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五记

春节五记

一：雪
我生于农历腊月十七日，出生不满两周，就迎来了人生中第一个春节。根据气象记录，当年南京地区下了多年未见的大雪，积雪普遍深达30厘米，有的地区接近40厘米，仅次于一九五一年。也许是这个缘故，那年冬天出生的孩子，名字里带“雪”字的特别多。

二零零八年，南方闹雪灾的时候，南京也积了一尺多厚的雪。当时的新闻纷纷说：这是自一九八四年来，南京最大的一场雪。

二：走亲戚
稍稍大了些，开始有了对春节的印象：逢大年初一，便被父母带着，去各家亲戚拜年。

我来自两个移住型家庭：祖父祖籍江西，外祖父祖籍苏州。所以，真正在南京能走动的亲戚，大都是祖母和外祖母的谱系。每年固定要去的几处，从城北到城南：草场门，五台山，新街口，夫子庙，斜斜排成一线。那时尚无出租车，几对年轻父母骑着车，大杠上坐着小孩，书包架驮着年货，寒风中一路说笑而去。

三：压岁钱
拜年总是能领到红包的。惜乎我生得早，也没有什么出手阔绰的土豪亲戚，到手的红包，真可以用屈指可数来形容。某篇小学寒假日记，内容即是当年红包统计：最大一只100元，最小一只5元，其余在20～50不等，合计300元挂零。日记最后不无遗憾地总结：交完下学期学费，就所剩无几了！

时至今日，谁给得多谁给得少早已忘记。印象最深的是，曾收到过厚厚一沓信封，欣喜之下打开一看：100张新崭崭的五毛纸币。这笔巨款没舍得花，也没存银行，估计现在还在某只抽屉底层沉睡。

四：红与白
红的是鞭炮，白的是冰雪。
春节街上若无点残雪，总觉得差了那么点意思——就算是略显陈旧的残雪也是好的。九五年禁放烟花爆竹之前，雪堆表层往往还嵌了一层鞭炮纸屑，红红白白煞是好看。没过上放长挂鞭炮瘾的小孩，撅着屁股蹲在雪地里，很有耐心地把没响的哑炮拣出来，晒干点了玩。

九四年春节，说是能自由燃放的“最后一年了”，大舅舅带我们几个小孩上街，买了整整五十元的烟花。等不及天黑，就在院子里放起来。只记得其中有一个会喷火的机器人焰火，喷射时双眼发红，一闪一闪。

二零零五年之后，爆竹燃放有限开禁，在家过年的机会却也变得有限了。

五：吃食
过年主要的筵席，有这么几回：大年三十晚上团圆饭。要有鱼，要有红烧菜，要有一个砂锅炖菜，名曰全家福：冬菇，笋子，鱼圆，木耳，鹌鹑蛋。大年初一中午，去外祖父家，吃自家包的鲜肉蛋饺，卤蛋红烧肉，韭黄春卷，“十样菜”——传统什锦炒杂蔬。

餐毕，把果盒端上八仙桌，红色圆盒分成十格，装着各色点心零食：芝麻交切片，花生糖，小麻花，云片糕，山楂片，西瓜子，南瓜子，小核桃，大白兔奶糖，咖喱牛肉干。整箱的芦柑打开，恭候亲友，煤球炉子上，开水壶稳稳地坐着，随时准备沏茶。

如今，“过年才能吃到”的东西愈发少了。猪油年糕大概能算一样。这种吃食糅合了精糯米、白糖和猪板油，对于旧日吃不饱的人民来说是无上的美味。年糕切片，用鸡蛋液裹了，下锅煎炸片刻，即成。外皮金黄酥脆，内里软糯香甜——可惜，这对“三高”当头的现代人而言简直就是洪水猛兽，避之不及。

严格说来，这也不能算是“过年才能吃到”，而是“过年难得凑趣吃一回”罢了。

——岁末杂感，游思故国。键上走笔，草草一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