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

曾国藩

时间和角度的差异，往往会造成对人物评价与定位的差异，比如曾国藩。

北京城里满清皇室的角度，曾国藩无疑是大清的救命恩人，因为是他平定了太平天国。但是如果从大清灭亡后的任何时间节点回放历史的镜头，曾国藩无疑是大清灭亡的始作俑者，虽然这并非曾国藩本人的初衷。

北京的角度，是静态的。动态的角度梳理历史的镜头，大清的灭亡始于辛亥武昌首义，这一点不存在争议。但是不管革命党如何宣传，革命党的一、二号人物孙文与黄兴，辛亥首义时心灰意冷，“正好”在海外过“休假”式的生活，也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事实说明，革命党在大清灭亡过程中的力量（也可以宣传为是贡献），只能是各种力量形成合力中的某种力量。

武昌暴动后，各省纷纷独立，大清土崩瓦解。这种结果表面的原因，是因为大清非常认真的要对改革“动真格”了，也就是要走戈尔巴乔夫试图挽救前苏联的路径，结果当然是毫无悬念的只能走向灭亡（因为一旦希望的曙光出现，就必然会要求获得更大的希望）。

深层次的原因，没有表面的原因那么复杂，概括的表述，就是大清已经无法控制地方。曾国藩之前，八旗与绿营虽然腐烂透顶，但是作为警察部队使用，鱼肉百姓与镇压地方还是绰绰有余。

但是曾国藩的“湘军”模式，无异于从此打通中间阶层（地方士绅）的活动管道，窒息式散沙社会一旦松绑，而且还形成地方凝结核（慈禧预备立宪的间接后果），大一统就岌岌可危了。当然这也不是曾国藩本人的初衷。

曾国藩的湘军，是平定太平天国的主力。湘军与太平军的战争，如果从地理学的角度，其实也可以理解或等同于两广的武力与湖南的武力之间的战争，只不过湖南的武力，获得了北京政府与洋人的支持，而太平军基本处于孤军作战的处境。

曾国藩为了避免出现自己是为异族作战的尴尬，坚持宣称湘军的作战目标，是为了维护“孔道”而战，湘军与北京的朝廷的价值观相同，而与南京的朝廷的价值观不同。维护“孔道”的战争，不能说明曾国藩只有卫道的理念，而没有大一统的理念，但是更不能说明的是：湘军与太平军之间的战争，可以等同于反分裂与分裂的战争。
基于战争具有“地方战争”与“卫道战争”的双重性质的前提，北京朝廷的角度，这场战争的性质就是：价值观与自己相同的“诸侯”武力，与“邪教”武力之间的战争。北京朝廷如果从大一统的角度，正如东汉末年，袁绍的力量以及对洛阳朝廷的威胁，要远大于黄巾的张角，也即是曾国藩的力量与威胁，其实大于洪秀全的太平军。

东汉朝廷在论功行赏时，倾向于偏爱内廷的“十常侍”，正如满清皇室在论功行赏时，倾向于对湘军南京屠城的横加指责。

曾国藩为了化解北京朝廷的猜忌，写了很多证明自己只是想过太平日子的普通人的“家信”，以致“曾国藩家书”大量流传后世，与其说这些“家书”是写给家人看的，不如说这些家书是写给北京朝廷的情报系统看的。曾国藩如此“顾全大局”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曾国藩在战争中殚精竭虑，实在是太累了，已经无力发动第二场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