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秋季学期开学前夕，我收到学院敦促我去缴纳学费的通知，三门课总计一万余美金。这一惊非同小可，我立刻冲到院里去问究竟。系里，院里，秘书们用十分平静而坦然的目光看着我，说，你的奖学金申请被拒绝，所以必须自己交学费。
奖学金申请被拒绝，并不是我的成绩没达标，而是没了教授推荐。Hennings教授离职了，新的指导教授根本不认识我；系主任Cates教授这一年学术休假，代理系主任也不认识我。对一个他们完全不了解的学生，要他们如何推荐？！事到如今再去求他们帮忙也无意义，我直接给分管奖学金事务的Pennington教授写信，请求他重新考虑我的申请。
我得到的回信，当然，以对我的处境表示深切同情开头。接着婉言坚拒：此时本学期的奖学金申请和审批早已截止，且已发放完毕，爱莫能助。结尾提供建议：下个学期请尽早提交申请，届时学院会优先考虑。
这一封三段式的典型官样文章把我彻底逼急了。没有学费，我这学期注不了册，连合法的学生身份都无法维持，哪里还有什么“下个学期”！我把心一横，决心把死马当做活马医——我连夜给当时的院长原田教授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也用标准的三段式，先点明主题，再陈述情况，最后问他：如果像我这样一个热爱所学专业，刻苦用功的学生因无法负担学费而中途辍学，那么学院设立所谓“奖学金”的意义何在？！
过了两天，学院秘书打电话来，说Pennington教授约我下周四去他办公室，面谈奖学金之事。乌云密布的天空终于洒下一线希望来了。结果还没等见到Pennington教授，这一线希望已灿烂成满天阳光：学院的公函寄来，通知说我的奖学金已划拨到位，我只管去上课就好。
我在那个四面楚歌的夜晚，给原田院长写的那封信，主题明确、措辞恳切、情感丰富，恐怕要算我生平写得最好的英文信之一？却没有留下底稿，如今想来多少有点儿遗憾。这么多年以后重提自己念书的旧事，其实是想对国内的家长们说，孩子们到美国留学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钱，而在于如何才能顺利毕业，且学有所成。在求学的过程当中，肯定会遭遇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有些是客观环境造成的，有些是自己惹出来的，孩子们必须学会怎么去解决这些困难，无论有没有父母的经济后援。
作为父母，真的可以不那么焦虑，不必对钱的数字太过关注。为孩子提供学习和生活的物质保障，量力而行已足够。那些压榨自己去满足孩子的父母，把荆棘插在自己的胸口，自以为作出了多么可歌可泣的牺牲。实际上给孩子造成的心理负担，恰好与他们被减轻的经济负担形成巨大反差，对他们的长远发展毫无益处。和钱的数字相比，进入大学阶段的孩子们更需要的是父母的精神支持，包括对他们自理能力、自立能力、自我完善能力的高度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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