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规训与惩罚》是法国著名思想家、结构主义大师米歇尔·福柯（1926～1984）的代表作之一，该书陈述了有关对犯人的严刑拷打日渐被控制他们的监狱规章所取代的轨迹，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相关的政治、法律、权力、观念和科学技术问题；表明人类社会是如何从古代通过酷刑对人类肉体和精神的疯狂肆虐，逐步演化为一种通过实施“温柔的”暴力而使被统治者臣服和“自觉”接受规训的生存目的；进而通过对权力功能进行的微观分析，使人们对一系列传统观念都产生耳目一新的认识；认识到人们的身体、行为和主体也都是权力作用与塑造的结果。【1】福柯被誉为二十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爱因斯坦，他的出现直接导致了整个西方学术的转向，他是后现代理论和当代人类思想的渊源。作为过去50年来对世界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他对权利、性行为和实施等的论述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著作。
正文
对于初探福柯思想的人来说，其震撼或许足以让人脑抽，生活在现代文明的我们或许所作的几乎所有反思都是关于我们行为思想的合理性，是否符合常理，是否对应场景以及与社会公认标准的距离，信息爆炸的年代里我们的头脑早已拥挤不堪，许多道理在我们看来是如此的不言而喻、颠扑不破，无需过度思辨，自寻苦恼，我们向来如此看待社会，评判历史。生病应该咨询医生，犯罪应该得到法律制裁，可笑可悲的疯人自然便应该关进精神病院，辨无可辨，无需再辨，然而，天才的伟大便在于打破常识，不循常规，福柯阴恻恻的吐着大烟圈徐徐说道，所有的这些理性、自由、知识、文明都是被权力构建出来的，人类的文明是规训权力运作的文明，肉体，思想，灵魂不过是一种规训技术、肉体权力的运用，恶毒的玩笑，荒唐的真理，如同疯人呓语，当面具被揭开，真相面目可狰，漆黑的瞳孔里是权力的深渊，当自由学会反思自由之时便也失去了自由。
一、惩罚方式的转变
根据《规训与惩罚》一书我们可知，最初的惩罚是君主权力的展示，违反国家法律与社会规范的人被看作是对君权的不敬与冒犯，是对君主权力至高无上的藐视，是对君主政权合法性的动摇，对于弑君者，君主会以最严酷的公开处决来做出回应，残酷的极刑，血腥的死亡表演，凋零残破的肉体，力图给民众造成威慑。公开处决是展示君主至上权力的仪式，同时也是罪犯的表演，抽象的权力必须借助实质的存在来展示它的不可侵犯，而犯人的肉体无疑充当着最好的传播介质，肉体的扭动撕扯，死亡与权力之花竞相开放。它旨在使民众产生恐惧，显示君权的无可匹敌，从而减少犯罪的出现，事实上却演变成了另外一种局面。在公开处决的狂欢中，刽子手以正义的名义行使暴力，作为施展权力的代言人与承受权力并体现权力制裁的犯人的肉体无疑喧宾夺主，成为民众关注与狂欢的主角，完全没有意识到权力走秀的良苦用心。民众的焦点并不在于君主的权力，而是落在于犯人的肉体。公开处决是一个混乱的场面，犯人在临死之前发表演说，其事迹和临死之言将会变成宣传册流传下去；实施合法暴力的刽子手成为众矢之的，受到人群的攻击；有人计划解救囚犯免于酷刑……最大的悬念来自于特赦是否会降临，或者是更残酷的刑罚是否会到来。公开酷刑是一场君主权力的表演，君主有权干预刑罚的进程，这使得司法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状态。
由于公开处决的残忍性和混乱性，18世纪的改革者主张更温和有序的惩罚手段。惩罚的程度应以“人性”为基础，它应该回到它的最初目的——使人们得到儆戒，从而减少犯罪，而并非只在彰显君主权力的张牙舞爪。犯人受到的惩罚应与他们的罪行相关，但又不至于过分残忍。看到这里我们激动地鼓起掌来，看吧，人类在进步，文明的曙光正划破历史的长夜。福柯打了一个乏味的饱嗝，双目炯炯的注视你，“你错了，小伙子”，权利同人一般是会成长的，它有着它的理性与非理性，横征暴敛、肆意妄为与精打细算、纵横捭阖从来都是它一体两面的命运共生体，面露凶光、凶猛残暴固然能横行乡里、为祸一方，却也不过莽夫之勇，不过尔尔，可怕的是它在成长，收敛形体、油头粉面，看似和善可亲，于人畜无害，拂袖品茗之间却已广夏巨变、流血漂橹，古有剑论“天子之剑，以燕谿石城为锋，齐岱为锷，晋魏为脊，周宋为镡，韩魏为夹；包以四夷，裹以四时，绕以渤海，带以常山；制以五行，论以刑德；开以阴阳，持以春秋，行以秋冬。此剑，直之无前，举之无上，案之无下，运之无旁，上决浮云，下绝地纪。此剑一用，匡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剑也。庶人之剑，蓬头突鬓垂冠，瞋目而语难。相击于前，上斩颈领，下决肝肺，无异于斗鸡，一旦命已绝矣，无所用于国事。”惩罚方式的温和从来都不是权力之剑的锋锐有钝，充盈其表的人性与进步或许不过是其附带产品，是其策略性的调整，是为了规训效率的良好运作，持剑逞凶是为匹夫之谋，投毒于井才是杀人于无形。
与其说他们注重对犯人人性的尊重，不如说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更精细的司法，是权力的更为有效率的应用，“改革者们的批评与其说是针对当权者的缺点和残忍，不如说是针对一种糟糕的权力体制。”【1】权力不再只是暴躁却愚蠢的凶兽，气势汹汹却过犹不及，它学会了匍匐前进，伺机而动。鲁舍和基希海默尔发现，公开酷刑和处决所以存在，是生产制度的后果。酷刑在当初的社会生产制度下之所以根深蒂固，那是因为它揭示了真相和显示权力的运作。它能确保把书面的东西变为口头的东西，把秘密公之于众，把调查程序与忏悔运作联系起来。它能够在有形的犯罪肉体上复制罪恶，把犯人的肉体变成君主施加报复之处，体现了专制君主的个人意志。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分析了封建刑法的四个特点：干涉性、恣意性、身份性、残酷性，并指出导致其特点的原因主要在于国家权力的集中性、庞大性与绝对性，国家是个人生活的唯一场所，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于是个人权利显得极为渺小，个人权利惨遭剥夺。【2】从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公开酷刑的终止与废除最主要的原因是社会生产制度的变革，从封建君主制度转变为以商品经济为主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以商品经济为主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在讲究理性与功利的现代经济体系中，人的肉体使用在工业经济中产生了效用和商业价值。追求个人消费最大化与利润最大化的行为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范式。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们知道，资本家通过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来获取利润。因此如何提高对人的肉体的利用效率，攫取更大的利润成为了资产阶级首要考虑的问题。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崛起与壮大，作为旧有利益阶层代表的君主成为其必须铲除的阻碍，君主权力的个人意志与独断专行，新旧利益阶层的矛盾不可调和，新兴的资产阶级推翻了旧式君主的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新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引起上层建筑如法律、文化、思想的变革。公开处决作为旧有的惩罚制度自当予以废除，然而刑罚制度的改革或许并不是思想启蒙自由民主所带来的人道精神的空前发展，惩罚制度作为一种体现权力的社会制度，权力之手从未都不会放松对它的把控，刑法的改革不过只是权力手段的结构调整，新的惩罚权力结构得以建立，权力以一种更加合理的方式再次充盈其肌理，化作毛细血管，蔓延全身。
惩罚转变成一种符号的方式，对民众进行教育。对犯人的惩罚应使人们看到犯罪弊大于利，从而减少人们冒险犯罪的念头。惩罚产生的不是肉体痛苦的感觉，而是产生“痛苦”观念的痛苦，它改变了惩罚的表达方式——扩展惩罚的表象，而非体罚的现实。这种新的惩罚方式把苦役作为最经济的惩罚手段，只要让人产生犯人已受到惩罚的效果即可，并且给人们的思想造成最持久的影响，“犯罪应该继犯罪而来；法律应该显得是一种事物的必然性，权力在运作时应该隐藏在自然的温和力量背后。”【2】能够恰到好处显示事实犯罪的障碍性的符号体系，一种精心计算的惩罚权力经济学在司法领域的应用，惩罚运用于精神，更确切地说，运用于在一切人脑海中谨慎地但也是必然地和明显地传播者的表象和符号的游戏。换句话说，惩罚从对肉体折磨转变成了一种精神上或者灵魂上的折磨，通过新的惩罚方式让犯罪人感受到精神痛苦，而不是原先的身体痛苦。权力以符号学为工具，它解开了罪犯身上的沉重枷锁，为其打造了一副心灵的镣铐，把精神当成可供铭刻与裁剪的物体，思想的控制使个人失去了反攻的对象，作为公共景观的行刑仪式消失了，惩罚成了一种仪式化的符码浇灌，权力脱掉了丑陋的外在躯壳，转身走进了抽象的意识形态。然而，正如我们对福柯的了解，这个任性执拗的老学究不会让惩罚的故事如此圆满收尾，权力之神踏浪而行追寻着规训的魅影，远方的“监狱”已在迷雾中恭候多时。
二、监狱与规训
容我恶意的揣测或许不少同学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参加一次期末考试，铃声一响，全场肃静，当试卷一发下来，写好学号姓名后发现全复习错了方向，顿时面如死灰，头大如斗，这个时候我们依然得装的稳如泰山，实则盘算着周围哪个同学看起来比较靠谱而又慈悲为怀愿意施以援手，而这个时候老师的位置便成了成败之关键所在，若是老师端坐讲台倒不足为惧，老师注意左侧的A同学之时便是右侧的B同学行动之时，而A同学也只能一边装作奋笔疾书一边祈祷其他“战友”赶紧吸引老师注意力，难过的是，经验丰富的监考老师大多喜欢在考场后方游走，这时，我们便开始慌了神，因为老师的视线无法掌控，无法知道自己的行动是否会被察觉，便只能正襟危坐不敢轻举妄动，时不时缩着脑袋警惕的往后边看看，更糟的是这一举动很容易暴露自己，显得自己贼眉鼠目尤为可疑，往往再往后边张望时发现老师也在注视自己，顿时老脸一红，神态窘迫，只好憋出一句，老师“我要上厕所”。以上的场景在我看来和福柯描述的“全景敞视主义”或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论其效果自然落入下剩，可以看作一个“全景敞视主义”的简化版本。
我们从来都认为人类文明的进程是一个不断追逐理性自由以及人道的单向行进路线，从以肉体为对象的公开处决到看似更加符合现代性的，更为人道的“温和仁厚”的符码灌输的转变，惩罚形式的嬗变从来没有停下前进的步伐，权力的调整仍在瞬息万变，“监狱的出现标志着惩罚权力的制度化。”【3】监狱，正朝着历史的风口浪尖缓缓走来，这种在我们看来更为人道的仅仅需要剥夺自由的惩罚方式以可怕的速度适应着当时社会生产制度的发展。在18世纪晚期，人们面对着三种组织惩罚权力的方式。第一种是君主专制制度的方式；第二种是建立惩罚之城”遍布整个社会的刑罚权力的体现，通过不断地对公民头脑反复灌输符码而运作。”【4】；三是强制制度的建立[惩罚权力的浓缩体现，”一种脱离社会共同体、借助权威和知识系统对犯人活动和行为的管理，即监狱。”【5】”福柯写道，三种惩罚权力方式体现了三种不同的因素：君主及其威力、社会共同体、管理机构；标志、符号、痕迹；仪式、表象、操作；被消灭的敌人、处于恢复资格过程中的权利主体、受到直接强制的个人；受折磨的肉体、具有被操纵的表象的灵魂、被训练的肉体。”【6】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告诉我们，第三种方式即监狱最终被采纳。而之所以监狱会被最终采纳，根据福柯的观点，也即全书的主旨，规训与惩罚。18世纪后，监狱成为了欧洲主要的惩罚方式，自由资本主义的追求利润与效率为边沁设立圆形监狱提供了契机，监狱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剥夺犯人的自由，组织起来的犯人可以被规训为从事工业生产的生产力，成为可剥削的廉价劳动力，使之变得顺从而有用，层级监视，规范化的纪律运用，周密繁复的检查，规训权力的运用为犯人编织了一张渗透灵魂的驯化网络。
监狱是惩罚温和化与规训规范化的产物。惩罚温和化意味着权力的结构方式改变，意味着权力展现手段的隐蔽性转变，它不再浓墨重彩的展现它的独有手腕，转身潜入规训的深处。人道主义并非惩罚转变的真实源头，其背后体现的权力机制变化才是真正现实的推动力量，人道主义成为其掩盖规训目的的宣传标语；规训规范化意味着人类文明的演进，理性的进步，纪律的运用，司法的开疆扩土，以暴力恐怖为手段的压迫统治变更为对人们潜意识思想的侵占。诞生于19世纪初的“全景敞式监狱”可谓规训权力运用的集大成，几乎使监狱这种现代性规训教化的缩影发展到极致，由被分割成许多单独小囚室的环形或圆状建筑所围绕，中心耸立着一座瞭望塔，囚室中的每个人处于受到隔离与监视的孤立状态，单独的区隔防止了犯人之间的交流，避免共谋事件的发生，而孤独状态的犯人只能在煎熬中不断审视自己的内心，唯一的景观是瞭望塔高大的轮廓，塔中情形却无法得知，视线受到阻扰，光线的传播被剥夺，视线成为一种单方面的权力压迫运用其中，光线沦为规训的爪牙，犯人只能假设自己时刻受到窥视而自我制约，真实的监视与观察已不再重要，攻心为上的原理被极致发挥，灵魂深处的警惕不断量变累积演化为思想的自我窥视，灵魂便也不再自由，束手束脚，如同明镜高悬。因此塔中可以是任何人，甚至可以空无一人，亦能完美发挥其监视功能，什么样的外部监视才能与灵魂的自我审慎相媲美，“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一种真实的征服”，规训如水银泻地般得到最严丝合缝的实施而看起来颇有余力，而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其中进行观赏更能使其威力倍增，监视的视线扩大到不可知的任意对象，表面的民主平等维持了全景敞视监狱的合法性，使得其拥有旺盛生机。这种模式得以迅速推广，作为一套规训方案如同潮水般席卷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这种规训技术的发展涉及到了学校、工厂、医院与军队等方方面面，“在学校、兵营、医院和工厂的环境中，这种细致的、挑剔的检查，对生活和人身的吹毛求疵的监督，很快将会产生一种世俗化的内容，一种关于这种神秘的无穷小和无穷大计算的经济的或技术的合理性。”【7】“这是一个从封闭的规训、某种社会‘隔离区’扩展到一种无限普遍化的‘全景敞视主义’机制的运动。其原因不在于权力的规训方式取代其他方式，而在于它渗透到其他方式，有时是破坏了后者，但它成为后者之间的中介，把它们联系起来，扩展了它们，尤其是使权力的效应能够抵达最细小、最偏僻的因素。它确保了权力关系细致入微的散布。”【8】边沁的“全景敞式建筑”未尝不是一种符号，一个象征。它所映射的便是整个社会，它是一种权力运用的通用模式，可用于军营，医院，学校，直至横扫人类社会的每一角落，它存在于我们的知识，思维与行动之中，我们接收着规训，也制造着规训，我们可以意识到它的存在，却无法剥离，或许连这种意识的本身也存在着规训之手不留痕迹的运作。另外，结构主义使得福柯意识到意义是相对的，即事件、思想和活动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当它们与其他事件、思想和活动联系起来的时候才被赋予了意义。正如福柯笔下“权力”的意义，原本不存在权力，当众人都参与进来之后才有了权力。权力或许是一种关系。
规训的机器一旦开启，便再无停止的可能，纵使仍有破绽，现代社会本身便是一座臃肿肥大的权力机器，历代岁月缝补修整，却永远不会有报废的一天，规训以自身的规训为原动力，以自身的运转为燃料，运行的每一步骤，每一时刻都是下一步骤，下一时刻的动力，所消耗的同时也是所汲取的，自身的动能也是自身的动力，轮回周转，永不力竭。规训权力并非社会制度，更不是国家机器，制度可以打破，王朝可以易姓，自上而下的改革，自下而上的革命，阶层可以倒换，统治也亦非永恒，天下之势所未有过定数，统治与被统治的博弈，今日的逆来顺受并不代表明日不能落草为寇，揭竿而起，权力的角逐难分难解。而规训似乎不同，它并没有对错胜败之分，它并非是谁的专有之物，它只表示一种符号，一种模式，一种规律，它终究只是它自己，每个人都是它规训的对象，也都是它力量的传唱者。
生活在“全景敞视模式”的生活中，规训已不是外在的制约，规训迂回的、隐蔽的、滑不留手的住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它化为了内心的警察，内心的司法，规训鞭打着战栗的灵魂，奴役不再需要暴力为其撑腰，它是自觉地、义务的行走在人世间。“老大哥正在看着你！”【9】。
三、权力与知识
在福柯的写作当中，权力有以下几种表述，身体的权力经济学，知识考古学与谱系学，生命政治学等等，其实福柯都是在尝试寻找一些精确的语词去描述规训权力的运作机制，而不是在定义规训权力本身。关于权力问题的论述，在福柯的思想论述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对我而言，我的作品的主要点，是重新思考关于权力的理论。”在福柯看来，权力不只存在于战场、刑场、绞刑架、皇冠或权杖中，它也不仅仅只表现为蛮横的压迫，赤裸的剥夺，血腥的屠刀，它普遍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饮食男女、风土人情、只言片语，乃至我们思想的最深处，在我们从未意识到的盲区。权力是一种综合性力量，它与人类社会是相互成就的。所以也可以说，“当一个国王头戴王冠而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这本身就证明在他所统治的臣民中也同时存在这威胁这种王权的权力。”[3]
时至今日，依稀记得《1984》带来那种惊异与震撼，恐惧这种感觉的持久性会远远超过可怕。“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自由便是就是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10】极权之下，知识，真理如此可笑，不堪一击，太阳是方的吗？是的，因为我告诉你是方的，你不必因为惧怕而顺从我的说法，因为太阳真的是方的。知识不过是权力之下的傀儡，历史是朝令夕改的，记忆并非来自内心，来自报纸，来自新闻，记忆没有自主，没有自由，记忆来自知识的改编，过去是可以涂抹修改的，控制现在便控制了过去，控制了过去也就控制了未来，思想是有罪的，二加二等于五不能经过反思，要像膝跳反射般来自灵魂的直觉，如果过去能够被抹掉，那么思想便也能被杀死，谎言变成了真理，自由本身变成了一种规训的话语。
知识是把双刃剑，这是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核心观点。知识考古学，以及“知识谱系”，知识成为了一种模板，一种范式，它是权力运作下的扯线木偶，知识变成了权力的傀儡，知识参与了权力运作的每一步流程，它书写着历史，构建着社会，我们自认为的理性自由不过早已在权力所操控的知识体系中完成了排兵布阵。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一个不断追求知识的过程，我们不断渴望超越历史，跳出原本板结的文化体系，求知之路本是不断冒险与探索之路，或者根本不需要路，走过去的便是路，未尝想过我们学习的知识，受到的教化，前贤的经验，历史的沉积早已完成了对路径的规划，我们接过世代流传的衣钵，何曾想过这一幕已得到无数次的重演，而权力与规训也在此完成了交接与延续。权力是借助于知识运转的，知识的发展带来了思想的启蒙，理性便破土而出。理性，成为人类社会疯狂追求的东西，它成为衡量文明发展的标尺。
西方社会自古便有着构建二元论的思想传统，把万事万物按照是与非，对与错来划分。人是上帝所造，在西方宗教传统看来人是万物的主宰，凌驾于万物之上，原因在于人所具有的理性，这是人独有的东西，是人之所以高于万物之关键所在，按照二元论的思想传统来推理，那么，自然便有与理性相对的非理性，它们存在于相互分割之时，分割起始于对区别的认识，或者说对区别的认可，而正是这种认可方才使现实意义上的区别得以成立，它们相对而立，上下打量，对理性的追求，对理性的狂热，一方的优越，一方的被迫低贱，理性为显示出其高明与体面，那么非理性成了一切罪与恶的容纳器，理性为凸显其正确性，那么非理性便只能投入错误与愚蠢的洋流，非理性如同一面打磨抛光的镜子，存在的意义便是为了证明理性，反射着理性的无上荣光，理性的人类坐上了权力的王座，非理性登上了小丑的舞台，一举一动都在印证着理性的价值。福柯的《疯癫与文明》剖析着理性与非理性的斗争，疯癫是文明的产物，是权力的运作，区隔疯子和正常人的所谓知识与理性，就充当了权力的工具。[4]所谓的理性不过是权力对知识的垄断，什么是理性，理性是培养出来的，不好好吃饭挨了打，上课睡大觉挨了训，日子久了，怕痛，怕挨骂，怕出糗，就自然理性了，现代人在权力的规训下理解了理性，背诵了该懂的知识，权力化为理性与知识控制了我们柔软的神经纤维，我们的肉体听从着知识的指挥迈向理性的现代文明，权力消散于无，它不再是按着我们匍匐在地的乡间恶霸，规训穿针引线将个人编织进权力的网络，而知识与理性告诉我们：事情正在朝好的一面发展。我们无法反抗，反抗是需要对象的，我们无法杀死自己的思想，也不会傻到自砍一刀，我们理性的接受着分类、监视、评估、排序，进行着自我规训的荒谬行为。
现代社会正是这样一个理性精神与规训权力的结合体，道德与人性退居其次，效率、组织、纪律、规划成为时代的中心思想，理性与知识并没有带领我们走向文明与进步，现代组织的非人性、非道德性，使得权力的运作更加畅通无阻，它比任何一个时刻都强大。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鲍曼认为科层制能够削弱道德的约束性，且能使不道德变得合理。[5]服从规训，听令权力远比道德与人性重要得多，完整的行政体系，精密细致的分工流程所带来的是道德的疏远与模糊，技术责任取代了道德责任占领了人性的高地，最终导致了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犹太人屠杀，这样的屠杀并非人性的泯灭与杀戮的欲望，它来自于对权力的规训，来自于知识与理性的科学计算，人性与道德经不起流水线上的层层搜刮。
规训权力的兵器库里自然有纪律的一席之地，在福柯看来，“纪律是一种有关细节的政治解剖学。”【11】纪律不同于法律，法律，作为一种通用普遍的规范是作用于整个社会的，体现的是一种公正平等权利义务关系，纪律是不同的，它被看成是法律的补充，是对法律的“粗枝大叶”的填充，如果说法律是高大的躯干，那么纪律便是镶嵌其中的纹理脉络，法律代表着统治阶层的权力，高高在上，不可直视，如果说犯人的肉体在法律的荣光下或有一片树荫得以安营扎寨、一息尚存，那么纪律便如同装置在每家每户的照明灯或者说摄像头，它瞄准的是一个个个体，区分出差异，排列出次序，它站在我们每个人的身旁，审视你，打量你，描述你，记录你，关于个人的知识便由此诞生，它为规训打下了基础，权力如影随形，它造就着个人，个体化的完成正是依赖于纪律的规训手段“纪律是一种等级排列技术，一种改变安排的技术。它通过定位来区别对待各个肉体，但这种定位并不给它们一个固定的位置，而是使它们在一个关系网络中分布和流动。”【12】纪律所带来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单向运行的规训权力，这是一种强制性的压迫，一套完整的纪律框架涵盖空间分配和时间切割，人们被放进一个个单元格中，每个人都有一个固定的个人化的位置，且这些规整的空间按等级序列排列，肉体不断被操练，并且越是熟练纪律的肉体对空间和时间越顺从。“时间单位分得越细，人们就越容易通过监视和部署其内在因素来划分时间，越能加快一项运作，至少可以根据一种最佳速度来调节运作。”【13】家法、校规、公司章程、社区条例，我们从小被教化遵纪守规，纪律存在于生活的点点滴滴，规训着思维的行进方向，权力的运作、配置、计算，知识与规训技术打造的条框早已拟定了思想的广度与路径，我们或许已习惯舍弃肉体的自由，却令人讽刺的唱着灵魂自由之歌。
相比较于粗糙的君主权力与注重“精神痛苦”的符码仪式，规训权力显得精致无害，如同春雨润泽万物，权力终究收起了它的粗手笨脚、虚张声势，它早已不是高悬于世人头顶的利剑，隐去了锋芒，拭净了鲜血，它不再闪耀着明晃晃的金属光泽，权力变成了流体，并非滚滚巨川，而是无人知晓的充斥于四野的水汽，它流进了每一条缝隙，悄然的、静谧的甚至是欢欣的，了然无物，填补着，塑造着，侵蚀着，驯化着，权力并非形体高大的树干，而是阳光下每一片树叶清晰可见的纹络，如同毛细血管般化为躯体的一部分，它融入了灵魂成为了它的原始股东，我们再也感受不到它禁锢时空的肃杀，血腥隐去，兵器收藏，厮杀之声如同呓语，岁月，文明，躯体，灵魂裹挟着澎湃向前，巨浪滔天，如闻霹雳，掩盖着古战场的焦土与昏鸦，残破的肉体融为黄土，沉积于河床之下，唯有史书记下了这漫天的黄沙、血色的残阳。权力从未离去，它依旧盘旋在人世间的上空，它审视着每一处细节，渗透进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化作符号，化为言语，构建思维，寄生灵魂，编织文明，它的触手扎入每一个肉体，灌输知识，生产权力，完成一次又一次的规训权力的复制增生，命运是一种轮回，规训是一种传承，我们被灌以规训，也生产着规训，这是知识与权力的永动机，无法跳脱，无法切除，它早已化为社会的基石，流淌在涌动的血液中，我们再也无法摆脱，也不会想过摆脱，自然天成，浑然如玉，如同五官四肢，不会感到不适，夜如泼墨，流云如鲸，我们睡得鼾声如鼓。
总结
费孝通先生曾言，研究社会应从调查监狱开始，监狱乃是研究社会历史文化的绝好样本。这一论述无疑与福柯所著的监狱史暗合，监狱是社会的边缘，是权力与规训纵横阡陌之地，权力的色彩与规训的浓度也远超其它，它是社会发展、文明演化之缩影，社会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监狱。《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作为福柯的成熟之作，福柯自己也称其为“我的第一部著作”，相比以前看过的《疯癫与文明》，这部监狱式史的确相对通俗易懂，通篇读来并无特别艰涩之处，当然，对于书中福柯着墨不少的“过失犯”，让人反复琢磨也仅能模糊感知其真意。的确，福柯似乎为我们揭开了一些什么，思想的高墙似乎濒临崩塌，我们觉得刺激、兴奋、沾沾自喜，以为窥见了旁人所不得见之物，但是，福柯打住了，他抛出了问题，奋力剖析着问题，他摧毁了一切，却并不给于明晰的答案，或许思想的重量在于其问题而不在于格式化的答案，也或许福柯很想给出答案好让我们更崇拜他一些，但是，他不能，是的，他力竭了，说到底他也只是一个被规训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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