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为何无一言提及白沙？

     王龙溪曰：“我朝理学开端是白沙，至先师而大明”。黄梨洲指出，“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不知阳明后来从不说起，其故何也”。王龙溪以白沙之学为发端，以阳明心学为集大成，失之武断。黄梨洲认为白沙之学入于精微，“精微”一词下得极不妥当。

     嘉靖三年八月，阳明先生宴门人于天泉桥。先生曰：“昔者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世之学者，没溺于富贵声利之场，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脱。及闻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缘，皆非性体，乃豁然脱落。但见得此意，不加实践以入于精微，则渐有轻灭世故，阔略伦物之病。虽比世之庸庸琐琐者不同，其为未得于道，一也。故孔子在陈思归，以裁之使入于道耳。诸君讲学，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见此，正好精诣力造，以求至于道，无以一见自足而终止于狂也。”

     白沙曰：“圣贤之心，廓然若无”；“自得者，不累于外，不累于耳目，不累于一切，鸢飞鱼跃在我。知此者谓之善，不知此者虽学无益”。再体会阳明先生此语：“但见得此意，不加实践以入于精微，则渐有轻灭世故，阔略伦物之病，虽比世之庸庸琐琐者不同，其为未得于道，一也”。阳明先生所说“狂者”，正是指向陈白沙，因为白沙先生为湛甘泉之恩师，甘泉为阳明好友，不好直接点明而已。

     阳明为何无一言提及白沙？如果阳明之学果得益于白沙，又终身无一言提及白沙，则是掩人之善。其实，阳明之学与白沙之学，其间不仅有深浅精粗之别，还涉及孔门之学与释老虚无主义之辨。“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故不易辨，惟笃志圣学者始能究析其隐微”。阳明先生有难言之隐，或许是顾及好友湛甘泉的感受，不能直接指出，白沙之学已落入虚寂。

     黄梨洲认为，白沙之学“以虚为基本，以静为门户”。白沙云：“断除嗜欲想，永撤天机障；身居万物中，心在万物上”。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

     “是时大礼议起，先生夜坐碧霞池，有诗曰：‘一雨秋凉入夜新，池边孤月倍精神。潜鱼水底传心诀，栖鸟枝头说道真。莫谓天机非嗜欲，须知万物是吾身。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旧尘’……霍兀涯、席元山、黄宗贤、黄宗明先后皆以大礼问，竟不答”。

     末句“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旧尘”，确实是有感时事而发，但“莫谓天机非嗜欲，须知万物是吾身”一句，正是指向白沙所云：“断除嗜欲想，永撤天机障；身居万物中，心在万物上”。

     白沙曰：“舍彼之繁，求吾之约”。又曰：“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而动直，而后圣可学而至矣”。白沙所谓“约”，落在“虚静”与“无欲”上，不同于孔子所谓“约礼”。孔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约礼”基于“博文”，二者不可割裂，犹如“上达”离开“下学”则凌空蹈虚。孔门之学，如落实在宋儒“存天理、去人欲”上说，则去得一分人欲，复得一分天理，立德性之知而不废闻见之知。

     白沙所谓“约”也不同于孟子所谓“守约”。白沙曰“圣贤之心，廓然若无”，只相当于孟子所谓“守气”。如阳明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气，当其宁静时，亦只是气宁静，不可以为未发之中”。白沙所谓“自得者，不累于外”，既不是“未发之中”，也不是“求中功夫”。阳明先生曰：“若靠那宁静，不惟渐有喜静厌动之弊，中间许多病痛只是潜伏在，终不能绝去，遇事依旧滋长。以循理为主，何尝不宁静；以宁静为主，未必能循理”。

     白沙之学与周濂溪之学相近。“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通书·圣学》）

     周濂溪在《太极图说》中以“无欲”解“主静”，曰：“无欲故静”。在《通书》中又以“无欲”解“一”，把“一”落在“无欲”上。所谓“无欲”，只是向自性上“反”，而没有见“性”。不见“性”，则无率性之道；没有实现反身而“诚”，不诚则无物。“无欲故静”，论其境界大约只相当于“狷者有所不为也”，还不及“狂者进取”，更不用说孔门大中至正之道了。孔子曰“天下何思何虑”，但孔子所谓“无思无虑”，即“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大程子与弟子论学时以“无适”解“一”，应是针对周濂溪之“一者，无欲也”而发。

     “或问敬。（程）子曰：‘主一之谓敬’。何谓一？子曰：‘无适之谓一’。”（《二程粹言》卷上）

     大程子先以“主一”解“敬”，“敬”与“静”有细微差别。儒家经典一般言“敬”不言“静”，敬以直内而义以方外，而“主静”则易落入虚无。《大学》言“定而后能静”，但后面接着说“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虑”即孟子所谓“心之官则思”。司马光解《大学》“格物”：“格，犹捍也，御也，能捍御外物，然后能知至道也矣”。司马光解“格物”，与《大学》“物格而后知至”一句不合，可谓“其得在于神静，其失在于物虚”，未能尽“格物”之义。孔子曰：未“知”，焉得“仁”？儒家以“知”求“仁”，以“学”求“仁”，修齐治平之外王事业也是从良知涵养扩充出去的。

     大程子再以“无适”来解“一”，“无适”出自《论语·里仁》篇。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有所适，则有所不适；无适，即无所不适。“无适”之于“无欲”，犹如中道之于狷介，其间的差别显而易见。大程子以“发而皆中节”来破周濂溪之凌空蹈虚、虚说光景，犹如阳明先生以“莫谓天机非嗜欲”来对治白沙所云“断除嗜欲想，永撤天机障”。

     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说“寡欲”不说“无欲”，到了周濂溪才鼓吹“无欲故静”。道心与人心不贰，“欲”乃心之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属于此心之“欲”，即使是物质层次的欲望，也是心体之流行发用。无欲则无意，无意则无心，进而无物、无知，如何不落入虚寂？

     孟子道性善，合心性而言“欲”，所谓“可欲之谓善”是也。孔子进而说“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此是《中庸》所谓“率性之谓道”，或如《系辞》所谓“诚之者，性也”。“欲”只有偏正、公私、内外、大小之分，而不可完全说坏。寡欲，由博反约，吾心不被物欲所扰，但还要主动去格物致知，通过学知利行来实现生知安行。从“寡欲”到“可欲”，近于孟子所谓“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修心养性功夫到了极至，应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而不是“无欲故静”。

      阳明先生为何无一言提及白沙？二程夫子十五六岁从周濂溪问学，对于周濂溪为何不称“先生”？值得后世学者深思。大程子曰：“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儒佛界限，只一理字”，大程子出此言，或许是要与周濂溪划清界限。二程夫子为北宋理学的真正开创者和奠基人，朱子作《伊洛渊源录》，认定周濂溪为理学开山鼻祖，对濂溪之学推许太过。《太极图说》曰“无极而太极”，陆象山认为此是老氏宗旨，但对于周濂溪之学也未能准确识断。陆象山兄弟认为：“《太极图说》与《通书》不类，疑非周子所为；不然，则或是其学未成时所作；不然，则或是传他人之文，后人不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