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和同学们一起在欢送的锣鼓声中,离开了我的故乡-重庆,怀着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的伟大理想,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想的却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一开始感觉农民们的纯朴,还幻想是否应该多学习农业科技知识,帮助他们实现农业现代化。残酷的现实却告诉我,灾荒连年有,地少人多,交了公粮后,平均一人一年只能分一百多斤谷子,糠菜半年粮是常事,开始我们住在大队长的家,糠粥我还能喝一点,那糠和清明菜做的饼,卡在喉咙里怎么也咽不去。他们都笑我没吃过苦,糠菜饼这么好的东西都吃不了。幸好我们知青毎月有粮食补贴,我食量小,省着点吃就够了。我独自一人在那偏僻无人居住的晒谷场边的茅草房里,住了整整三年,每天除了敲钟上班,还要为自留地挑粪、浇水种菜,幸好我有一把小提琴陪伴我,郁闷时就拉拉小提琴自得其乐,日子也就这样过去了一年多。
那一天,生产队长到我家来,我正在给我父亲写信,他来东拉西扯的聊天,我看天气已晚,几次三番暗示他离开,他都无动于衷。谁知他居然突然起身吹熄了煤油灯,向我扑了过来,我拼命推开了他,抓起菜刀自卫,他大概一时慌乱跑了出去。我立刻把门闩上,又将桌子甚至炉子都搬去把门堵上,因为我知道,那个门实在不是很顶用的。果然不除我所料,他又回头来推门,我强作镇定,继续给我父亲写信。他见门堵死了推不动,居然捡石头来砸我的屋顶,我怕屋顶被砸烂,石头会伤着我,只好吹熄灯,用被子蒙头睡觉,幸好一夜无事。
我知道这事不会这么结束,只好找了两个小伙伴来陪我,岂知生产队长贼心不死,居然半夜撬门入室,我梦到一只大蜘蛛在我的脚上爬,一下惊醒了,明白是怎么回事,从枕头下拿出火柴,却因火柴盒发出的声音,惊走了贼人。两个农村小姑娘吓得不行,我告诉她们不要声张,以便找机会抓住贼人,其实我是知道说出去的后果是什么。她们俩哪里能忍得住,第二天就家喻户晓了,各种猜测都有,无非是往生产队的那些年轻男子身上猜,一时间谣言四起。我实在不忍让无辜的人背黑锅,就把真像告诉了本地叫毛三姐的知青,她是党员,在党委会上揭露了此事。这下炸开了锅,整个村大都是姓程,都是族亲,说什么的都有,我成了被全村大多数人指责的对象,没有人相信他们从部队复员回来的英雄是个撬门入室的的匪类,认为我一定是有什么目的而冤枉他。当年才18岁的我,忍着滿腹的冤屈投诉无门,再也不敢告诉任何人,只好装聋作哑,默默承受。而他们还变本加厉的给我小鞋穿;我的脚被蚂蝗咬了,连小腿都肿到发亮,不能出工,他们就借口我工分不够,不分口粮给我,补钱也不行,最后我只好告到公社党委去,才暂时解决了问题。
屋漏又遭连阴雨,天下雨,田坎小路又窄又滑,我在回家的路上,摔倒在山沟里,头撞到石头上晕了过去,醒来后勉强支撑着走到了火车站,回到家后躺在床上就再也起不来了,头痛如裂,恶心呕吐,到医院检查确诊为脑振盪。半年后头痛减轻了,我却发现自己一直引以为傲的记忆力几乎完全消失了,我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天天失眠,日渐消瘦,体重从100斤降到72斤,我每天都在考虑一件事,怎么自杀才不那么痛苦。我开始向医生要安眠药,但安眠酮用药控制很严,每次医生最多开三片,我只吃过一片,而且发现还是睡不了,我积攒了差不多一年,有八十多片了。我终于找到机会了,在出工前,我吞下了全部的安眠酮,还没有到工地上,我就晕倒了,他们只好把我抬到十几里外的医院抢救。我后来醒了,才发现自己的行为太自私了,为了自己解脱,完全忘记为亲人考虑了。我发誓;今后不管有多艰难,我也要面对,只要我的父亲在一天,我就没有权利放弃自己的生命。
“祸亦福所依”,我学校的老师看我萎靡不振,身体虚弱到极点,动了侧隐之心;念我本是独生子女,却离乡背井,加上没有家庭背景,回城完全无望。劝说我用“病退回城”的方法,离开那个让我绝望的地方,在那位老师的帮助下,我往返奔波了半年,终于回到了我的故乡-重庆。我知道自己的恶梦终于结束了,我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虽然我表面上看起来一直都很冷静,独自一人承担一切委屈,连我唯一的亲人-从小独力抚养我长大的父亲,也不知道我曾经遭遇过什么,只因为我从小就极懂事,不想让父亲为我担忧。终于恶梦醒来是早晨,我告诉自己;你已经从地狱到了天堂,从今以后,即使生活再艰难,也是幸福的,一定要笑着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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