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涉及到利益分配上的事情，历来就没有人含糊过。
01
1905年，也就是大清的光绪三十一年，戊戌那一年被砍头的冤魂们，早已被当作“逆党”写进了历史，并逐渐被老百姓遗忘，而被所谓“逆党”们恭崇的紫禁城的皇帝，被软禁在瀛台也有了七年之久。在这七年间，清帝国摇摇欲坠，枯木难支，紫禁城甚至一度沦丧在八国联军之手。那些围坐在龙椅帘后和杵立于傍边的人们，估摸着大厦将倾，非常别扭地，很不情愿地做出了最后的挣扎。
这一年，又一批大清的公派留美学生远渡重洋，在他们当中，大多是十几岁、未及二十岁的蓬勃少年，青春正好，而已经25岁的陈焕章位列其中，多少显得有些不一样。
1911年，大清帝国终究是亡了。
彼时，31岁的陈焕章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毕业论文（或者叫毕业论书）长达60多万字，名曰：《孔门理财学》（“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s”）。陈焕章在书中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原理，分别讨论了孔子及其儒家学派的一般经济学说及其在消费、生产、公共财产方面的思想。这本书一经问世，随即被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丛书之一出版，并在西方社会引起了学界的注意，该书曾于1930年、1973年、1974年、2002年、2003年由多家英美出版社重印。
1912年，时任《经济学杂志》主编的，现代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奠基人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撰文点评了《孔门理财学》，他写道：“在陈焕章博士这本博学而令人愉悦的书中，有大量的内容人们将会引述，比如，……写得极好的中国税制史。”同时，德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儒教与道教》中也将《孔门理财学》列为了重要的参考文献。
02
北宋神宗熙宁三年，正月初一，一个阳光灿烂的清晨，汴京相府被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敲开了新春的大门，拜相已久的王安石意气风发，在乍暖还寒的冬春之日，写下了《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户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这一年，王安石四十九岁。他抿了一口暖心的屠苏酒，信心满满地拿掉北宋王朝的旧符，换上了他筹谋已久，憧憬着能够改天换地、药到病除的新桃。
北宋王朝就这样，在文化盛世的遮掩下，为已经迅速滑进亡途的帝国迎来了一场极具超前意识的变革，也是唯一一次，并极可能会改变历史的变革。
回看历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曾写道：
……仁宗升遐，及今未满四年，大祸仍臻，内外公私，材费不赡，再颁优赏，府藏虚散。深惟方今至要，莫先材用。材用者，生民之命，为国之本，散之甚易，聚之实难。材用不足，生民无以为命，国非其国也。……自康定、庆历以来，发诸宿藏以助兴发，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熙宁二年，神宗皇帝承继大统刚满一年，面对着“百年之积，惟存空簿”的现状，二十岁的帝王，萌生着汉武唐宗的决心。
彼年，王安石变法伊始。
同年二月，王安石领参政知事衔，随后，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统筹财政。七月，立均输法，九月，立青苗法。熙宁年间，又相继颁布了农田水利法、募役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
变革直指财政，欲空簿变满本。
在奏请神宗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的奏折中，王安石写道：
……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
王安石被后世戏称成为“拗相”，在这本奏折中，他执拗的真性情展露无遗。奏折中的文字无疑是诚恳忠贞的，但同时更是直白尖刻的，面对年轻的皇帝，王安石毫无顾忌地说，整个大宋朝，在财政管理上，基本上是无章可循、无法可依，所以皇室虽然简朴，但百姓不富足，历代君王虽然勤勉，但国家不强大；幸运的是，蛮夷外患还未完全崛起，加上没有天灾水旱，天下才无事逾百年。这是尽了人事的结果，但更多的是上天的眷顾和垂怜。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自从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北宋王朝政治上实行文人治国，军事上奉行守内虚外，为了维护中央集权，逐渐形成了行政权、财权和军权分化而治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附带着农耕社会顺其自然的惯性，官僚机构一天天的庞大臃肿，造成了“冗员”；长期的“养兵”之策，兵多不精，且兵将不相习，造成了“冗兵”；而冗员和冗兵导致了“冗费”，三者环环相扣，直接把宋王朝推到了积重难返的边缘。
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北宋的确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繁荣和文明盛世，但在国家层面，宋王朝经济的“积贫”和军事的“积弱”也毫无疑问是历代王朝中最突出的。
03
仁宗庆历八年，二十七岁的王安石赴任鄞县知县。《宋史》记载：
……调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
后世总有人评论王安石“但知经术，不晓世务”，但真实的历史不会被淹没，即便《宋史》极尽偏抑，全书充满了对王安石的鞭笞，可事实这件事毕竟无法像评论一样随性而起，只能真实陈述，所以世人终究还是从只言片语中发现了真相。
在为官鄞县的四年期间，王安石兴修水利，造福一方；同时，他尝试着在青黄不接之际，以官衙的身份借钱给农民完成耕种，在收粮后，农民连本带息再还钱给官府。这一“出息贷谷”的做法在鄞县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后来，这一做法演变成了“青苗法”的一部分，被视作青苗法最初在基层最成功的实践。
青苗法是“常平仓制度”的延申，以前，官府会“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即以常平仓粮谷为基础，在丰年适当抬高谷价，防止谷贱伤农；在荒年适量降低谷价，平抑物价。后来，王安石据此出台青苗法，规定在每年二月和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贷款或者贷粮给农民，每半年计息二分，随夏秋两税归还。是否请贷，皆由农民自愿，“不愿请者，不得抑配”，归还时，纳粮，或者因为时粮价贵，纳钱均可，“皆许从便”。
青苗法是个典型的国家信贷行为，王安石的目的也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但是在看天吃饭的农耕社会，资源是有限的，资源不在豪民富民，就在官库。
在青苗法出台前，遇到不济流年，农民只能找豪强地主去借利滚利的高利贷。如果遇到收成出奇的好，万一农民一不小心还上了，当然两全其美，但绝大部分是根本还不上的，所以，为了还债，农民一个接一个地失去了自己的耕地，这就是农耕社会里，皇权中心最担心的土地兼并。而更糟糕的是，即使是朝堂之上知道这件事在不断地发生，却无论如何也弄不清楚严重到了什么地步，因为那是一笔糊涂账，甚至没有帐。就像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里写的一样，由于缺乏成熟有效的数目字化的管理，皇权中心根本无法及时、准确地洞悉应纳税赋的土地实际数目。而结果就是，豪强地主家财万贯，中央财政空簿赤字。
王安石很清楚根源在哪儿，所以他直接成为了央行行长、财政部长、统计局局长和国企总经理。
方田均税法，重新清丈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以土地优劣制定田赋依据。
均输法，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由财政划拨专款进行统购统销，官营专卖。
市易法，设立市易务作为市场管理机构，使用财政专项资金平价购买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调节市场供求关系。
青苗法，直接把国家做成了银行，释放流动性，加快货币周转，刺激市场需求。
一条条新法越看越眼熟，恍惚之间，仿佛回到了一千年以后。
但大宋王朝终究还是农耕文明，从前慢，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年只够种两季粮食。
所以，资源就只有那么多，都到中央财政的账簿上了，豪强地主们就没有了。而一旦涉及到利益分配上的事情，历来就没有人含糊过。
于是，有人找茬，有人使坏。
很快，青苗法就出了问题。
欧阳修曾质问：
夏粮钱于春中俵散，尤是青黄不接之时，尚有可说，秋料于五月俵散，正是蚕麦成熟，人户不乏之时，何名济阙，直是放债取利耳。
欧阳修的意思很明确，即蚕麦成熟时，你还出借青苗钱，那你不就是在强行摊派高利贷吗？所以，你的“不得抑配”又作何解释呢？
司马光做了道算术题，
陈色白米一石，却将来纳新好小麦一石八斗七升五合，所取利近一倍。
利息近一倍，妥妥的高利贷，二分息何从说起？
苏辙更是一针见血，
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
大家都知道在实施青苗法的过程中，实际操作的官吏中饱私囊，王安石你有好意，但你的下属官吏们未必就把事情做成了好事。
几乎同时，均输法和市易法也被诟病。因为朝廷成了最大的贸易公司，大小货物均被垄断，“……尽笼诸路杂货，渔夺商人毫末之利，……” “凡商旅所有，必卖于市易。”最终造成“卖梳朴则梳朴贵，卖脂麻则脂麻贵”。
到底哪儿不对了？
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在点上。
换成人话说，一是时间和空间不对，农耕文明承载不了那么超前的变革；二是人不对，在那个时间和空间，那时的人们根本无法认同朝廷去做经商放贷这件事情，因为农耕社会的商人从来都被社会所不齿，他们被贴上贪婪狡诈的标签，地位低下；再者，官场的贪腐和懈怠已经烂在根子里，要么不做不错，要么就都是政治投机者。
04
熙宁七年，春，天下大旱，旱情从熙宁六年的秋天开始，已经整整十个月，农田颗粒无收，饥民流离失所。上天不再眷顾大宋。
同年三月，监门小吏郑侠绘制《流民图》献给神宗，并上折《论新法进流民图疏》，直陈新法在施行过程中给百姓造成的扰害，请求罢除新法。郑侠在奏折中写道：
但经眼目，已可涕泣，而况有甚于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神宗反复阅览图疏，夜不能寐，次日，宣布了或暂停或罢除的诏旨。三日后，天降大雨。
一场大雨让郑侠青史留名，也让王安石的新法成为千夫所指。手下的人乱七八糟，老天也不帮忙。
四月，王安石罢相，改任江宁知府。在赴任江宁的途中，他乘船途径今日的镇江，彼时，江南春色正好，但大好春光不合时宜地反衬了王安石的失意，王安石写下《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是啊，壮志未酬，春光再好，我也无心流赏，何时我才能回到哪里？
此后经年，王安石又两次拜相，但由于变法派内部分裂严重，王安石得不到更多的支持，新法难以为继。
元丰八年，神宗驾崩，哲宗即位，改元元佑。
哲宗即位后，司马光拜相，随即全面废除了新法。而王安石拜司空，司空是个位高无权的虚职，于是，王安石再次回到江宁，闲居在今天南京城中山门附近的半山园。彼年，王安石六十六岁。
闲居无事，王安石时常对着南京城的城楼思虑慨感，他填词《千秋岁引·秋景》：
别馆寒砧，孤城画角，一派秋声入寥廓。东归燕从海上去，南来雁向沙头落。楚台风，庾楼月，宛如昨。
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它情担阁！可惜风流总闲却！当初漫留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约。梦阑时，酒醒后，思量着。
这一生，终被名利和情感束缚，是到了酒醒后好好思量的时候了。
哲宗元祐元年，王安石病逝。身后功过事，只留后人说。
05
八百多年后，大清留美学生陈焕章在他的博士毕业论文《孔门理财学》中，用“Government loans and public relief”一个章节的篇幅，较为详实的阐述了北宋时期的“常平仓制度”，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在王安石变法中极为重要的“青苗法”，西方学界惊讶于此，也感概于如此朴素的来自于东方的古老经济实践。
1918年，亨利·华莱士（Henry Agard Wallace）拜读了《孔门理财学》，并详细研究了常平仓制度和青苗法，大受启发。1938年，华莱士担任罗斯福政府的农业部长已五年多，他参考“常平仓制度”及相关做法，推动国会通过了“农业调整法”，并由此形成了美国现代农业立法的基本框架。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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