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西夏何以选择范仲淹
1040年,宋夏战争开始。在越州任知州的范仲淹被朝廷点名派往宋夏战争前线任职。众所 周知,范仲淹是一个政治家、文学家,不是军事 “ 科班 ” 出身,当时北宋的军队已达到 100万 人,朝廷为什么会选择范仲淹守卫边疆、抗击西夏?而范仲淹又为什么会欣然接受这个 “ 分 外 ” 担子?阅读《宋史》和《范仲淹全集》 ,笔者找到了其中的答案。
受命于 “ 无将可用 ” 之际
《宋史》记载,宋太祖时,全国有禁军 20万,真宗时增到 44万,仁宗对西夏用兵,禁 军激增到 80万,后来《水浒传》中称林冲为 “ 八十万禁军教头 ” 就是这样来的。加上服杂役 的厢军, 总人数已达 140万。 当年北宋总人口只有 2200万, 国家的近十分之一人口是军队。 然而,由于宋初确立的重文轻武 “ 基本国策 ” 经过近百年的 “ 贯彻落实 ” ,到宋夏战争前夕,北 宋军队 “ 兵不知将,将不知兵 ” ,已是无将可用了。范仲淹之所以被选择,军队中无武将可用 是一个重要因素。
北宋之所以实施重文轻武的 “ 基本国策 ” , 是宋太祖总结历史教训和自己的 “ 实践 ” 经验的 结果。五代时,武将专权,各自为政,泛然成灾。赵匡胤因为掌握了兵权,最终通过 “ 陈桥 兵变 ” ,兵不血刃, “ 皇袍加身 ” ,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了北宋王朝。此后不久,他便 “ 杯酒 释兵权 ” ,把掌握军事大权的人一一削职。
然后,进而在制度上加以完善。宋代以前,宰相握有 “ 事无不统 ” 的大权。宋太祖在建国 之初,用分化事权的办法,通过新设的机构 —— 政事堂、枢密院和三司,削弱宰相的权力。 宋设 “ 中书门下省 ” 掌握实权,但仅有民政权,设于内庭,称政事堂 (即宰相办公的地方 ) ,是 中央行政机关。长官为宰相,官衔是 “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 ,简称 “ 同平章事 ” 。为了限制宰相 的权力,又另设副宰相 “ 参知政事 ” ,意思是与宰相共同议政,使宰相不能专权。
宋初设立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掌管全国军事。枢密院和宰相的政事堂并立 “ 对掌大 政 ” ,号称 “ 二府 ” 。二者一文一武,互不通气,分别向皇帝奏事。皇帝直接控制政权和军权。 为了限制枢密使的权力,又设枢密副使。
同时, 设置三司分割宰相的财政大权。 度支 (掌财政收支和漕运 ) 、 盐铁 (掌工商业收入和 兵器制造 ) 、户部 (掌户籍、财赋和专卖 ) ,掌管全国财政。长官是三司使,亦称 “ 计相 ” 。另设 三司副使多人,以防三司使专权。在民、军、财三权分立中,三者不相统属,分别向皇帝奏 报,一切由皇帝裁决,宋代把中央集权强化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这样做的目的, 说白了就是害怕大权特别是军事大权旁落。 国家如此规定, 皇上最担心 武将夺权兵变,在这样的大气候下,谁再舞刀弄枪,逞强好胜,岂不是不识抬举。其结果就 是军队战斗力急剧下降,事有缓急,无将可用,兵败如山倒,也就不难理解了。
既然无武将可用,只好在文臣里选择了,范仲淹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被选中的。
一个明智的选择
选择范仲淹是朝廷一个明智的选择, 这一点已经被范仲淹在西北抗夏的实绩所证明。 为 什么说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范仲淹虽然没有从军的经历,但是他对军队的弊病的观 察,对国防空虚的忧虑已经太久了。
天圣三年(1025)四月二十日,范仲淹担任大理寺丞,这是一个掌管刑狱的低级官员, 范仲淹没有自轻自贱,而是不顾人微言轻, “ 欲倾臣节,以报国恩 ” ,直接给摄政的皇太后及 宋仁宗上《奏上时务书》 , “ 所言皆圣朝当行之事而未之行者。 ” 在这封上书中,范仲淹对国 家日益显现出来的文学上的浮华、 武备上的废弛、 言路上的不畅等现象给予极大关注, 特别 在军事方面,他引经据典,结合古今实例,提出要加强武备,巩固边防,强化军事指挥人才 的培养、选拔,加强军事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防患于未然的主张。
他说, 没有武备的危害, 在历史上数不胜数, 远的不说, 就拿唐代和五代时期为例, “ 唐 明皇之时,太平日久,人不知战,国不虑危,大寇犯关,势如瓦解, ” 五代的时候,平时高
枕无忧,毫不设防,突然战事来临,部队仓促上阵,因为无将可选,只能在士卒中提拔,一 时间 “ 豺狼竞进, 真伪交驰 ” 。 这封闪耀着范仲淹杰出军事思想的上书发生在西夏大举入侵宋 朝的 15年前。
天圣四年(1026)范仲淹在母亲病逝在家守孝期间,又《上执政书》 ,在这封万言书里, 范仲淹大胆提出了 “ 固邦本, 厚民力, 重名器, 备戎狄, 杜奸雄, 明国政 ” 的思想, 其中, “ 备 戎狄 ” 一项对边防问题做了详细而深刻的剖析, 他认为 “ 备戎狄 ” 的关键在于 “ 育将材, 实边郡, 使夷不乱华 ” 。显示了他杰出的军事天才和深远的政治预见性。
范仲淹对军事的关注还可以追溯到更早期。 早在他进士及第不久, 在亳州担任推官期间, 有了一趟河朔之行。河朔,泛指黄河以北地区,多属燕赵之地,自古多豪侠。身在其中,感 同身受,范仲淹写下了著名的《河朔吟》诗一首:
太平燕赵许闲游,
三十从知壮士羞。
敢话诗书为上将,
犹怜仁义对诸侯。
子房帷幄方无事,
李牧耕桑合有秋。
民得 褥兵得帅,
御戎何必问严尤。
在这首诗里,范仲淹提到了三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军事人物:张良、李牧、严尤。这一 年,自己三十岁。三十岁,而立之年,正是建功立业的时候,范仲淹有感而发:有朝一日, 一定要像张良那样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 要像李牧那样屯田戍边、 保家卫国, 像老 将严尤那样爱护百姓,建功立业。
“ 敢话诗书为上将! ” 这不是毛头小子的轻狂之语,那是自己从政后第一次心灵的呼喊, 是对三位军事前辈军事思想、军事人格和军事成就悉心研究后杀敌报国立功豪情满怀的宣 言!
事实上, 在范仲淹西北抗击西夏的军事实践中, 他确实受到了三位军事前辈的影响。 特 别是李牧, 其军事思想对范仲淹影响甚深, 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青年时期范仲淹对李牧军事 思想的研究已相当深入。
这些都说明范仲淹已具备了一位军事家的战略眼光, 被委以军事大任, 足见朝廷用人之 明。
北宋用人策略的一个缩影
除了 “ 无将可用 ” 的大背景因素外, 选择范仲淹赴边任职, 还体现了北宋朝廷的用人策略。 北宋是一个相对开明的朝代,很少有大臣因为言论不当被杀。但是,说 “ 错 ” 了话,总还是要 惩罚的。 在被派往延安任职前, 范仲淹因为上书言事, 三次被贬。 在饶州时, 因为妻子去世, 加上长期的奔波,范仲淹已经患上了眩晕症,到越州时身体更是大不如前了。
但是接到皇上的新任命, 范仲淹还是十分高兴, 因为, 这确实是受命于危难之际, 实际 上也是对自己的一次升职。 更重要的是, 范仲淹感受到了皇上并没有因为自己多次违背执政 者的意愿, 和当朝重臣关系也没有处好, 给皇上找了不少麻烦, 而弃之不用。 所以范仲淹对 此任命欣然接受。
对范仲淹的三次贬谪, 不久又提拔任用, 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 实际上正好体现了北 宋统治者独特的用人之道:不能让大臣和皇上走得太近, 但又不能太远。 做得好好的, 突然 找个借口贬官, 让被贬者 “ 冷静 ” 地思考一下; 但这个时间不能太长, 太长了会让被贬之人 “ 心 凉 ” ,得让他们感受到皇上的温暖,所以贬官不久,或者诏回加以重用,或者迁往大郡重州, 以示朝廷恩泽, 说白了, 就是打了人, 再给个甜枣吃。 这种用人策略在北宋被统治者反复应
用,范仲淹的经历同样有这种因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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