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瓦尔特・戈利茨 出版社: 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
说到德国的战争历史，人们往往想到的是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军，想到的是虎式、豹式、鼠式这些钢铁怪兽，想到的是U艇的神出鬼没，想到的是“俾斯麦”号战列舰庞大身躯沉没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
那么，德国人对战争发展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一个将星云集，全部由精锐职业军人组成的组织——德军总参谋部（Groer Generalstab）！
“总参谋部也许是19世纪最伟大的军事创造”，米歇尔·霍华德曾经在《欧洲战争史》当中这样写道。而最早也是最成功的总参谋部，非德国总参谋部莫属。
为什么源于普鲁士军队总参谋部的德军总参谋部能够如此出色，以至于成为日后各国争相效仿的对象？
总参谋部是普鲁士军队及其继承者德国军队的中枢，负责在平时就影响战争的各个方面做出研究，针对可能的战争对象制定部队机动方案和战役实施方案，并且事先拟定作战和动员计划。在战时则作为指挥参与者，为最高决策者提出建议，向战场上的指挥官发出命令。
在德国建立总参谋部制度之前，欧洲各国的军事指挥模式是，由一线作战部队最高军事长官直接做出所有作战计划和指挥，而现代军队所必需的动员组织能力，情报分析能力，作战计划能力，都不是前线指挥官一人所能拥有的，这个问题在战争形式日益复杂的时代越来越尖锐。
德国总参谋部作为一个专业性的军事机构，是一个集制定计划，组织动员、协调指挥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职能机构。它的建立，使德国第一次真正做到了，由一个专业军事机构编制作战计划，协调三军行动，在平时进行情报分析，在战时下达作战命令。
将整个国家的战争机器置于一群精英的职业军人的管控之下，最大程度地提高了军队执行作战的能力，同时也制约了一线指挥官的权利，避免了因为指挥官个人原因而做出错误决定的可能。
德国先进的总参谋部机制，成功地使德国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抢得先机，尤其是在一战早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德军总参谋部的设立顺应了当时变得日趋复杂的战争现实，通过合理地组织，最大程度地优化了国家对军事的掌控能力，所以成为后世的榜样。
二战初期，总参谋部机制有效运作，为德国发动战争并取得先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有历史学家认为，二战德军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希特勒个人意志代替了总参谋部的决策。
发端于普鲁士精神、毁于希特勒之手的总参谋部，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社会学和政治上永远是一个令人无法平静的奇迹。长时间以来，它在世人眼里已成了一种幕后操纵民族命运的“秘密权力”。自德军总参谋部在纽伦堡作为战犯组织受到指控并被宣告无罪之后，美国人便开始将沙恩霍斯特的参谋部作为其经济管理中指挥组织的样板，学习它的工作方法。在领导决心形成和实施过程中，普鲁士所遵循的共同负责的原则，再度成为现代世界的流行时尚。
总参谋部是各国军队最重要的指挥机构之一，是最高统帅不可缺少的军事顾问。它负责贯彻国家最高统帅的命令和指示，平时负责搜集敌情，拟订并组织实施动员计划和作战计划，计划和组织军事训练和教育，战时指挥和协调军队的作战行动。对总参谋部的组织和建设，各国军队都历来给以高度重视。
德军总参谋部的雏形始见于17世纪后期，经两个世纪的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成为世界各国军队所效仿的楷模，一战后战胜国将禁止和解散德军总参谋部专门列为《凡尔赛和约》的一个条款，其重要地位可见一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总参谋部死灰复燃，再次成为指导战争的主角。在德国军事思想、军队建设和战争指导等方面，德军总参谋部始终扮演了舵手和学校的角色，为德国军队培养了无数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和杰出的将才，它的精神和传统不仅构成其军队的灵魂，而且对德国民众的思想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德军总参谋部的历史就是德国军队的发展史。
作者以德军总参谋部所指导的历次战争，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为主线，结合各个时期德国的社会、经济背景，介绍了德军总参谋部在近三个世纪里的形成、发展和没落过程，及其在军队建设和作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描述了历任总参谋长的察性、优长、功过及其与政治和社会的关系。此书虽名为德军总参谋部发展史，实属一部德国军队发展简史和德国历代著名将帅小传。
有一些统帅，他们不需要任何建议，而是自己审慎权衡，自己定下决心，其幕僚只是负责将其决心付诸实施。但这只是对伟人巨将而言，这种人几乎数百年才出现一个。绝大多数情况下，一支军队的指挥官总还是少不了咨询。这种咨询通常是一批或多或少的人的共同思考的结果，他们的学识和经验使他们有能力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但是在这些人中间，只能有一个人的建议被采纳。军事等级体制必须为下属提供帮助并促进他们的思考……最为不幸的是，统帅自己还要受到监督，每日每时要就其方案、计划和企图进行汇报。因为，在其大本营里要么有一个最高权力派驻的代表，要么背后总拖着一条电话线。这样，任何自主性、任何快速决断、任何大胆的冒险都势必落空，而没有这些，战争将无法进行。
赫尔穆特·冯·毛奇：《论战争准则》
德军总参谋部于1806年成立，奠基人为普鲁士名将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森瑙。
1821年首任总参谋长卡尔·冯·米夫林男爵上任，其后著名的领导者包括：老毛奇，施利芬， 小毛奇，兴登堡，古德里安等等，可谓将星云集人才辈出。
被称为18世纪普鲁士总参谋部理论鼻祖的克里斯蒂安·冯·马森巴赫，出身于符腾贝格·施瓦本的男爵家庭。沙恩霍斯特是汉诺威一个农民的儿子，他是在普鲁士被封为贵族的。格奈泽瑙出身于图林根的平民家庭。博因的祖先是移居东普鲁士的尼德兰人。克劳塞维茨也出身于平氏家庭（他的家庭所享有的贵族封号是后来才被承认的）。
自1640年大选帝侯执政，一些后来被称为总参谋部勤务的工作已经开始出现。当然，当时的人们对于总参谋部不会有我们今天的认识，而且当时也并不需要有这样一个组织。大选侯凭借他个人的才能，集军队统帅和国家首脑于一身。军队指挥和军队管理均由最高统帅一人独揽。
大概是仿效当时在北欧和中欧备受推崇的瑞典军队；最高统率机构逐步由“军需总监部”所代替。这个机构的任务与后来总参谋部所担负的任务，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类比的。它主要负责管理工程兵勤务，选择和监视行军道路，选择宿营地以及构筑阵地，总之是一些技术性的辅助勤务。后来又增加了一项特别重要的勤务，即军事交通勤务，军队全部运输交通事宜均由一名“车辆总监”负责管理。
据1675年的档案资料记载，首任勃兰登堡军需总监是工程师格哈德·冯·贝利库姆（或贝尔库姆）中校，在他手下还配有几名军需少尉。然而，军需总监部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编制单位。当时的所谓“总参谋部”同现在的总参谋部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它指的是那些直接为最高统帅服务，但并非固定编制在团队里的军官们的总称。
隶属于18世纪意义上的“总参谋部”前身的还有担负传令、信使和监视勤务的“野战猎兵队”和“旅少校”的办事机构。野战猎兵队中的所谓“纵队猎兵”，其主要任务是在缺少足够地图的情况下，勘察地形和为行军部队指引道路。“猎兵队”由一名“骑兵队长”领导。“旅少校”相当于机动的秘书官，负责为将军们起草报告和拟订表格清单。
军需总监部作为一种技术性的辅助组织，与18世纪战争的要求基本相适应。当时，各王朝之间的战争只不过是为达到获取领土或地位等有限目标，他们所运用的政治、经济、民众力量和军队数量也是有限的。由雇佣兵组成的职业军队，对王朝而言是一个昂贵的工具，供养起来需耗费大量资金，一旦损失更难以弥补。由于受军需仓库束缚而形成的笨重的供给体制，使军队不可能在广大地域作战。
为防止雇佣兵夜间逃跑，每支军队都不得不在夜间布设哨兵线和骑兵巡逻队。因此，在选择野战宿营地时，对行军道路的计算十分谨慎和精密。军需官担负的“设营术”，表明当时作为政治工具的战争成了一种可以充分和精确计算的战争，而到了18世纪末则逐渐发展成一门“军事数学”的科学。普鲁士总参谋部的思想先驱冯·马森巴赫上校认为，高超的和充满艺术性的机动以及兵不血刃地智胜敌人，要比在会战中取得胜利高明得多。通过一次大规模会战取得歼灭战的胜利，对当时人们的思想来说还是十分陌生的，更不用说消灭敌国人民的思想了。
作战不是人民的事，而是王侯及其军队的事。在欧洲特别是普鲁士，从事贸易或手工业并富于教养的平民，对军队总是嗤之以鼻。他们认为，武夫是粗野的，经过严格训练的士兵，可惜还有那些代表贵族的军官，都是狂妄自大和不学无术之徒。
在这个以宫廷贵族为主体，并建筑在一致的荣誉观和礼教习俗的世界上，自18世纪中叶在精神领域出现了启蒙运动。在经济领域，资产阶级特别是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迅速崛起。资产阶级的权力意识，及其在贸易和经营方面所表现出的才干，打乱了建筑在出身基础上的封建秩序。在军事方面，炮兵、工程兵和工兵上升为第三兵种，在革命的法国，工程兵已在18世纪末有了第一个装备系留气球的飞艇连。普鲁士军事改革家沙恩霍斯特，最初就是一名汉诺威的炮兵军官。
在普鲁士，这种悄然无声的“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就是在炮兵和工程兵军官团中平民军官数量的增多，以及他们与从事科学工作和在思想上有共同语言的平民成立各种社团，出版一系列军事期刊杂志。这一切对于百年前的粗野愚昧的库尔—勃兰登堡军队来说根本是无法想像的。在这些军官中有部分人甚至已对一些十分敏感的问题进行讨论，譬如军官仅仅骑术好、剑术好、射击好和能吃苦就足够了吗？军队的军纪是不是只有靠对惩处和军棍的惧怕来维持？
这一切都预示着一种新的思想即将出现。
1776—1783年的北美独立战争，是第一个具有全新特点的民众战争的范例，它与弗里德里希大王所进行的那种目标有限、可以精确计算的战争形式已大相径庭。各王朝进行的王位继承战争或掠夺战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民众第一次出现在战场上；由农民和平民组成的未经训练的民兵，第一次战胜了英国将军们运用的计谋战略，打败了训练有素的英国和黑森军队。事实说明，计谋战略在大西洋彼岸的广袤土地上已完全失效。
欧洲两位伟大的军事改革家马基斯·冯·拉斐特和奥古斯特·奈特哈德·冯·格奈泽瑙，有机会第一次学习这种新型的步兵战术和民众武装的作战方式—前者作为一名法国军官曾与美国人并肩作战；后者曾随普鲁士的一支猎兵队在美国作战，这支猎兵队是霍亨索伦王朝的安斯巴赫—拜罗伊特边区伯爵租赁给英国国王的。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而且还有作战方法的革命已宣告开始。
此时，弗里德里希大王时代的普鲁士人却依然沉缅于昔日的辉煌中，他们自以为普鲁士军队是不可战胜的。集各国思想之大成而形成的、呈几何图形的传统线式战术（普鲁士人曾用它取得三场战争的胜利），是建筑在一种严格的等级秩序和不可变更的固定行为方式的体制之上的，最后发展成一种理论，认为战争艺术是一种可以进行数学运算的科学。普鲁士炮兵上校冯·滕佩尔霍夫（鲁登道夫的母亲就出生在这个家庭）、富于想像力的军事理论家迪特里希·海因里希·冯·比洛以及军需总监部少校克利斯蒂安·冯·马森巴赫，是最为著名的“数学派”的代表。因生活放荡而被解除军官职务的比洛，希望通过他出版的关于数学战争体系的书而恢复他在军需总监部的职务。法国—瑞士军事理论家巴龙·若米尼当时将总参谋部勤务都统统囊括在“后勤”之中。
1803年，巴伐利亚效仿法国的榜样，创建了一个“秘密军事局”，这个机构成了后来巴伐利亚战争部和总参谋部的雏形，直至1918年。当然，法国总参谋部机构只局限在部队总参谋部一级，而没有一个中央机构来减轻集团军、军、师指挥上繁琐的技术性工作。拿破仑亲自拟订作战计划。严格说来，他的参谋长贝尔捷元帅无异于一个仅仅负责拟订、下达和传送命令的皇家军事办公厅的长宫。
马森巴赫要求在和平时期就组建一个常设的总参谋部。他还认为，在高等军事委员会、军事组织委员会、总监部、侍官总署、军事部等五花八门的统率机构中，总参谋部应能独立自主地针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战事拟订作战计划。总参谋部的工作领域应按3个“作战区域”即奥地利、俄国和法国，划分为3个处，当时称“旅”。此外，他还要求平时参谋人员应进行经常性的军事旅行训练，借以勘察预想战场的地形，研究未来战斗样式；通过外派军官的考察旅行，了解外国军队的状况；总参谋部军官与部队军官之间进行有计划的交流。最后，他还要求将来的总参谋长有“直面陈述”权，即有权直接向国王报告，并将此视为总参谋长的最重要的权力。这就是说，总参谋长的意见可以不受任何阻挠和检查，直接反映到军队最高统帅那里。这就意味着，总参谋长的意见会对军队指挥和战争指导产生直接影响，也会对国家政策产生间接影响。然而，到总参谋长获得这种权利，足足耗去了两代多人的生命。
从本质上说，人类设置的每一个组织机构都是为力争发展自身和扩充权限。新的总参谋部的平时工作，如高级军官的科学教育和统一的思想教育、为绘制作战地图而对全国进行的测量工作、向邻国军队学习以及为未来战争制定防御和进攻计划等，基本都是在为下一次战争做准备。这些不仅仅是普鲁士总参谋部的工作内容，而且已成为世界所有国家军队总参谋部的基本工作。
克劳塞维茨认为，现在的战争都是力争毫无顾忌地利用一切力量，迅速决定战争结局，粉碎敌国的国家结构。这就是在战争指导上的“普鲁士革命”，即决定性会战和歼灭性会战。
在米夫林时代，普鲁士总参谋部还无力对军队的装备发挥重大影响，但它却成了所有划时代技术革新成就的受益者。毛奇在1866年和1870年制定的进军计划和作战计划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他充分认识到了发明铁路和电报的意义。当时，在总参谋部—战争部长的“研究室”里，人们对军事技术的新发明津津乐道，而军官团的绝大多数人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工业对军事的重大意义茫然不知。
随着战争的开始，普鲁士的总参谋部体制达到了其发展历程中的第一个高峰。总参谋部组成三个机动处，即在具有超群能力的38岁中校保尔·布龙斯阿特·冯·舍伦道夫领导下的作战处，由冯·韦尔迪·迪韦努瓦中校领导的政治处，以及由冯·布兰登施泰因中校领导的铁道、电报处，与以国王和首相俾斯麦为首的国王大本营一道开赴战场。对这个荒唐的臃肿的大本营，布龙斯阿特中校仍没有忘记在他的日记中留下一段尖刻的文字。
除总参谋长及两名副官之外，此时的总参谋部成员有毛奇的代言人、军需总监冯·波德别尔斯基将军、三个处长和其他六名军官—三名少校和六名尉官。从这个指挥中心所发挥的新作用上来说，总参谋部的人员是太少了，使它只能处理一些急需的事务性工作。
毛奇的开进计划建筑在法国铁路系统的落后及其军队的老龄化上，法军的核心是由长期服役的职业军人组成的。虽然法军装备有现代化的速射火炮和多管机枪，但其指挥却缺少必要的思想训练和机敏。毛奇计划规定，普军及其德意志盟军由维特里希—兰道一线出发，向右渡过摩泽尔河，其目标是将由巴黎开出的法军压向中立国比利时边界地域。这个计划也只实现了一半。8月份在梅斯—科龙贝勒—努伊尤利、维翁维尔和拉图尔港、格拉夫洛特和圣普利瓦特等地实施的一系列会战，取得了事先未预料到的部分战果。这是普鲁士总参谋部最伟大的胜利。对于总参谋部来说，自取得色当胜利之后，敌人的首都巴黎便自然成为下一步的战略目标。
自1866年和1870年胜利后，普鲁士总参谋部折服了众人，赢得了传奇般的声誉，毛奇在所有日常问题上采取矜持克制的态度使这种声誉有增无减。现在，和平时期不直接指挥任何大部队的普鲁士总参谋部，在世界上不仅得到许多人，而且是所有人的信赖。总参谋部军官在整个军官团中现已赢得精英的美誉，这使一些老贵族们十分恼火。现在，总参谋部军官简直是可以胜任一切，可谓无往不胜。
在毛奇看来，近代战争要求一流的军事专家，而且只能是经过纯粹军事训练的总参谋部军官。
毛奇没有为后世留下一个永恒不变的体系，但却留下了可称其为精确无误的军事思想遗产。他写道，在战争中除了统帅所具有的意志和活力资本是不变的，其他一切都是变化的。战略纯粹是一个由应急因素组成的体系。它的意义在于，指导人们在始料未及的情况下去达成目标。
毛奇认为，总参谋长的义务是在国际形势日益紧张的形势下，精心审视每一个可能导致战争的苗头，并为每一个不测事件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而政治领导的责任在于做出是否使用利剑的抉择。毛奇根本不把当时的社会背景看成是这种常备不懈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所有欧洲大国的强权欲望在不断膨胀，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实力的提高，各国装备也在不停地扩充，各新兴工业大国内部，由于上层新兴大资产阶级与被剥削的劳苦大众之间的矛盾而出现了巨大的内政和社会冲突。不管社会如何变化，总参谋部军官们仍在默默地履行着义务，毛奇认为，这就是他们的惟一。为了德国国内的精神斗争而派出他在军事上经过精心培训的军官，对他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内政不是军人的事，或者至少不应当是军人的事。
新上任的总参谋长有一个庞大的计划：他要改革军队，当然不是内部结构的调整，而是提高其战斗力。但与他的继任者施利芬不同的是，他缺少对当代军事技术革新的理解，如机枪、电话、飞艇和内燃机的发明，而这些在当时许多国家中都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研制。瓦尔德泽与韦尔迪·迪·韦尔努瓦一起制订了一个利用普遍义务兵役制肆无忌惮地攫取民众力量的计划。
德国国防军创始人，1897年曾在大总参谋部任进军部中校的冯·泽克特将军，后来一再强调指出，总参谋部的任务不是培养天才，而是要培养健康活跃和敏捷聪慧的普通参谋人员。
他认为最理想的应当是，每一个参谋都能随时接替另一个参谋的工作，并能以同一精神、同一理论将其工作延续下去。实现这一理想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即严格局限在一个专业范围内，但这也导致了一定的片面性。培养出来的人不再是具有他原本独有性格的人，而是经过精心训练和在军事上具有广博知识的专业人员，一种在一个运作协调的大型机构里的工作人员。
对于瓦尔德泽，人们尽管可以对他的好胜、自负和虚伪，甚至他的诡计多端进行指责，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是一个具有超凡自主性和兴趣广泛的人。而现在，人们到处忙于搜寻那些专事军事问题的专业人员，他们终日埋头于总参谋部大楼内，不涉足非军事领域，一心一意投身于解决军事问题。随着施利芬伯爵被任命为大总参谋部的总参谋长，这种倾向在军事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施利芬的品格与他的聪明过分、富于想像力和在政治上雄心勃勃的前任迥然不同。
自1896年，大总参谋部（后来在和平时期逐渐被人称为“军队总参谋部”）在体制上进行了改进：设一名军需总监作为总参谋长的副手，另设四名军需长负责各个领域的工作，其中还特设有负责研究法国和俄国要塞体系的处。后来，施利芬写道，只有头脑清晰、果断坚定和充满活力的统帅，才能取得内线作战的胜利，而统帅的这种才能需要依靠一个由统一思想训练出来的机构才能得以发挥。这个机构的人员都是从军队里精选出来的，对这些人的教育训练施利芬是作为军队领导的最重大任务来对待的。
在俄国革命和德法在摩洛哥问题上日益紧张的阴云笼罩下，小毛奇于1906年l月1日登上军队总参谋部参谋长的宝座。
在武器技术和军队装备方面，在20世纪头十年主要是出现了新型机枪、新型机动超重型炮兵以及内燃机在陆上车辆和飞机上的应用。
在所有文明国家的军队中，新型技术部队相继出现，如电报分队、通信分队、发光信号分队、自行车营、飞艇部队、航空部队和汽车部队等。机枪已普遍成为步兵武器。德国军事航空除系留气球之外，正在试验“策佩林伯爵”号[旧译“齐柏林”号。－译注]飞艇在军事上的应用。自一架飞机横渡英吉利海峡试验成功之后，小毛奇认识到未来使用作战飞机和侦察飞机的可能性。
在1914年最后的和平日月里，总参谋部编有1名军需总监、5名军需长，巧个专业处和l个情报勤务组。其中最重要的处是进军处、铁道处、所谓的“外语处”和要塞处。此外，两个训练处的地位也与日俱增。总参谋部经过改组，变得更加精干，专业分工更加精细。
经过技术、科学训练的专业人员在战争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除了出身高贵、在军事上没有多大天分的基层指挥官，以及大多年事已高还仍然在位的贵族出身的集团军将领们之外，那些充满活力、用丰富的专业知识武装起来的各级参谋长的作用日渐突出。这可以从德国一方在战争中的伟大“参谋长”们说起。东线的鲁登道夫和第8集团军首席参谋马克斯·霍夫曼，西线的库尔、洛斯贝格、泽克特、马克斯·鲍尔，是新一代参谋军官的代表。像霍夫曼上校和作战处军用物资科的鲍尔中校，都是资产阶级出身的参谋军官，他们那永不泯灭的勃勃雄心使他们再次涉足政治，尽管他们在这方面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但他们对政治的理解要远远胜于那些非参谋军官或“文人”。
改组后的“大总参谋部”辖有多个处、勤务机构和诸如航空队、情报分队、工兵和步炮营等特种部队，已经变得臃肿笨拙，不便使用，有些单位甚至起到了第二军事内阁的作用，上校参谋有时比国务秘书的作用都要大。最能说明总参谋部这种特殊地位的是，最新扩建的航空兵部队在其被承认为第三军种后，仍直接隶属于总参谋部，尽管为它特设了一名“将军”对其实施领导。
现在囊括了新闻、电影、图片、宣传、外交和装备控制等大量陌生领域的总参谋部，使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三届（最后一届）最高统帅部陷入进退两难的悲惨境地。在普鲁士的鼎盛时期，国君通常以最高统帅身份在各职权部门、战争部、外交部、总参谋部和军事内阁间，扮演一个或平衡、或调解、或下达命令的角色。名义上，皇帝威廉二世现在仍一直是最高统帅。
然而年复一年的事实表明，他没有能力担负这一祟高职务。缺少独创精神的帝国宰相冯·贝特曼·霍尔韦格也同样无力牢牢地握住帝国的僵绳，帝国议会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它也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样，最后只能由最高统帅部来填补这块真空地带，成了最高政治权力的最终决策者。然而，最高统帅部也并不能胜任此事，因为总参谋部的高层军官并不具备政治鉴别力。在别人眼里，一个总参谋部军官简直就必须无所不能，即便是在1916—1918年，很多政治家包括后来怀疑一切的人也都这样认为。
鲁登道夫的理论基于最大规模的歼灭战争，即总体战争，它需要将全国和全民族的力量投入战争。第三届最高统帅部的第一个计划因而具有经济一社会属性。鉴于协约国方具有物资方面的优势，全世界的原料都可供它支配，因此对于德方来说，要想取得胜利，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切潜力就显得十分必要。劳动力、煤、铁和石油，在这一刻成了总参谋部行动的决定性因素。
自1917年秋，作战处开始为实施“大会战”着手进行准备，以便将鲁登道夫的思想付诸实施。作战处主张，进攻应从亚眠附近的圣昆廷下手。在这里，法国战线折向东方，与英国由北向南的战线交接，形成一个向外突出部，是英法两军的接合部。一旦突破亚眠战线，英军战线将肯定会被赶到英吉利海峡岸边，英军将再一次越海逃生。
大规模攻势成功的决定性条件不在于突破，而是及时地前调新锐、可快速机动的突击力量，它将使战术成果扩展为巨大的战役胜利。当前缺少的是骑兵部队、装甲战车、车载摩托化步兵和摩托化炮兵。但鲁登道夫对这些高度机动部队不屑一顾，而将重点放在了步兵和炮兵的数量上。1918年初，在西线有3个集团军群，分别隶属于威廉皇太子、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和符腾贝格王储阿尔布雷希特公爵，共10个集团军，193个师。为实施火力准备，部署了1700个炮兵连，6800门各种口径的火炮，并储备了大量弹药。与小毛奇不同，兴登堡、鲁登道夫和作战处自1914年便进入设在阿韦纳的靠近前线的大本营。
战争失败之后—尽管多数军官并不认为德国军队被打败了—位共产党作家出版了一本针对旧军队的书，名为《皇帝走了，将军们留下了……》。如果把这句话用在普鲁士一德军总参谋部的历史上，不妨改为：将军们走了，总参谋部留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尤其是第三届最高统帅部的年轻总参谋部军官们，构成了新的魏玛共和国军队—国防军的领导层。
在革命时刻，在士兵哗变的时刻，君主政体的悲惨末日和所有指挥机构的失灵，构成一幅天下大乱、一切即将泯灭的景象。曾接受过旧军官团效忠宣誓的最高统帅，在此时刻放弃王位，仓皇出逃，使军官团的等级意识受到深深伤害。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贵族阶层眼睁睁地看着其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衰败，却手足无措，惶惶不可终日。因此对于军官团和资产阶级贵族阶层而言，革命时刻就意味着一场为恢复“秩序”，为在社会巨大变革时代拯救其传统的等级和财产价值斗争的开始。
1918年11月11日11时，当所有战线上的枪声停止的时候，在德国辖区内存在有四种占统治地位的势力：其一，普鲁士总参谋部。最高统帅部是它的化身，它对陆军的最高指挥权是皇帝在逊位前赋予的。其二是慢慢被遣散的百万大军，其中大部分已仿照俄军的样子选举了士兵委员会。其三是在柏林行使临时政府职能的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是国会议员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其四是由坚定的红色革命者与独立的社会民主党和斯巴达克同盟组成的人数不多的小团体。
在此时刻，总参谋部通过其所受的教育、行为举止、相同的思维方式和观念，证明它依然是一个坚固团结的集体，是一种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要求恢复“秩序”的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希望和寄托。它的崇高声望并没有受到动摇，自由民族党的政治家施特雷泽曼当时就认为，兴登堡留任最高统帅部的首脑比选择何种国家体制的问题要重要得多。柏林的人民代表委员会为了能按协约国的要求在限期内完成从占领区撤军和遣散军队的任务，也需要一个现实的统治工具和得心应手的军事指挥机构。
为适应新的形势，格勒纳将军对陆军总参谋部的组织进行了改组。军事政治处被解散了，鲍尔的作战处第二科改组为内政处，由冯·施赖歇尔上校领导，他过去在铁道处工作的时候就与格勒纳相识，格勒纳对施赖歇尔的精明强干和业务知识给予极高评价。早在1918年11月初，格勒纳和海耶上校就在兴登堡的同意下制订了一个计划，准备在签署停战协议之后将全部西线军队撤至莱茵河以东，恢复国内秩序，并将军队向东线转移。但这一计划因事态的迅速发展而过时。德国的地位，尤其是在普鲁士波森省的地位已丧失殆尽。两个新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对德国提出了不现实的领土要求。
革命后总参谋部的一项重大任务是，根据停战协议的要求在限期内完成撤军和遣散军队。
不管是军队还是柏林的人民代表，都同意在总参谋部和混乱的士兵委员会两者之间选择其一，作为执行机构。对于艾伯特及其社会民主党的朋友们即将要建立的民主一社会的共和国来说，这种正常的遣散工作能否不出纸漏地顺利完成，甚至成了枚关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在这里，重建秩序的思想仍然占了上风，因此作为指挥工具的总参谋部便是必不可少的了。
为此，由人民代表组成的临时政府（一个没有权力的政府）背上了签署停战协议的黑锅。
聪明的人士大概已经认识到，1918年的战争不可能再打赢。停战的要求是军人而不是政治家提出来的，但反过来，战争的失败却不是被解释为一种军事事实，而是被说成是政治与经济的抉择。此外，最高统帅部的领导们—格勒纳、海耶和施赖歇尔，对布尔什维克的幽灵一直怀着惧怕心理。于是，1918年11月140日晚通过柏林至斯帕的电话线，在人民代表委员会与总参谋部之间建立了德国历史上罕见的同盟。双方都将这一同盟视为并不令人愉快但又十分必要的事，同盟的形成之日也是魏玛共和国的诞辰之时。格勒纳、施赖歇尔和艾伯特是此事的首倡人。冯·兴登堡老元帅对此也曾表示过首肯，也就是说他也参加了共和国的接生，尽管他后来总是不大愿意承认。
给德国造成重大影响的世界经济危机，使一个政党死灰复燃。这个在1923年希特勒暴动后几乎已从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的党，就是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1929年施赖歇尔在同布吕宁谈话时，就曾对该党的发展表示过忧虑。在年轻的海军军官中和基尔、威廉港海军基地的工人中，有大量纳粹党的同情者，他们甚至认为纳粹党的行动是一场革命的、民族的、社会的和尚武的运动。根据布吕宁的说法，施赖歇尔首先担心的是波兰可能利用德国类似于内战的内乱入侵德国领土。当布吕宁担任总理后，便开始考虑探询战胜国的态度，看在发生内乱的情况下他们是否允许德国扩充国防军。回答是否定的。施赖歇尔也试图与新运动的“领袖”希特勒见面，但与泽克特的印象完全相反，不仅没有给他留下任何正面印象，反而自此引起了他对希特勒的更大的怀疑。
按照希特勒的“奋斗”计划，新的德意志帝国有三个理想盟友：英国、意大利和日本，日本总参谋部将担负在东亚大陆推行其扩张计划的角色。1934年初，在没有征询统帅部意见的情况下，希特勒便与波兰签署了一项友好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对希特勒禁止共产党活动和对共产党员采取恐怖行动视而不见，表示仍愿一如既往地与德国政府保持友好关系。
根据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地战的实践经验，贝克将军一直认为，任何冲突，包括德意志帝国被迫进行的防御战，都会是一场欧洲大陆的战争。因此，在危机情况下，陆军包括陆军总参谋部应扮演惟一的领导角色。
总参谋部有了很大的加强，原来部队局的4个处现在发展为总参谋部的12个处。恢复设立了中央处，训练处和外军处现分为两个处，增设了运输处、技术处、补给处、测量处、工事处和战史处。像过去一样，这些处根据不同的业务由5名军需长领导，副总参谋长仍由第一军需长担任。此外，总参谋部还下属18名陆军驻外武官、陆军战史研究机构、陆军档案馆主任、图书馆、绘图室和电影机构等。总参谋部共编有大约190名军宫，其中有不到1/3是重新召回服役的所谓“E”军官。1938年时，在柏林陆军总参谋部服役的187名军官中，有巧名是贵族出身，这在当时已资产阶级化的陆军军官团中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在整个军官团中，贵族出身的人所占的比重不到10％。
贝克指出，尽管在军事领域发生了技术革命，但其基本原则并没有丝毫变化。战争的执行者是人，而不是机器。
为了在陆军的仓促再建过程中不失去对它的监督，贝克将军在总参谋部内建立了一个专事研究现代重要问题和军事科学的部门。由于布洛姆贝格自行其是，希特勒当时因外交问题缠身，没有兴趣去进一步了解贝克其人，因此这个新建部门的工作起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贝克还交给这个部门的负责人另一项任务，即以现代的视角考察一下总参谋部军官的责任感问题。
1936年是不安定的一年。在希特勒兵不血刃地进军莱茵兰和墨索里尼经血战在东非立足之后，德国和意大利逐渐靠近。在奥地利，天平也随即向教会—保守体制倾斜。这个体制是靠着对大多数居民的独裁专政来维持的，多数居民渴望与德国合并，对纳粹抱有同情心。
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突然将战争部长冯·布洛姆贝格、外长冯·诺伊拉特男爵，以及国防军三军总司令弗里奇、戈林和雷德尔海军上将，召集到总理府，向他们阐述了他对军事政治和军事经济形势的观点，希特勒在总理府中指出，解决“德国问题”只有靠使用武力这一条途径。接着，他提出三种使用武力的可能性：1．在德国装备准备就绪后发动战争，但这不会在1943年之前；2．法国内政纠纷为发动一场（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译注）进攻提供可能性；3．法国被牵制在与另一国的战争中，比如意大利或在西班牙问题上。他继续说，不管哪一种军事行动，其前提是保障己方翼侧安全，即消灭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日本可以作为一支抵制苏俄的力量。
1939年9月1日，天刚蒙蒙亮，德国国防军出动39个师，其中14个装甲和摩托化师，开始了对波兰的进攻。十分薄弱的波兰空军，在最初交战中便被摧毁在机场之上。
墨索里尼想利用意大利的斡旋，通过英、法、德、波的磋商挽救局势。英国表示，只要德国进攻部队撤回出发地点，英国就准备接受意大利的斡旋。英国的这一回答是以一种最后通碟的形式表达的，伦敦不想再迁就希特勒的单方面行动了。德国政府没有做出答复。星期日，即1939年9月3日上午11时，英国驻波兰大使便向德国递交了宣战书。接着，法国也步英国后尘，对德宣战。总参谋部本想阻止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当约德尔上校获悉英国宣战的消息后，用他自己的话说，犹如“当头一棒”。在最初一刻，希特勒被惊呆了，他的直觉失算了。
随着战争的爆发，总参谋部被置于一种新的形势之下。在战争中，军人的职责通常是履行义务。入伍宣誓已将军官团与希特勒捆绑在一起，正是这个希特勒对波兰不宣而战，现以统帅自居，在9月1日的讲话中声称，他不成功则成仁。对最高统帅的效忠，与王朝时代对君主的效忠极为类似，它成了束缚军官们的思想枷锁。当时还很少有人会想到，让别人宣誓的人会要求宣誓者做无法做到的事，甚至是犯罪行为。这是个个人良心抉择问题，每个人都必须在这场精神斗争中决出个胜负。现在，每个人如何展现其人性，都将依据各自的立场和眼界而做出自己的回答。像贝克大将这样的人，他虽已离职，但决不希望德国战败，他尤其怕因战败而带来的种种后果，害怕对总参谋部和将军们的谴责和控告。哈尔德将军则认为在职比去职要好，这样可以帮助领导，使其不至于失去理智，甚至有可能给总参谋长提供一种阻止事态恶化的机会。
战争爆发时，总参谋部危机时期体制开始启动。裁减了第二、三军需长；第一军需长—同时兼副总参谋长，负责中央处、作战处、组织处和训练处，并组建一个由上述各处组成的领导小组；第四军需长负责西方和东方外军处、武官组和一个谍报联络组；第五军需长负责战史和档案工作。全部补给工作统由一名军需总监负责，后备部队由一个新设立的职务即“陆军军备长官和后备军司令”领导。此职由弗里德里希·弗罗姆大将担任，此前他就任陆军司令部综合局局长，同国防军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大将一样，也来自旧部队局第2处，与凯特尔结有私仇，这使他的处境极为不利，因为凯特尔比他的职位高，而且自己在他的管辖之下。
根据布劳希奇的主意，陆军总司令部为每个兵种增设一名“兵种将军”，目的在于迅速分析和发现各兵种的问题，以及时满足其对物资供给的要求。此外，在陆军总司令部内还分别增派一名陆军情报主任、运输主任和一名空军将军作为联络官。鉴于军、集团军、集团军群和各级指挥机构的总参谋部军官被剥夺了与总司令共同做出决断的权力，到1942年，总参谋长被赋予一种特殊地位：对陆军总司令所下定的所有决心共同负责，这是一种像弗朗茨·哈尔德这样固执己见的人早就梦寐以求的权力。
在对波兰作战中，尽管由于合围的企图过大，给各部队在相互分割的战场上的行动造成巨大困难，尽管由于希特勒的朝令夕改早在战争爆发前就给高级指挥官们造成心理上的不安和混乱，但对波兰的突破大体上还是照计划进行的。波兰总参谋部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即使再出现一个拿破仑也难以应付。波军分成3个集群展开，并将希望寄托在中央集群对柏林方向的进攻上。1939年9月，德军约有110万人。迄今为止，在战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庞大的成建制的装甲部队与空军协同作战的记录，在思想上对这一作战方法做出贡献的古德里安，此时已在庆祝他的初步胜利了。仅数周时间，英勇作战的波兰军队便被德军击溃。
当德军即将兵临华沙城下之时，“元首”开始不断介入作战行动。此前，作战指挥一直由陆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负责。1939年9月下半月。波兰被德意志帝国和苏联，被希特勒和斯大林第4次瓜分。苏军所到之处都可看到人们在为布尔什维克革命欢呼，纳粹只得饮恨吞声。柏林曾一度考虑组建一个波兰政府。在9月19日的日记中，哈尔德对战败的波兰的命运做过这样的记载：“要解决的问题：犹太民族、知识分子、僧侣教士、贵族……”这就是哈尔德所认识的希特勒……
战争下一步将如何发展，必须在迅速打败波兰之后在西方决出分晓。1939年9月3日，哈尔德在日记中提到法国时曾写过他从高层人士口中听到的一句话：“不展开敌对行动，但要反驳。”
此间，还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它使希特勒内心对总参谋部军官的厌恶之情有增无减。对过去的冯·弗里奇男爵大将，希特勒原来不打算委任他任何军队职务，后来还是让他做了第12炮兵团观察主任随军开赴前线，弗里奇于1939年9月20日在华沙城下被波军机枪击中身亡。
这大概是他老早就希望的一种死法，他的老朋友，兴登堡之子奥斯卡·冯·兴登堡中将—他曾一度担任过东普鲁士第1军区副军长—鼓动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大将为弗里奇举行国葬。
希特勒原想出席，但后来下令取消了这一活动。无论是奥斯卡·冯·兴登堡，还是布劳希奇，都没有勇气道出自己的信念。布劳希奇采取另外一种做法，他对这个遭贬谪的人、这个上帝最后让其倒在前线上的人、新型陆军的创始者，大张旗鼓地加以赞扬。对布劳希奇此举，希特勒铭记在心。
大约110个法国师自战争爆发时就部署在马其诺防线，大部集中在法国北部。像1914年一样，英国向法国北部派遣了一个远征军。法军除沿萨尔河畔实施了一次有限的地区性进攻外，德法间再也没有发生其他战事。此间，波兰仍在浴血奋战，虽然波兰士兵视死如归，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主义，但最终未能取胜。1937年夏，贝克大将拜访了法国总司令甘未林。两个人都不希望在德法之间爆发一场新的战争，都认为应采取防御战略。大概是没有希特勒的事先授意，陆军总司令便下达了一项关于“在西方夺取防御作战胜利”的指令。
起初，西线的总司令为里特尔·冯·勒布大将，参谋长为冯·佐登施特恩将军。勒布可以说是防御战术最著名的代表，他的当面就是法军总司令甘未林将军，在一场进攻战中可以稳操胜券。然而，现在西线的两位总司令却都在避免冲突的爆发。因此，德国的一些老参谋都认为，装备精良、战斗力强的法国军队及其国家领导，并不真的想打仗，换句话说，当问题的焦点波兰迅速和彻底被排除后，这场巨大冲突尚有和平调解的可能性。
这种思想从布劳希奇和哈尔德所下达的在西方实施防御作战指令中表露无遗，希特勒对他们愤怒不已，心怀疑忌。战争爆发前，普鲁士财政部长波皮茨曾听希特勒说过，应当对这次还想阻止他行动的人严加提防。冯·布劳希奇大将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希特勒一再重复的话上：
波兰问题不会引发世界大战。第一军需长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当时则主张，鉴于现在战争还在继续，因此有什么问题不要再去问希特勒，不如干脆自己做主。
在波兰的迅速取胜使希特勒认为，可以在同一年在西线发动进攻，无所顾忌地投入大量兵力，占领西欧的前哨阵地，以便为从空中和海上对英国实施有效打击创造条件。于是，他决定进行第二场“闪击作战”。其实，早在9月中旬，他就已经第一次谈到也要在西方实施进攻的想法。但是，希特勒所面临的现实是，处在战争的这个阶段在西线实施进攻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已清晰地觉察到潜藏在总参谋部内的反对派的情绪。他当时曾抱怨说，将军们不听他的招呼。
事实上，总参谋部是在试图按自己的方针行事。第一军需长冯·施蒂尔普纳格尔中将就起草了一份在西线实施防御的备忘录。
希特勒研究过施利芬，他从施利芬的学说中为他的进攻设想找到了一个基本思路：以强大的右翼通过比利时和荷兰突入法国北部。其他方面都与施利芬有别，目标不是彻底击垮法国，而是夺取英吉利海峡和北海沿岸的广阔地域，用以作为与英国进行海战和空战的出发基地。从战略上看，希特勒的计划只是大致搬用了施利芬的模式，即以右翼兵力在陆战中取得对法、英、荷、比军队的局部胜利，希特勒的这一计划被原封不动地纳入陆军总司令部10月19日和29日的进军计划中，代号为“黄色行动”。
总参谋部的进军计划是以右翼为重点，主力是由冯·博克大将指挥的B集团军群，下辖3个集团军和1个集团军支队，同时投入强大的机动突击力量，即9个装甲师和4个摩托化步兵师。
在中央即B集团军群南翼，是由冯·龙德施泰特大将为总司令和冯·曼施泰因中将为参谋长的A集团军群。C集团军群由冯·勒布大将指挥，下辖2个集团军，负责掩护卢森堡和瑞士之间宽大的南翼。进攻的所有准备工作应于1939年11月5日前完成。
眼光敏锐的战略思想家、传统总参谋部的最后一位伟大传人、后来晋升为元帅的曼施泰因中将，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上述方案在指导思想上根本不能令人满意，整个进军计划是对施利芬计划肤浅的模仿。曼施泰因在A集团军群司令的全力支持下，与指挥训练处的布卢门特里特上校和黑宁·冯·特雷斯克夫少校，共同制订了一份新的、革命性的、大胆果敢的方案：
将重点放在中央的A集团军群。运用在这里集结的大量装甲师和摩托化步兵师，通过“阿登缺口”，像镰刀割草一样，直达英吉利海峡沿岸。尽管法国总参谋部军官们在1914年前就对“阿登缺口”表示过担忧，但由于该处无法通行的地形，他们万万不会想到德军竟会在这里发动进攻。大约在比利时后面即B集团军群进攻的当面，英法军队将被“镰割行动”压向北方。一旦占领阿登，装甲兵团将越过色当，夺占大片有利的作战地域。
曼施泰因将这个计划简单地称其为“新计划”，这个计划不仅显示了他在现代装甲作战指挥上的超人见地，而且在政治上也有利可图。在老总参谋部内，像曼施泰因这种性情急躁的装甲兵专家们，已对现代装甲兵作战做了长时间的深入研究。说“曼施泰因计划”在政治上有利，是因为它可以避免对比利时和荷兰中立的破坏。但这一计划很长时间被冷落，该计划自然也呈送了陆军司令部。很长一段时间，布劳希奇和哈尔德对该计划采取回避态度，也不让希特勒知道。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他们对日益增多的战略问题不感兴趣，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但希望整个攻势不要超过冬季，而且从根本上就不想打这场战争。这样，对“曼施泰因计划”的定夺被一再推延，陆军总司令部不但拒绝计划的基本思想，坚持原来的进军指令，而且最后还指出，进攻重点最终要在作战开始后才能形成。值得注意的是，希特勒（用曼施泰因的话说，希特勒当时也常常“在地图前冥思苦想”）发展了自己的想法，形成了与曼施泰因近似的思想：以较弱的装甲和摩托化部队，在左翼的A集团军群构成第二个进攻重点，突破阿登地域。这一思想确实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但他作为外行不可能由此导出一个好的结局。希特勒按照他的思路对原计划进行了修改，使“黄色”计划大打折扣，这使哈尔德极为不悦。
有两位举足轻重的总参谋部军官参加了“曼施泰因计划”的制订。其中一个是后来晋升为元帅的弗里茨·埃里希·冯·莱温斯基·冯·曼施泰因；第二位是他的同事，后来晋升为少将的黑宁·冯·特雷斯克夫，1944年时任第2集团军参谋长，同年7月20日自杀。曼施泰因生于1887年，其父是出身于旧西普鲁士贵族家庭的将军，老兴登堡的外甥。曼施泰因幼年时便由其一个叔父冯·曼施泰因将军收养，像施赖歇尔和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一样，最初也在第3近卫团服役，1917年成为总参谋部军官。他在贝克大将的领导下，在部队局第一处度过其实习阶段，逐渐成为总参谋部的领导人物。许多认识他的年轻军官，都把这位思想方法和行为举止仍酷似一个普鲁士贵族的人，看成未来理想的总参谋长，尽管他有些不近人情。施利芬也有这种怪癖，按照普鲁士军人的风格，政治自然不是他的本行。他虽然对纳粹敬而远之，并将希特勒视为一个极为奇特的人物，但是他觉得处在目前战争状态下，靠军队的领导层以武力方式来改变内部现状，是根本不可能的。与曼施泰因不同，他的同事冯·特雷斯克夫少校在苏俄战局期间就已成为希特勒反对派的积极分子，甚至让他去谋杀“元首”他都决不手软。在特雷斯克夫身上已经体现出新一代总参谋部军官的精神，他们与沙恩瞿斯特的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已远远超出其原来的范围，正向一个全新的彼岸过渡。
出于军事的和政治的原因，布劳希奇和一直与充满普鲁士气息的曼施泰因冷淡相对的哈尔德，坚决反对在西线发动进攻。A集团军群也认为，在冬季发动攻势是不适宜的。装甲师的装备很长时间都未能准备就绪，组建新的预备役兵团还正在进行中。陆军总司令部对希特勒毫无顾忌地破坏荷兰和比利时中立的计划充满畏惧，认为如果按照这一计划发动新的战争，必将是一场世界大战。10月，外交部派驻陆军总司令部的代表冯·埃茨多夫在措森对哈尔德说，必须尽一切努力阻止西线攻势的实施。举行一场军事政变的考虑再次应运而生，哈尔德将军委托格罗斯库特中校参谋研究一下，在经陆军运输主任格克少将同意的前提下，能否乘装甲兵团由东线向西线转移之机在柏林地域集结。一旦举行暴动，贝克大将将在措森就任总指挥。在西线，3个集团军群司令也考虑采取集体行动。冯·勒布大将打算与他的两个集团军司令一起，从专业的角度实事求是地向希特勒摆清道理，促使其撤销进攻西方的计划。
所有这些军事行动的考虑取决于两点：一是能否争取到军队的支持，他们是否愿意参与这些行动；二是通过何种途径和以何种方式与西方达成结束战争的共识。于是，1939—1940年冬季，在德国悄然出现了一个无人约束的影子政府，它既没有军队也没有任何对内政权和宣传工具，但它却与西方，主要是英国就达成和解问题建立了联系。这个反对派的领导就是贝克大将和过去的德国价格专员和莱比锡市长格德勒。他们与外交国务秘书冯·魏茨泽克男爵、国防局局长托马斯步兵上将、卡纳里斯领导下的谍报局和奥斯特上校保持接触，然后由他们负责与国外取得联系，其中包括梵蒂冈。教皇皮乌斯十二世正准备尽其所能为德国反对派提供帮助。
这些准备进行反抗的“德高望重者”们，以期待的眼光等待着军队的反应。陆军总司令部至少要知道，在推翻希特勒的行动中敌国到底能提供些什么。对政治家们的态度，人们也在翘首以待。但当这些“德高望重者”们费尽心机与各方面建立起联系之后，陆军总司令部于11月对兵谏的可能性再次进行了研究，随后便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将所有计划束之高阁。发动政变的可能性也随之化为泡影。
1939年11月2日和3日，布劳希奇和哈尔德访问了西线各集团军群。在位于科布伦茨的龙德施泰特大本营，曼施泰因得到的印象是，布劳希奇和哈尔德对西线攻势并不感兴趣。他们详细地了解了部队在装备方面的缺欠，西线进攻的发起时间已定于11月12日。11月5日，冯·布劳希奇大将赶到希特勒那里，企图再次说服希特勒放弃整个进攻行动。布劳希奇提出诸如天气恶劣、部队尚未准备就绪以及其他等等可能的理由。当他讲到有些部队态度并不坚定时，希特勒拍案而起。他用教训的口吻对布劳希奇说，赶快用他的“希特勒青年团”向陆军输送兵员。布劳希奇这位极富教养的骑兵，面对希特勒的如此训斥却变得束手无策。希特勒还对他说，你应当知道，实际上将军们另有企图。哈尔德在其简短的日记中对这一天做了这样的记载：“部队状况……问题只能靠军事解决（也就是说在西线决出胜负）。天气恶劣时则不可能（对方也是在恶劣天气下）。大吼道：情况与1917—1918年相似……”。
事实上，因天气原因进攻已推迟不少于6次。曼施泰因在其回忆录中嘲讽地写道，希特勒的“观象青蛙”不停地在梯子上爬上爬下。实际上曼施泰因根本就不相信部队的装备水平能胜任一场冬季攻势。将所谓的轻型师改装为全部装备坦克的装甲师需要时间；为准备大规模装甲作战而生产的最先进的W型自行加农炮，刚刚开始装备部队。当一个苏联军官代表团访问德国的装甲部队和军工厂时，他们简直不相信，这就是德国最现代化的W型坦克。多疑的苏联军官们还以为，德国是为保守秘密对他们隐瞒真情，因为苏联正在生产一种更为先进的T—34型坦克。
1939年11月23日，希特勒将西线陆军总司令和各军军长们召集到总理府，再次向他们阐明他的思想，以赢得对他“西线攻势思想”的赞同，说白了就是“说服”他们。这一天排得满满的日程把这些听众搞得筋疲力尽。12:00，进行一般讲话；14:30，在“元首”办公室举行关于作战计划的报告；18:00，与布劳希奇和哈尔德交换意见。在类似传教布道的这一天，希特勒亲自上阵，不辞劳苦，卖力地推荐他的思想。同时，他还用谦虚的语气再次强调，他自己—即“最后因素”，是“不可替代的”。希特勒希望能煽起大家的进攻热情，他强调指出，陆军只能服从于他，而不是其他人。对于18:00布劳希奇和哈尔德与希特勒的谈话，哈尔德在日记中简短地写道：“措森精神（危机日！）……”
1939年11月23日，意味着对希特勒采取武力行动的所有打算宣告终结。主要是布劳希奇，他以军队的处境和没有多余的成建制的军为由，认为军队的任何介入都是一种梦幻。他还考虑，对“措森精神”希特勒到底知道多少？事实上，希特勒对“措森精神”一无所知。他只觉察到了反对派，并将他们称为总参谋部的“狂妄自大者”和“共济会的最后分会”[共济会又译石工同盟社，最早出现于18世纪初，由英国泥瓦工创立，是一个国际性的带有神秘色彩的民众组织，提倡博爱、真理、宽容和自我批评。—译注]。
整个冬季进攻计划一推再推，A集团军群也一再要求考虑曼施泰因制订的“新计划”。1月10日，第7航空师的一名参谋因飞机出事在比利时领土上迫降，部分计划落入比利时人之手，而此时的进军指令并没有更改。
1939—1940年冬，苏联进攻芬兰。如果西方派遣远征军对芬兰提供支援，那么所有作战行动都有可能被推延。因为远征军只能通过娜威和瑞典北部，这样便危及到瑞典铁矿对德国的供给。还在1939年11月5日，当布劳希奇与希特勒商谈推迟西线攻势时，还发生了其他一些事情。
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根据希特勒对英国进行海、空战的设想，陈述了一番进行一场大规模潜艇战对于保障丹麦—挪威沿岸安全的重要意义，然而这一提醒却没有得到希特勒的任何回应。
苏联对芬兰的进攻引起了大半个世界的震惊，因为芬兰本想依靠柏林的庇护。为此，现在斯大林开始与希特勒结交。这场战争也暴露了苏联军事领导层的一个令人担忧的弱点，从而导致了1937—1938年斯大林对红军指挥员的残酷清洗。同时，他还将曾以“阴谋策划者和破坏分子”罪名投入大狱的高级军官，释放出狱，委以指挥重任。后来他们都成了赫赫有名的人物，
如康斯坦丁·洛科索夫斯基、马里宁、梅勒茨科夫。对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这一失策，希特勒牢牢地铭记在心。
尽管龙德施泰特和曼施泰因提出种种设想，而且最后不得不将普鲁士的尊严抛到脑后，请求当面向元首报告他们的“新计划”，但是西线进攻计划仍未做任何变动。龙德施泰特和曼施泰因深信，在战争指导中迅速夺取决定性胜利是上策，而只有曼施泰因方案能保障达成这一目的；尽管像任何进军计划一样，这一方案也包含有风险。曼施泰因为此于1940年1月17日被革出教门，对外讲是因役龄所限而被编人军长行列。随后，曼施泰因便赴什切青就任新组建的第38军军长。曼施泰因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他始终有一种印象，即陆军总司令部一直想甩掉他这个“纠缠不休的催命鬼”。
此间，还发生了一些最能代表希特勒领导方法的事情。在发生了第7航空师参谋飞行错误的“梅赫伦事件”之后，希特勒不仅严惩了该飞行队的领导，而且还颁布了有名的“1号原则命令”。命令规定，军官无需知晓超出其直接任务范围以外的事情。这是对每一个军官的打击，总参谋部更是自不待言，从根本上说是对自由主义时期交流思想风尚的一种打击。
此外，还发生了一件布劳希奇和哈尔德未曾预料的事。希特勒的副官长施蒙特中校在访问科布伦茨的时候，他的好友冯·特雷斯克夫告诉他，现在有一份“新计划”，一直被锁在陆军总司令部的抽屉里。接着，施蒙特中校便将此事告诉了希特勒。1940年2月17日希特勒在柏林总理府接见了新任命的军长们，曼施泰因也在座。在进过早餐之后，曼施泰因找机会同希特勒谈起了他的计划。对于这场大陆战争中的一些新思想，希特勒也已有所闻。但是，他那份完全出自总参谋部之手的计划，是去年秋季的事，早已时过境迁。希特勒在听了曼施泰因的计划之后兴奋异常，随即便将曼施泰因的思想据为己有，并在不久将其标榜为他这位有预见才能的统帅的天赋的流露。自然，曼施泰因与这一计划再也没有什么关系，只有到什切青走马上任了。
据一位希特勒的军事副官说，希特勒与从不相识的曼施泰因交谈之后说：“一个可怕的小伙子，他会有所作为的。”
“黄色”进军计划做了彻底修改，在驻科布伦茨的集团军群举行了一次图上演习之后，哈尔德将军的抵制态度有了松动。演习表明，在阿登前方投入较弱的装甲部队，将难以收到成效，
而在此投入强大兵力则会取得突袭的效果。个人好恶理应服从于义务。
1940年2月，至少有一件事已经定下来了：大规模的进攻将于春季开始。此间，有一个问题被推延了，即奇袭占领挪威，代号为“维悉河演习”的行动。要占领挪威，必定要占领丹麦，因为英国也已有相似计划。这就意味着，将要破坏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两个国家的中立。为了抢在敌人前面，突袭行动就要首先破坏两个国家的中立，并将责任归咎于迫其践踏国际法的对方。
这一切对希特勒来说都无所谓，按照他的理论，胜利者永远有理。
正如贝克所预言的，现代战争不再会局限于交战的两个国家。希特勒命令，准备“黄色”行动的陆军总参谋部无需插手这次实施陆海空联合作战的“维悉河演习”行动，他把制订此次行动计划的任务交给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陆军总司令部只奉命为此次行动准备6个师。这是希特勒首次采取的一种方法，即把一个战场的事务委托给他的两个参谋部中的一个，希特勒对这种权限的分化，总参谋部直到一年半后才觉察到。
这样，和哈尔德一样生于巴伐利亚和炮兵出身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在元首大本营中的地位便大大地提升了一步。与贝克、曼施泰因或哈尔德完全不同，能力超群的总参谋部军官约德尔完全被希特勒迷住了，同时也因有这个罕见的希特勒立于国防军之首而使他黯然失色，因此他已不再是总司令的顾问，而成了其军事上的助手。但是，最终还是在1942年高加索战局危机期间因与希特勒发生分歧，失去希特勒的信任，被迫离职。
从约德尔的工作日记可以看出，希特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先实施“黄色”行动还是“维悉河演习”行动犹豫不决。因形势关系，德军于1940年4月9日首先渡海进攻丹麦和挪威。尽管“谍报局”的奥斯特上校为挫败希特勒的计划，抢先一步对哥本哈根提出警告，但希特勒的进攻行动仍然取得巨大战果，西欧北部所有沿岸地区全部落入希特勒之手。本来就很弱的德国远洋海军在攻占挪威时遭到重创，致使它在后来对英国的海战中未能发挥重要作用。
在对挪威的战争尚未全部结束前，即5月初，希特勒下达了进攻西方的命令。“黄色”行动付诸实施。按照曼施泰因计划，进攻重点放在了A集团军群。为了通过阿登向色当和索姆河下游突击，在此集中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装甲部队，即在冯·克莱斯特骑兵上将指挥下的三个装甲军，划分为两个梯队，随后跟进的第三梯队为摩托化步兵师。大约1仪刃架飞机作为“飞行炮兵”，为陆上进攻行动提供支援。德军的这种用兵方法，反映了希特勒对一些军事问题的浓厚兴趣，他对运用装甲部队或新型空降兵和伞兵部队克服敌人障碍问题的关注，使凯特尔将军佩服得五体投地。
1940年5月10日，西线攻势开始。德军136个师与同盟国137个师对峙。上午，哈尔德将军从措森到巴特戈德斯贝格，在这里乘车到明斯特艾弗尔附近的“山堡”元首大本营。5月10日下午晚些时候，他在日记中写道，克莱斯特集群进展“非常顺利”。由冯·赖歇瑙上将任司令，
保卢斯中将任参谋长的第6集团军已打开通向比利时的通路。第18集团军在伞兵和空降部队支援下，攻入荷兰。5天后，荷兰军队投降，荷兰女王及其政府逃往英国。
最激烈的作战行动是对法国以弱军守卫的中心部位阿登的突击。德国装甲军—其中有由古德里安指挥的第19装甲军—在迅速延伸的南翼掩护下，向英吉利海峡沿岸突击，以便由此挥师北上，后来丘吉尔将德军的这一机动称为“镰割”行动。截止到目前，作战行动一直在准确无误地进行，这表明总参谋部的指挥艺术和指挥技术再次达到了一个高峰。大规模作战一直是它的强点。从军事方面说，军队仍处于鼎盛状态。但当军队领导们面对冬季的政治决断时，却表现得束手无策和犹豫不决。
正当装甲部队取得辉煌战绩，渡过马斯河向阿布维尔突击之时，希特勒却突然失去他以往的那种钢铁般的意志，也失去了对形势的洞察力。在阿图瓦和佛兰德地域，一个大规模的合围会战的轮廓已清晰可见。法、英、比的两个集团军被德国装甲部队的先头部队和B集团军群的军队合围。对希特勒的这种失态，哈尔德将军早在5月17日就已觉察，他写道：“实在是令人沮丧的一天，元首太神经过敏。他被自己的胜利吓倒了，不想冒险，宁愿停滞不前……”毛奇在柯尼希格雷茨的关键时刻表现出的镇定自若，老兴登堡在坦嫩贝格的严峻时分表现出的临危不惧，在希特勒身上不见一丝踪影。在这方面，希特勒缺少的是总参谋部军官那种经过精心训练而养成的严格的精神戒律和统帅应具备的自信心。希特勒认为，变得越来越长的德军先头部队的南翼存在着巨大危险。事实上，敌人是想利用这一机会，但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它已没有足够兵力。哈尔德干巴巴地写道，我看那儿根本就没有危险。
冯·克莱斯特将军的装甲师向敦刻尔克推进，英国人企图在最后时刻将其远征军撤出合围圈，运回本岛。正当在阿图瓦和佛兰德地域即将展开大规模会战之际，希特勒却像1914年小毛奇在马恩河会战时一样，完全丧失其统筹全局的能力。之所以如此，并非是希特勒出于对形势的悲观，而是被眼前连他自己都没有预想到的胜利弄得头晕目眩。
1940年5月24日，在约德尔将军和施蒙特上校陪同下，希特勒亲自飞临位于夏尔维尔的A集团军群大本营。在这一天，哈尔德将军写道，形势继续向“完全令人满意”的方向发展，敌人的抵抗日见低落。一个从伊泽尔河人海口与阿河人海口之间，沿海岸线约80公里深、50公里宽的巨大合围圈即将封闭。集团军群司令冯·龙德施泰特大将深信，负担过重的装甲部队可以就此止步，而后的进攻任务交由步兵完成。而希特勒本来就认为，在法国下一步的作战中必须注意保存装甲部队的实力。此外，戈林也向他保证，合围圈内剩下的问题空军自己就可以解决了。使希特勒感到吃惊和愤怒的是，他听说布劳希奇和哈尔德此间已命令隶属于龙德施泰特，
由冯·克卢格大将指挥的第4集团军转隶由冯·博克指挥的B集团军群，以保证在合围战最后阶段的统一指挥。哈尔德的这一命令是基于这样一个设想，即在歼灭被合围的敌四个集团军的战斗中，A集团军群的先头突击部队将扮演锤子的角色，位于比利时的B集团军群就是铁砧。为了更完美地实现这一构想，哈尔德在没有询问希特勒的情况下就变更了部队隶属关系。心情欠佳的希特勒，将此举视为对他军事权威的蔑视，断然命令装甲部队停止前进。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第一个关键性的错误决断。英国军队因此得以逃脱被歼的命运，虽然人员和物资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德军的胜利付之东流。后来有人推测，希特勒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断是想为英国人建造一座所谓的“金色桥梁”。事实上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由大陆撤出任何部队的可能性，对5月24日的丘吉尔来说连想都没有想过。希特勒的这一步棋只是由于他对当时的态势缺乏正确判断所致。
5月25日，哈尔德到希特勒处汇报。哈尔德对采取与他的锤一砧方案背道而驰的做法大为愤慨。凡遇到这种情况，希特勒都习惯于寻找各种借口予以搪塞。这一次，下达“停止”命令的借口是，佛兰德地域过多的河流不利于装甲部队的使用。哈尔德在与希特勒对话之后的当天午后写道：“像往常一样，接见异常冷淡，近于闹僵……”
英国人创造了一个词汇，叫“敦刻尔克奇迹”。
之后，总参谋部带领德国军队在各个战场赢得了一场又一场胜利，直至碰到苏联，如果不是愚蠢的希特勒乱指挥，可能世界历史会被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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