摩并不是她的唯一，陆小曼是个夜猫子，白天睡觉，晚上则流连于各个舞厅，戏园子，或是其他热闹的场所。
但徐志摩并没有因此怀疑陆小曼对他的感情，他在努力振作自己，也想努力拉陆小曼一把。
但陆小曼早已不是他心中的模样，现在的陆小曼心里只有金钱和面子。
对于她来说，徐志摩只是提款机罢了。
参考书籍《我有一个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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