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一所中学的东隅座落着几排平房，我家就位于第一排的最东边。这是一个带有院落的三室一厅房，住着三代八口人，分别是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妺四人。以当代人的眼光看，这小小的三室怎么住得下八口人？
说起来，过去的房子没有公摊，三室一厅的房子相当于现在的一百三十平方米左右。夏天，爷爷奶奶住面南的主卧，父母和两个弟弟住面北的次卧，我和姐姐住小次卧。到了冬天。爷爷奶奶搬到了小次卧，我和姐姐就换到主卧。主卧有一张双人大床，陈设有大衣柜、两张单人沙发、一个小茶几，靠窗是一张写字桌，面门的墙上是一排书架。这间卧室约有三十平方米，所有家俱都用同一种实木手工打制，一年四季发出亮泽沉稳的黄花梨色光。
屋外是个四五十平方米的院子，靠东墙有一个压水井，西墙边辟出了一个小花园，里面种着美人蕉、喇叭花、臭绣球、凤仙花等，院子中间还摆有用大花盆养的、长成树一样高的大丽花和夹竹桃。院子里紧邻小花园的是厨房，院门拐角处还用木板搭了一个鸡舍，院外挨着院墙又建了个炭房。
在这个小院里，我度过了一生最难忘，也最快乐的时光。那时，我和姐姐都上初中，两个弟弟刚上小学，爷爷和母亲都在学校工作，父亲停薪留职常年在外，奶奶是家庭主妇。在我们这个三代同堂之家，爷爷是家里绝对的权威，一家人在一起生活，有争吵，有别扭，有欢笑，也有甜蜜。
过去的那段时光，如镀上了暖桔色光晕的年代剧，每每想来，我仿佛在时光机的回放中，又回到了那个小院。
01
爷爷正坐在书桌前给在外地的姑妈、叔叔和婶婶写家信。爷爷拿着钢笔，但他握笔的姿势却像是拿着毛笔。爷爷的字迹刚劲有力，行中带草的字体落在一行宽一行窄的红色线条信纸上，很快就写满了两页纸。爷爷将信封好口，贴上邮票，拉开抽屉放进去，那里躺着爷爷分门别类整理好的一沓一沓的家信。等会儿，他会让我们几个小的，通常是大弟，跑趟邮局将信寄了。
邮局离我家不远，步行也就十几分钟。大弟喜欢跑腿，是因为他常惦记着信封上的邮票。每次爷爷让他寄信都会给些零钱，他就在邮局买几张他喜欢的邮票。大弟有好几大本集邮册，一般情况下，他都收起来不让我们看，生怕我们弄坏了他的邮票。只有一次，他得了一张他特别喜欢的邮票，才得意地打开集邮册，让我们看了一眼。
爷爷身形高大，从我记事起，就见他的背略微驼了。我不知是他年龄大的原因，还是十年浩劫挨批斗所致。我没见过爷爷年轻时的样子，听说爷爷以前的相片都是穿着国军军装照的，红卫兵抄家时，连同家里值钱的东西一起抄走了。我后来看爷爷写的回忆录，才知道他高中毕业后，考取了国民党的无线电发报培训班，做到了上尉，直至起义。解放后爷爷转入了教育行业，他是我就读中学的创办人，也是我们那个地方的社会名流。
爷爷除了教育工作者的身份外，还有一个身份——政协委员。家里有很多挂在墙上的长方形像框，装着爷爷出席省市及全国政协会议和民主党派会议的合影照，还有很多没挂出来的照片，爷爷都细心地卷起来，再拿像皮筋扎住，收在写字桌抽屉里。
那时，我在家经常读到一份报纸——《团结报》，对开的大报，上面常登载一些我喜欢的散文随笔等；爷爷还为我们订了适合我们阅读的《儿童文学》《少年文艺》《中国少年报》等许多读物，家里的书架上还有四大名著，以及《十月》《收获》《人民文学》等刊物。那时，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很多文学类书籍。
记得每年除夕夜，家人都在客厅守岁。我们姐弟几个争相给爷爷奶奶磕头拜年，每人都将早已准备好的祝福语说给爷爷奶奶听。长辈们会发给我们数额不一的压岁钱，我收到压岁钱后，就悄无声息地溜进主卧，从书架上抽出我最爱读的《红楼梦》，将自己埋进沙发里，拧亮沙发一侧的落地台灯读起来。水绿色纱网罩着的台灯，泻出的光晕温暖又静心，我常常读得忘了时间，直到家人喊我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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