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军人与政治
我们需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是，一支1960年独立时只有不到五十名军官、不关心政治的军队，是如何在不到六年后被政治化，然后颠覆国家政权的。由于征召大学毕业生入伍，政治家贸然插手军队事务，并借由军队解决某些政治危机等因素，导致了军队的泛政治化。虽然联邦政府利用军队镇压内乱(本应用政治手法解决，而不是铁腕手段)取得了部分成功，但也使得参与这些行动的一些军官变得激进。
尽管表面上是多民族和精英统治，但征兵的方法却埋下了一颗种族阶层化的定时炸弹，使得内部冲突不可避免。军官大多是南方人，而其下属和士官则以北方人为主。北方人应征通常都进入了战斗部队，而南方人则倾向于进入技术单位。这形成了基于地区的二分法，受过良好教育的南方军士也许并不都是最好的步兵，却占据着军官团和技术单位。相比之下，北方士兵尽管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不如南方士兵，但却更胜任步兵部队的要求。这一切也与人们对北方和南方的刻板印象相吻合，北方人认为自己是坚强的战士，而南方人则认为自己更有学问更有见识。
伊博士兵在军队的征召考核中往往得分很高，如果不加限制，他们就可以利用其教育上的优势来完全掌控军官队伍。事实上，刚独立时，伊博人就已经占陆军军官团的60%以上。北方人主导了文官的政府，伊博人主导了军官的军队，在这样一个结构下，如果有一天政府和军队的利益出现分歧，那么未来冲突的风险就永远存在。 政府中北方的部长们对伊博人在军官队伍中占主导地位十分关切，他们试图阻止伊博人填补因英国军官离开而空出的军队职位。北部地区州长卡西姆·易卜拉欣爵士声称，总理对他的同事们说“好吧，我们都被伊博军官包围；如果发生什么事，他们会杀了我们。”
西非皇家边防军(RWAFF)前上校、陆军名誉上校拉什默·惠斯勒爵士对北方关于伊博人控制军官部队的抱怨不以为然。“大砍刀”惠斯勒认为北方领导人是故意挑起这个问题，他们一边抵制英国人在北方地区普及西方教育，一边不提供受过教育的北方人参加军官候选。“大砍刀”惠斯勒认识其他在尼日利亚服役的英国军官，如埃克山姆少将和韦尔比-埃弗拉德将军。埃克沙姆少将是博罗·惠斯勒在西部司令部的参谋长，前尼日利亚总督詹姆斯·罗伯逊爵士是大砍刀的朋友。
国防部长(北方人)决定不再等大批合格的北方军官慢慢出现，而是直接改标准，降低了对军官教育水平的要求。北方对伊博在军官中的存在有很深的感受，于是决定实行区域征兵配额制。这个征兵配额制度为每个地区分配了一定比例，保证北部地区军官准入人数占50%，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各占25%。军官准入的教育要求也减少了，从而使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北方人更容易应征入伍。这引起了南北之间的争论：到底精神还是肉体的灵巧哪个更应该是进入军队的主要决定因素。
北方之所以能实现以政治干预军事进程，是因为国防部的四个最高职位是由北方人担任。国防部长、陆军国务部长、国防部常务秘书和副常务秘书都是北方人，分别为易努瓦·瓦达（Inuwa Wada）、易卜拉欣·塔科·加尔迪马（Ibrahim Tako Galadima）、索尔·科洛（Sule Kolo）和阿马杜·科菲（Ahmadu Kurfi)。
北方政治家利用配额制度保证了北方在军队中占有相当大比例，并极力鼓励北方青年学生参军。这一富有远见的政治行动在今后几十年里取得了成果，他们鼓励招收的学生将在尼日利亚的政治命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易卜拉欣·巴班吉达（Ibrahim Babangida）、阿卜杜拉姆·阿布巴卡尔（Abdullam Abubakar）、马曼·瓦特萨（Mamman Vatsa）、伽巴·杜巴（Garba Duba）、伽杜·纳思科（Gado Nasko）、萨尼·贝洛（Sani Bello）、穆罕默德·马哥洛（Mohammed Magoro）和萨尼·萨米（Sani Sami）这些人都是比达政府学院的学生，都是在1960年代初征兵时涌现出来的。联邦政府国务部长易卜拉欣·塔科·加尔迪马陪同征兵人员去学校宣讲，一名身穿制服、神情潇洒的北方年轻军官出现在巴班吉达、阿布巴卡尔和他们的同学之前。他们告诉学生们，如果他们努力工作，总有一天他们也会成为军官。这位年轻的军官就是“杰克”·戈翁。类似的情况也在北部其他地区上演，扎克·迈马拉里在巴雷瓦学院发表一个关于军队职业生涯美好前景的演讲时，一位名叫穆塔拉·穆罕默德的学生正在台下。
虽然征兵配额制度增加了北方军官的数量，但一些老牌军官担心这会导致军队业务水平下降，尤其是一些南方军官对教育标准门槛的降低十分愤怒，他们担心北方人试图将其在国家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延伸到军队，并为了增加北方在部队军官中的人数而舍弃兵员素质。
在实行配额和降低教育标准后应征入伍的军官包括迪姆卡（B.S.Dimka）和阿巴查（S.Abacha）。配额制度实施多年，引发某些南方军官的持续不满，尼日利亚第一次军事政变也正是源于这些军官的不满。
有几种说法认为，来自北方的部长有时会不顾导师的要求，直接干预免除北方学员的最低学术要求，或强招学术上不合格的北方学员。这些指控涉及未来的北方军官(和未来的政变策划者)努胡·内森（Nuhu Nathan）、艾萨·布卡（Isa Bukar）和潘·穆瓦德肯（Pam Mwadkon）。
此外，桑德赫斯特科班出身的军官和只经过短训后的军官之间正在发展出一种非正式的“种姓”制度。科班出身的军官被视为军官团的精英，他们其中一些人对某些高级军官的专业素养不屑一顾，因为大多数高级军官并没有经过精英军事学院训练。一些受过较好教育的桑德赫斯特军官和研究生军官认为，年长的高级军官刻板、缺乏想象力，不适合指挥军队。
1964年的选举危机期间，阿齐基维和巴莱瓦竞相向一些军方高级人物示好，让一些军官意识到军队在政治上可能发挥的关键作用。上述因素，再加上新兵征召和晋升方面造成的矛盾，都为军队政治化提供了生根发芽的土壤。
桑德赫斯特校友与非桑德赫斯特士兵、高级军官和中级军官之间存在紧张关系，而军队尼日利亚化计划的加速，使得一些急于晋升初级军官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都妄想一夜之间成为将军。
此外，第一次军队总指挥的选拔，也造成了一定的恶果：阿德穆莱贡准将和迈马拉里准将无法与伊龙西充分合作。阿德穆莱贡认为自己更适合当军队总指挥，并且大言不惭地指责伊龙西的不足。而且他和迈马拉里都对阿吉伊-伊龙西的能力表示怀疑。
南方军官集中在北部地区，北方军官则集中在南部，这不寻常地安排使军事平衡岌岌可危。迈马拉里准将(北方人)领导驻扎在南部的旅，伊巴丹的第四营、陆军总参谋长和南方的副总参谋长也是北方人。 同时，北方旅由阿德穆莱贡准将(南方人)指挥，卡杜纳和卡诺的两个北方营以及北部地区的尼日利亚军事训练学院也由南方人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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