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在历史上给我们的感觉是乱糟糟，除了忽必烈之外其他皇帝几乎都没有存在感，加上这一朝时间短暂，整体上没有什么太深的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是现在所说的什么民族认同感，那时并不存在像现代这样严格定义的“民族”。其中的关键或许就在于两个字：科举。史书可是这些人操持的，古代手里拿着笔杆子的人很多时候比拿刀的人厉害得多。
我们在初中、高中学习过的历史中了解到各个朝代的选官制度的发展，而元朝的选官制度却很少被提及。
我们都知道，科举制度自诞生起，就是为国家选官服务的，元朝是马背上得天下的，崇尚武力，再加之宋时冗官的弊端，所征服的金朝和南宋都是实行科举之地，故在文官选拔上轻视科举制度。所以元代并不像明清那样在选官上完全依赖科举，对科举的重视程度，自然不及之前的唐、宋，也不及后世的明、清。
在元朝选官主要采取世袭、恩荫与推举制的方式，说实话衡量的标准是关系远近。在元代从军、上地方书院和官学、当胥吏，通过军功、考试、晋升，一般都是有当官的机会的，不过天花板很低，仕途的终点也大都是下层官僚。
至于上层高级官僚主要是从统治集团内部产生，自己打下天下当然是自己人分享，若采用考试制度将会损害这些人承袭和荫的特权，自然会遭到一致反对。
除了关系，金钱在元朝逐渐成了当官的开路法宝。“有钱能使鬼推磨”几乎成了人们价值取向的第一信条，狠狠地将古代民众本就不高的道德水准，又成功的拉低了N个档次。那些通过大肆贿赂当了官的人，上台之后只会变本加厉地搜刮民脂民膏，造成更深的社会矛盾。
对元代官场等级有兴趣的，可以仔细看看下面这张元代官制简表。
元朝统治者根据形势，也举行过科举。但通过科举入仕的，有统计，元代通过科举选拔的官吏只占文官总数的百分之二，数量微乎其微。
第一次科举是在元太宗(窝阔台大汗)十年(1238年)举行的“戊戌选试”，在中书令耶律楚材提议后举行的，录取人数为4030人。这场考试至少让一千余名的儒士脱离了奴隶的深渊，恢复了自由身，一定程度上稳定了被征服地区的民心，但此次科举考试只是统治者的一次尝试，没有形成定制。正式建立元朝的元世祖忽必烈，虽大肆笼络儒士们，但在位期间未曾开考，科举在元朝一直处于中断状态。
中断75年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下诏恢复科举，因为此时随着元王朝的贵族世袭制不断深化，朝廷的大权已被上层贵族牢牢把持，元仁宗想要加强自身权利，就得进行改革，用新的、系统的选官方式来给朝廷换血，用完全由皇帝选拔任命的科举官员来填充官员队伍，才能真正实现皇权的最大化。此前隋唐就是这么干的，用科举选官来打破世族门阀。
自元仁宗1313年起，到1368年元惠宗退回草原，中间因为因为元惠宗时期丞相伯颜擅权，执意废科举，1336年科举和1339年两次科举停办。元朝共举行科举16次，录取进士1139人。
下令恢复科举的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只在位九年，能在死后获得一个“仁宗”的庙号，和他恢复科举，推行“以儒治国”政策，获得了儒生的赞赏，不无关系。
在中断科举的日子里，那些原来要考试的读书人，没有饭吃就到流浪的杂技班、戏班子里面去，说我给你们写点东西吧。这些人里面有写《窦娥冤》的关汉卿，有写《西厢记》的王实甫、有写《赵氏孤儿》的纪君祥等一大群人，所以结果在元代戏剧大繁荣，元曲因其文学成就之高而并称“一代文学之胜”。
元代科举正式实施的时间比较迟，中断时间长，次数少，人数少，虽然用儒士补充官员队伍也是杯水车薪，没能够最终达成目的，科举几乎沦为鸡肋，但其制度化的色彩还是重了很多。
元代可以说是从隋唐创制科举，宋代全面推行到明清完全制度化的一个重要过度阶段，宋代科举虽然已经逐步主流化了，但制度上算不上稳定。尤其是名额上，经常出现争议，学校制也没有完全运转起来。在元代科举制度，怎么考，考什么，基本上是才正式定型的。与之相配套的学校制，三级考试制才真正建立了起来。
自元代以后，科举考试科目废“诸科”只设进士一科，科目单一，由繁到简易于操作，(宋代沿袭五代旧制，进士科以外还设各科,如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常合称“诸科”
);开考时间固定，三年一次，称为大比;考试内容以儒家《四书》、《五经》为主，又规定以程、朱等理学家的注疏为蓝本。
明、清两代开科取士，大体上采用的是元仁宗皇庆年间制定的考试制度及实施方法，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和完善，但基本内容及其精神实质没有多大改变。
当一项制度走向完善，意味着稳定，但同时僵化的隐患也在滋生。元代实行的科举制度，是由唐、宋过渡到明、清，不断走向完备、成熟以至僵化的一个转折点。自元以后，科举取士的弊端也就暴露得越来越明显，毕竟国家治理方方面面，需要不同类型的人才，还要照顾不同阶层，科举制度下僵化的选才形式，阻碍了进步，直至被彻底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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