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搬到这贫民窟里住后,约莫已经有二十多天的样子。一天午后我正点上蜡烛,在那里看一本从旧书铺里买来的小说的时候,二妹却急急忙忙的走上楼来对我说:
“楼下有一个送信的在那里,要你拿了印子去拿信。”
她对我讲这话的时候,她的疑惧我的态度更表示的明显,她好像在那里说:“呵呵!你的事件是发觉了啊!”我对她这种态度,心里非常痛恨,所以就气急了一点,回答她说:
“我有什么信?不是我的!”
她听了我的这气愤愤的回答,更好像是得了胜利似的,脸上忽涌出了一种冷笑说:
“你自家去看罢!你的事情,只有你自家知道的!”
同时我听见楼底下门口果真有一个邮差似的人在催着说:
“挂号信!”
我把信取来一看,心里就突突地跳了几跳,原来我前回寄去的一篇德文短篇的译稿,已经在某杂志上发表了,信中寄来的是五元钱的一张汇票。
第四次交流描写,时间发生在“我”入住20多天后。那一天有邮递员来送信,陈二妹喊“我”下楼去取,语气中带有点“疑惧我的态度”。
“她对我讲这话的时候,她的疑惧我的态度更表示的明显,她好像在那里说:“呵呵!你的事件是发觉了啊!”我对她这种态度,心里非常痛恨,所以就气急了一点,回答她说:
“我有什么信?不是我的!”
为什么女工对“我”有疑惧的态度呢?是因为从第三次交流谈话后到现在,女工发现“我”经常夜不归宿,可能在外面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所以女工又对“我”又有了疑惧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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