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奉蒋介石之命，阻击红军北上。在短短半年之内，所属部队三个旅被击溃，实力 受到相当大的损失。
1935年秋，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
1935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张学良任“西北剿总”副司令，并代理总司令蒋介石的职务。
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
1935年11月22日，东北军在直罗镇战役中，红军仅以800多人的伤亡就杀、伤、俘6000多东北军精锐109师的士兵。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东北军就损失近三个师的兵力，两名师长阵亡，七名团长或阵亡或被俘，使张学良及其东北军官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杨虎城、张学良的部队战局相继失利，被红军削弱了实力。蒋介石将他们一些部队的番号撤销，军饷减发，并决定另调军队，亲赴西安督战。
红军虽然获得局部战争的胜利，但是必将迎来国民党更加疯狂的‘’围剿‘’。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内战游行给了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1936年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
中共中央分析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处境和现状，认为争取两军共同抗日是完全可能的。争取东北军的工作，首先开始于教育释放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高福源被红军俘虏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自愿担负起促成红军与东北军合作的重大使命，从1936年1月起，沟通了红军与东北军的联系。
张学良自从丢东北、失热河之后，就一直担心蒋介石不再信任他。与红军作战失利，更加害怕东北军被彻底削弱。杨虎城也恐慌‘’剿匪‘’不利会被蒋介石借机兼并。他们都认为与红军继续决战只能是便宜了蒋介石。中共提出反内战的抗日主张，正合张学良、杨虎城的心意。
二三月间，中共中央派李克农两次到洛川，先后同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张学良会谈，达成了局部停战协定。3月下旬，上海地下党委派刘鼎到西安，出任中共驻东北军代表。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延安）举行联合抗日救国的会谈，在互不侵犯、互相帮助、共同抗日等问题上，达成初步协定。肤施会谈申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中共愿意为苏联支持西北联合抗日牵线搭桥。红军方面与杨虎城都愿意张学良领导西北联合抗日，实现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红军‘’三位一体‘’，共同反内战。张学良觉得有苏联依靠，就可以不怕蒋介石了。他与杨虎城都认为团结抗日可以名正言顺抵制蒋介石的‘’剿匪‘’，与红军联合反内战才有前途。
中共中央和红军官兵还在陕北前线对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进行了宣传教育工作。两军的官兵，特别是东北军的官兵，自九一八事变后，背井离乡，身受国破家亡之苦，早就厌倦内战，盼望收回失地，打回老家去。红军通过战地喊话、教育释放俘虏等方式，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 扩大红军的影响。到1936年下半年，事实上双方已停止了战争，士兵经常一起联欢、看戏、互赠礼品。
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一起商定了改造部队、整顿内部、共同对付蒋介石和准备抗日的做法。为了培养抗日力量，他们在西安城南王曲联合举办军官训练团。东北军还成立了学兵队和抗日同志会，杨虎城也把第十七路军原来的步兵训练班改为军官训练大队。在张学良、杨虎城的支持下，西安群众抗日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
这样，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起来了。三方互相信任，密切合作。当时许多人把这大好局面称为“三位一体”。西北大联合局面的形成，不仅证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和具有伟大号召力，而且必然要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然而不久后，广东将领纷纷向南京政府投诚，陈济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对蒋介石表态归顺。由于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便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师悉数北调，用来剿共，并准备将张学良的部队调离。
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等量齐观是不对的”，“不能同时顺利地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我们（指国际）觉得，你们（指中共）号召西南集团反蒋行动的声明是错误的”，要求中共与蒋介石就共同抗日进行和谈。
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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