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卸

公社里没有成立专门的装卸队，粮站里和供销社偶然有了装卸任务就只好到公社茶场来要人。

茶场的男职工也乐意接受这项工作任务，主要原因是挣的工分多。比如供销社，经常会有肥料、石灰等从县城里运过来，这些东西不但笨重，而且脏，不像棉絮之类的质轻而且相对干净的物资，他们自己的职工会悄悄地卸了并搬到仓库里去了。肥料和石灰来了要卸车的时候，肯定是要调茶场的职工了。特别是送肥料来的时候，一夜之间可能就送来十几二十车。我们卸车一夜就可以挣到至少二十个工分，这是很令人兴奋的，要知道平时从天色蒙蒙亮一直干到天黑，也只有十四分。卸车一夜差不多能抵在茶土里拼死拼活干两天，何乐而不为呢？不仅如此，从茶场宿舍门前到供销社门前有大约三百米距离，每趟车都要先经过茶场宿舍门前才能到达供销社。开车的师傅在茶场宿舍门前踩一脚刹车，叫两声喇叭，我们就马上跑出去，走到卡车驾驶室旁边，攀着车厢栏杆，猴子般的跃到驾驶室顶上，很神气地坐着，一副得意忘形的神态。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卡车在供销社门前停下来，我们立即跳下来，两个人留在车上，把一包包肥料抱起来，放到车下面站着的人肩上，车下的人则负责把肥料送进仓库，码好。纸袋包装的过磷酸钙，每包四十斤，我们每人每趟背两包或者三包。背两包还是感觉比较轻松，背三包就会感觉有点累，所以通常是连续背两趟三包的就背三五趟两包的，这样轻重轮流，就能够坚持下来。一般卸车一晚，第二天就不再出工，早晨洗澡后就可以扯抻脚睡一觉。不但如此，半夜的时候，还会有一碗油水十足的肉丝面吃。这在那个年代，实在是一种不错的福利。

有一天早晨来了一个任务，粮站里要十六个人去背包。场革委会把任务分解下来，每个排（那时候按照战时体制，把每个作业队都称作排）派出四个人。这下子把我们排长给难住了。虽然说全排共有二十多个人，但女同志就占了超过三分之一，那样繁重的体力劳动是不可能让女同志去干的，这点大家都明白，所以提都没有人提起。剩下的十五六个男同志，这个说是受了寒没力气，那个说是腰痛不能去，总之是只派出了三个人，第四个人无论如何也派不出了。看着排长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我对他说，让我去吧。我那时候不到十九岁，不但个子不高，而且体型单瘦，体重还不足一百斤，实在是不堪重负的样子。排长看看我，不同意让我去。无奈之下，他只好说，我自己去吧。我看看他，三十多岁的人，虽说是复员军人，但他的体型和我差不多，估计去了也会很吃累，再说我毕竟比他年轻一些，累了以后恢复起来也会快些。我就再次申请派我去。在我的一再坚持下，再说也确实派不出其他人，最后排长同意让我凑满了每排四个人的数。

到了粮站里才知道，我们的任务是过仓，就是把这边仓里的稻谷背到另外一个仓里去。那时候也真的太落后了，居然连想都没人想到，怎么会连手推车都没有呢？

半仓的谷都是已经装好了包的，全部是外面印了有“中粮”两个字的麻袋，每袋装了稻谷一百四十斤，麻袋两斤，所以每袋连皮一百四十二斤，袋口用统一的棉纱绳绞好了，上部左右各呈一个羊角形状。背包的人背对着半蹲下来，双手十指相扣在后背，另外两个人每人一只手抠住底部的一个角，一只手抓住上面的那个羊角，用力一下把中粮包甩到背包人后背的手板上，背包人立即双手从肩上反转过去，分别抓住一个羊角，像举重运动员一样用力站起来，驮着中粮包走到另一个仓里，然后一步步踩在已经堆在地面上的麻袋上，艰难地往上走。走到最上面，就把背上的麻袋丢下来，码好。已经堆在仓里的装满稻谷的麻袋都是紧紧实实地一个贴一个堆在那里，由于是错落着堆起来的，因此自然地形成了一个个的台阶，每个台阶刚好一个装满谷的麻袋高，大概也就二十来厘米吧，台阶高度比较自然而均匀，上起来也不觉得太累。但是中间有一个地方，可能是当时背包的人偷了懒，没有按规矩堆好，使得那个台阶就显得比较高，至少也超过了三十厘米。我每次上到那里，心里都有点发麻，只好咬着牙，拿出吃奶的力气，虽然每一次我都踩上去了，但是整天我都对那个台阶感到畏惧。

到了下午，粮站里的领导看我们实在辛苦，就给我们开了一个后门，供应了几斤灰面（面粉）给我们。有了灰面，我们可以煎一餐油粑粑吃了，大家都兴奋极了。可是供销社没有白糖，连糖粒子也没有。不过俗话说“要得吃爬上壁”，我们为了不放过这次良机，下午终于派出两个人到四里外的另外一个供销社买到了两斤糖粒子，一粒粒剥开包装纸，溶化后再去当白糖用，终于享受了一餐美美的糖油粑粑。吃着并不正宗的糖油粑粑，大家似乎感觉一天的劳累都是值得的。

一天的工作终于结束了，但任务还没有完成。第二天早晨起床，我感觉一身疲乏得不得了，实在是不想出工。但是，粮站里背包的工作还没完成，不想去也还得要去。我如果提出来吃不消不去了，排长绝对不会说我什么，但是我是一个死老虎不倒威的人，人家都能坚持，我就一定要坚持。走到粮站里，昨天背包的人都到齐了，不过大家都说太累了，不想再干了。不记得是谁带的头，头一仰就倒在水泥地面上，双手枕着头躺下了，于是大家都躺下了。在参加背包的人当中，我的个头最小，可能年纪也最小，年纪大的有三十多岁，个头最大的有一米八几，将近二百斤的体重，他们都吃不消了，我也就跟着躺下了。这是我参加的人生唯一一次罢工。记忆中，那次工作后来不了了之。

印象深刻的还有一次，吃过晚饭，刚刚洗过澡，我们大队的支部委员、妇女主任吴主任来茶场找我，要我帮忙卸一车石灰。原来是大队上买了一车石灰，已经到了公社供销社旁边，要找人卸车。我问了一下有多少，她告诉我是两吨。我立即喊了一个哥们，带了锄头去车上，花了大约半个小时，把两吨石灰全部卸下来了。

过了几天，吴主任又来找我，问我卸车费是多少，我告诉她，按照供销社的价格，卸车是每吨四角钱，一共两吨，应该是八角钱。不过，我心里想着，最好能给我们一块钱，只是我不好意思说出来。没想到，吴主任要我打一张两块钱的卸车费工资领条，我说按标准没有那么多。吴主任说，你不要管，你打两块钱的领条给我就是。我按照她的要求打了一张领条，她就把一张面额二元的人民币给我。我回到宿舍里，赶快分给哥们一块钱。得到这笔收入，我们心里都喜滋滋的，因为那是我平生凭劳力赚到的第一笔最大的现金收入。

那都是一九七五年的事，不知不觉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