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浦东开发 林同炎建言汪道涵 朱RJ亲点浦东办
一、重提日程
1980年初的《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登《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一针见血地指出，上海“不就像只光下蛋不吃食的老母鸡，工业总产值、劳动生产率、上缴国家税收等十项全国第一，但上海人均道路面积全国、人均居住面积、治理三废污染等五项全国倒数第一。
当时的上海以外滩为中心，浦西只有半个圆，另外半个圆在浦东，还没有开发。浦西老市区有300多平方公里面积、近1000万人口，已经很拥挤。而浦东新区350多平方公里，只有100多万人。
上海官方和经济理论界普遍认为：振兴上海的最好途径莫过于开发浦东。一可为上海城市建设探索新路，以老区带动新区开发，以新区带动老区改造；二可作为上海经济向外向型转变的重要窗口，加快上海与世界经济“接轨”。
其实早在1984年，上海就提出改革开放的一些构想，也报给了中央，但没有提上议事日程。1985年6月，上海市委领导换届，建设部部长芮杏文接替陈国栋担任市委书记。
15岁就参加革命的芮杏文大部分时间从事经济工作。在上海的几年，作为市委书记的芮杏文提出了两条思路：一是从社会募集资金，二是搞土地置换。同年9月，上海静安证券交易营业部开业。
当时资本还是一个异常敏感的字眼。上海的股票交易顿时在国内引起激烈争论。1987年，芮杏文陪同时任副总理兼央行行长陈慕华到静安营业部现场调研，最后表示赞成让股票交易继续试下去。
1985年，世界著名华裔建筑师林同炎在美国会见了汪道涵，建议上海先在浦东开辟一块土地造桥修路。地价上涨之后，将其租售，如此滚动开发，国家可以不花一分钱，收回一个现代化的浦东。上海规模也可以成倍扩大。
为此，林同炎还专门写了一份《开发浦东——建设现代化的大上海》报告。此时，汪道涵已经卸任，芮杏文将报告印发给相关部门，准备着手研究浦东开发问题，但很快也离任了。
二、决策启动
1990年1月20日，邓小平离开北京前往上海。从1988年到1994年，邓小平每年都带家人到上海过春节。26日，除夕之夜，邓小平与上海市的党政军负责同志欢聚一堂，共迎90年代的第一个新春佳节。
大年初一上午，朱镕基、陈国栋等上海市委主要领导到邓小平下榻的宾馆拜年。邓小平说：“有人说我们要收了，要向左转了。请上海的同志考虑，做点什么事情，证明我们没有收，没有向左转。”于是，朱镕基汇报了开发浦东的设想。
邓小平说，“浦东开发晚了，但还来得及，上海市委、市政府应该赶快给中央报。”
朱镕基说，“开发建设的报告不理想，不敢报。”
邓小平说，“不用怕，报嘛。”
2月17日，邓小平回到北京后，对政治局的领导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
同一日，邓小平接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全体委员。接见前，邓小平对李鹏说：“你是国务院总理，你要关心上海的开发开放”。当天，李鹏总理就让国务院副秘书长何椿霖给朱镕基打电话，建议写出一个书面报告。
朱镕基回答说，“上海的报告已经讨论了两三个月，总是不太满意，要催的话，今天晚上他就加班弄好。”朱镕基当晚就改好了报告。2月26日，上海正式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开发浦东的请示》。
很快，姚依林副总理率领国家计委、财政部等部门负责人到上海，对浦东开发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和论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4月18日，李鹏总理在上海大众成立5周年大会上对外公布。浦东开发正式启动。
二、正式实施
1990年5月3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正式挂牌成立。浦东开发办的骨干基本上是朱镕基亲点，而且大部分是技术性或学者型官员。随即朱镕基又率领庞大的“上海经济代表团”出访香港、新加坡，宣传浦东开发计划。
在上海市浦东开发办公室正式挂牌办公后不久，1990年7月15日，《纽约时报》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新闻通讯《向世界展示中国仍在大搞经济》。文中评论说：“如果有人可以使这个计划运转，那就非朱镕基莫属。他任命的那些技术型政治家们毫不犹豫地支持着他。”
同年9月11日，《洛杉矶时报》也以《为低迷的上海倾注活力》为题，大幅报道：现任的上海市市长，61岁的朱镕基，被一致认为是中国政坛正在升起的一颗明星。浦东的成功将对他的政治事业提供帮助。
开发浦东，缺少资金是首当其冲的问题。朱镕基在1990年5月1日专门为浦东开发筹资做宣传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今后的5到10年内，开发浦东需要投入几百亿元的资金。而当时，来自中央的支持是5年内仅给上海提供65亿元资金，而且主要是贷款，大部分资金要靠上海自筹。
1987年底，中央任命朱镕基为上海市委副书记。他到上海的第一天，早晨下火车，下午就去市财政局。上海当年的财政收入与几年前相比不增反降。面对上海的实际困难，朱镕基开出的方子是“大进大出”，要求上海放眼世界，大量吸引外资，生产的产品也要大量出口到国际市场。
1988年4月，朱镕基当选市长后，多次痛陈上海的硬环境：“现在上海的脏、乱、差实在是看不过去了。更大的问题是软环境，各部门都存在明显的官僚主义作风。在市长办公会议上，朱镕基讲了一件自己“走后门”替外国人买票的事：
“现在上海从机场、港口根本进不来，进来以后出不去，买不到票，局长那里留了票，处长那里留了票，科长那里留了票，到窗口根本就没有票了。你要买票，得走好多后门。有个很有名的美国作家上次见我，谈完话以后说，请你给我买一张飞机票，我想回北京，我回不去。这简直是笑话，要市长买票。这种情况下，外国人想投资也不会来。”一张飞机票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一个项目了。
当时上海一家合资企业的项目审批得盖126个图章，历时15个月，涉及14个部门、19个办公室。朱镕基抽调有关委办局的得力干部，成立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凡是500万美元至3000万美元的合资项目，都由这“一个窗口、一个图章”解决，外商形象地称作“朱一敲”。
1988年6月10日，上海市外资工作委员会经过一个月的筹备正式对外办公。市长朱镕基亲自兼任主任，时任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的黄菊兼任第一副主任，由市计委、市外经贸委、市经委和市建委四大机构分管引资工作的副主任分别任委员。
所有外商投资项目一经这个委员会拍扳同意，全市所有部门都必须通力合作，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和推进。外资委建立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14个小组主动上门听外商提意见。此举让外商“受宠若惊”。
此后，仅仅用了十多年，浦东就走过了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100多年、新兴工业化国家30多年的历程。东从农田遍地、阡陌纵横之地起步，早已彻底作别“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时的尴尬。 浦东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
其中，陆家嘴地区已是高楼林立，聚集了各大国际企业，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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