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生意有关的回忆 |
翟永明
大约在1981年，我还没有写作《女人》，但已经发表诗歌，主要发表在《星星》诗刊上。内容基本是大学期间的一些习作，如《童年纪事》等，是一些追忆似水童年的感伤之作。当时正是我写作找不到北、工作上瞎胡混的时候，我因此也很忧郁、迷茫、颓丧。
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钟文老师。
当时钟文老师是成都大学的教师，据说因为反革命集团嫌疑人的原因，他被从上海发配到四川自贡的山沟里劳动工作了十年，80年被平反，说是冤假错案。这样，他才调到了成都大学做老师。钟老师后来在写给我的信中回忆道“因为我嗜哲学和诗，所以78年起，就重新写起了诗理论与诗评论”。他早年支持朦胧诗的出现。与成都诗人流沙河、游篱等结为朋友。教书、写诗评，与我，与当年写作朦胧诗的诗人交往甚多，并且为《星星》诗刊撰写过许多诗歌理论文章和诗评文章，在全国也是负有盛名的诗歌批评家。由于这样的际遇，他为我的《童年纪事》等一批早期作品写过一篇诗评，发表在《星星》诗刊上。这也是我写作生涯中的第一篇诗评，在当时对我的激励是可想而知的。这篇文章估计钟老师找不到，我也找不到这篇诗评了，否则现在来看一定很有意思。
翟永明所说的《巴黎的生意经》一书，最终书名定位《那趟从不停靠的列车》，现已出版
今年，钟老师要出版自传小说《巴黎的生意经》，出版社希望我写一篇后记。我马上同意了，因为从八十年代到今天，中国文人下海又上岸、上岸又下海作生意这件事，带有很独特的历史印记。这几十年的文人从商记，带有大迁徙的意思——从各自的被分配被安排被加固的命运中，往自已向往的理想生活迁徙。有成功也有失败，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身影。
这篇后记没有讲到《巴黎的生意经》，反倒讲了一些成都的生意经和诗歌圈，是因为我与钟老师的交往，从那时到现在，主要还是与文学有关。作为一个到现在仍未彻底弄清毛利与纯利区别的小生意人，我很有自知之明地不谈生意。我希望能与读到这本书的人谈谈钟老师的另一面，作为著名文学理论家的一面。还有就是他与八十年代、与中国诗歌圈、与成都文化人的多重关系和联结。
最后，附上我在收到钟老师的诗评后，给他的回信：
“钟老师您好：收到大作，我很感动也很激动，时隔三十年，居然又读到您关于我的诗的评论。而这一次与三十年前完全不一样，那时我还是习作阶段，并没有写出足够成熟的作品。而您在那时已经发现了我写作中的潜质，并给以肯定。无疑当时对我而言是重要的。从那以后的写作对我来说全新的。
三十多年的写作经历，能在多年后再次被您肯定，我很高兴。我很认真地读了好几遍，您对《女人》的研究和分析是很深入的、细致的、到位的。您知道，现在这个社会是多么浮燥，能潜心下来作学问真不容易，大家伙的学问都变得浮在表面上，这也是无奈。反倒是钟老师您现在能够如此细致深入地、不吝时间地细读、品评，写出这样的重要文章，我很敬佩。谢谢您对我的高度评价，我会继续努力突破。
顺便说一句，那天在上海与我一起的女士，是我的发小。就是她八十年代与我一起去文化宫听您的讲座。那天听说是您，好不后悔没与您道声好，她是您的粉丝，说您当年好帅呵，哈哈。小翟”
2014年12月5日
《那趟从不停靠的列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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