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一年,已是我到美国之后的第七年。那些学霸同学们,大多直接从国内的校园直接进入美国校园,我却被犹太裔老板们狠狠打磨过,没那么多心理障了。我和系主任Cates教授聊了两个多小时,离开的时候,我已经被他“有条件”录取。这个条件是,入学之后的头三门必修课,我的成绩必须达到A-(95分)以上,否则他便将我逐出校门。——至于自己脑门一热,满口答应下来的这个条件,后来会如何剥掉自己身上三层皮,我当时毫无概念。
此外,“有条件”的录取还意味着在入学之前,我没有申请任何奖、助学金的资格。自己的那点儿积蓄,仅够支付两门课六个学分,此后我要怎么办,能怎么办,我也毫无概念。我这个人实在缺乏什么事情想明白、理清楚了,再付诸行动的智慧和定力。那天回家的路上,竟然还小有几分得意,因为就凭着550的托福成绩,我很快可以上学了。
系主任同时也指定了我的指导教授,并为我预约了次日去拜见的时间。这位后来对我大有提携之恩的Hennings教授一见面就警告我,说本校本院本专业的硕士生培养项目,在全美排名第二,千万不要对系主任给我限定的入学条件掉以轻心。继而问我有什么要求。
“我需要钱,”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不可能自己负担学费。”
“好,”他点点头,回答也相当简明干脆。“你没有任何专业基础,需要一个过渡期。下学期就选一门必修课,‘多媒体编程’。至于修这门课所需的4个学分的学费,我给你免掉。让你自己,也让学校看看,你和本专业是否彼此契合。”
就这样,1998年春季,我从职场重返校园,成为一名硕士研究生。截至开学第一天,我走进“多媒体编程”这门课的教室那一刻为止,我连用电脑打字都不会。而这门课没有教材,全凭教授在课堂里通过电脑上的实例演示来讲授。到期末,我拿到了这第一门必修课的A-。期间几乎让我吐血三升而亡的过程,不足为外人道,却尽数落在了Hennings教授的眼中。他因此免掉了我下一学期8个学分的学费,同时为我向系主任陈情,建议免除我的入学限制条件。随后,我得以进入商学院开设的国际学生暑期培训班去教书,又连续两个学期获得学院的优秀学生奖学金,都是因为有他大力推荐。
Hennings教授为我拟定完整的选课计划和毕业设计选题之后,我们见面的时间就少了。99年暑假里,这位在专业上卓有建树的教授,被另外一所大学聘为教育学院的院长,离开了理海。他所指导的尚未毕业的研究生,被系里统一分派到其他教授名下。而我,只顾着埋头按照他为我规划好的路线,高歌猛进,直到毕业之前,都没有正式去拜见过我后来的那位名义上的指导教授。过了很多年以后,我自己也进了高校教书,才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礼节上的疏忽,而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当时直接带来了前方不远处等着我的滑铁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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