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是说非洲需要发明“创业精神”：非洲城市的大街小巷挤满了擅长做买卖的创业家，可由于制度的封锁，他们没法发展自己的企业。内罗毕和拉各斯的贫民窟诚然可怕，但主要错误出在政府身上，政府设置了各种官僚障碍，不让创业家们为民众修建负担的起的房屋。因为设法从管理规划的法律迷宫里谈判出一条出路，开发商们只好让穷人们在法律管不了的地方，自己一砖一瓦地修建贫民窟----之后等着政府的推土机到来。在开罗，想要获取一块国家所有的土地并登记用来修房子，你得走完31个政府机构指定的77个官僚流程。有可能要耗费掉14年的时间。这也就难怪有近500万埃及人打算非法兴建住宅了。一般而言，开罗的房主会在自己的房子顶上非法搭建三层空间，然后租给亲戚住。
这对房主的确有好处。不过，西方的创业家们在开办企业时，通常靠的都是把房子抵押出去贷款融资，非法建筑可没法获得抵押贷款。秘鲁经济学家霍尔男多。德。所托估计，非洲人拥有高达1万亿美元的“死资本”---无法用作担保的储蓄，因为它们投资在了有着不良记录的产业上。他举了美国建国之初的一个同类案件：19世纪初，非正式的“占屋者权利”带来了日益混乱的局面，正式的成文法律与之发生了正面冲突。
越来越多的州开始容忍占屋者的“优先购买权”，甚至认为这种行为合法。最后，让步的居然是法律而不是占地的人，换言之，法律顺应了自下而上的演进，而不是按照自上而下的规划做调整。1862年的《宅地法》正式承认民间延续了多年的做法，标志着“精英法律跟大规模移民及开放，可持续社会的需求作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漫长斗争，而这场斗争最终落下了帷幕”。结果社会实现了拥有产业的民主，几乎所有人都拥有了“活”资本，开办企业的时候可以用来当抵押品。此前，圈地运动在英国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只不过，因为英国没人占据的土地太少，最终结局远远够不上公平。法国大革命则以更为血腥的手段为穷人们争取到产权。
正当权利的重要性甚至可以在实验室里得到证明。巴特。威尔逊和他的同事们在电脑上建立了一块有三座村庄的空间，招来真正的大学生们入住，让他们扮演商人们和生产者，生产并需求红色，蓝色、粉色这三种不同的虚拟单位。任何一座村庄都没法同时生产三种单位，故此，受试者只能在彼此之间开展贸易。和之前比较简单的实验不同，这一回，实验里的贸易变得具有了人情味，跟真正的市场交换差不多。可要是参与者们长时间里得不到产权，贸易就繁荣不起来，实验结束的时候大学生们会很穷；要是产权明晰，情况就好很多。而这种局面，正是德。所托和道格拉斯。诺斯等经济学家一直以来对现实世界的看法。
（顺便说一下，现有压倒性的证据说明，健全而良好的产权也是保护野生动物和大自然的关键。不管是冰岛的鱼，纳米比亚的皮角鹿，墨西哥的美洲豹，尼日尔的森林，玻利维亚的蜜蜂，还是科罗拉多州的水资源，都适用相同的教训。赋予当地人民以可以持续的方式拥有，利用自然资源，并从中获得利润的权力，大多数时候，他们都会保护并珍惜这些资源。要是野生动物资源受高高在上的政府控制，对当地人没有好处，他们就会忽视它，破坏它，浪费它。这才是公地悲剧带来的真正教训）
产权不是万用良药。在某些国家，形成产权的过程早就了一个食利者阶层，1978年以来，中国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并未确定明晰的产权，却仍然实现了创业大爆发。但它的确相对地减少了民众开办企业的繁琐的官僚手续，所以，德。所托又提出了一项建议：放松对创业的管制。德。所托的助手发现，在美国或欧洲的一家公司，步骤非常简单，而在坦桑尼亚想做这事儿，要花上379天，花费5506美元。更糟糕的是，要想在唐桑尼亚从事50年的正常商业活动，你必须在政府部门耗费1000多 天来获取这样那样的许可，并为之花掉18万美元。
这就难怪坦桑尼亚98%的企业都是法外经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受规矩限制----远非如此，德，所托的研究发现，为了证明所有权，记录贷款，落实合同，解决纠纷，人们使用了上千种的文件。手写的文件有时用指纹落了款，在全国各地起草出来，受人见证，盖上印章，修修改改，归入档案，接受裁决。在正式法律逐渐将本地惯例“国家化”之前，坦桑尼亚人也跟欧洲人一样，演进出一套自我组织的复杂系统，跟陌生人和邻居做生意。比方或，一份手写的单页文件就是两个人之间的商业贷款契约，它规定了贷款金额，利息，偿还期限和担保，它由双方签字认可，并招来本地长老做证人并盖章。
但这些习俗，这种民间法律，只是一幅尚且支离破碎的拼图。它们能很好地为小型社区里的单个交易者服务，但对地方民众和地方性的规则的依赖性极强，倘若企业家想要大展宏图，扩张到本地社区之外的地方，它们就帮不上忙了。跟几百年前的欧洲和美国一样，坦桑尼亚需要的不是强制执行那些它根本无力负担的正式法律制度，而是鼓励这种自下而上的非正式法律，扩大它们的适用范围，把它们变的更为规范。德索托的研究小组找出了阻碍穷人利用法律制度创造财富的67种瓶颈。
这种制度改革对提高非洲人民生活水平所做的贡献，最终会比水坝、工厂、援助或人口控制大得多。20世纪30年代，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从贫困挣扎出来，靠的不是田纳西州河流域管理局修建的巨型水坝，而是音乐会企业家们利用良好的本地版权法开始录制具有地方特色的音乐。同样，只要有了合适的版权法和创业精神，马里的巴马科也能因自己强大的音乐传统而崛起。
自下而上改变雨哦个很精彩的例子：西方好些人曾以为移动电话是一种奢侈的技术，要到较高的发展阶段才用得上，可出乎他们的意料，整个非洲的穷苦人都兴致勃勃地接受了手机。肯尼亚的固定电话全由国家控制，但到了2000年以后，全国1/4的人口拥有了手机。肯尼亚的农民会给不同的市场打电话询问最好的价格，然后再出售自己的农产品，生活处境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在博兹瓦纳农村进行的研究发现，拥有手机的人比没有手机的人得到了更多的非农业的就业机会。手机不仅帮人们找到了工作，还可以用来偿付服务---手机话费竟然成了一种非正式的银行和支付系统。在加纳，T恤制造商可以通过手机话费收到美国买家的货款。如今，小额信贷银行，移动电话和互联网已经融合到了生产体系当中，西方人能靠它向非洲的企业家提供小额贷款，而非洲的企业家则能利用手机话费接收贷款，支付账单，不用非等着银行开门，也不必经手脆弱的现金了。这些新发展为非洲的穷人提供了上一代亚洲穷人享受不到的机会。这也是非洲有望在21世纪末赶上亚洲小虎们经济发展水平的原因之一。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能很好的说明手机在帮助穷人致富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它来自一份对印度南部克拉拉邦的沙丁鱼渔民的研究报告。经济学家罗伯特。詹森是这样记录的：1997年1月14日是个平常的日子，巴达克拉村的11名渔夫捕鱼收成很好，却发现没有了买家：本地市场过分饱和，新鲜沙丁鱼的价格降到了0.而同一天早晨，离海岸10英里以外的地方，触目巴拉和逵蓝地村却有27名买家两手空空地离开了市场，因为他们找不到沙丁鱼可买，哪怕他们每千克沙丁鱼愿意多出10卢比。要是吧哥坷垃村的渔民知道这个消息，他们可以转移到后两个地方的市场去，哪怕除掉汽油成本，每人平均扔可赚3400卢比。当年晚些时候，借助新安装的移动电话网，卡拉拉邦的渔民们开始这么做了：他们提前就打听好哪儿出售自己捕捞的鱼最划算。结果，渔民的利润增加了8%，沙丁鱼面向消费者的售价跌了4%，沙丁鱼的损耗量从5%以上降到了几近于0、人人都得利。罗伯特，詹森评论道：总的来说，捕鱼业从若干基本互不相干的市场进入了一种接近完美的空间套利的状态。
凭借技术，非洲也可以走上跟世界其余地区一样的繁荣之路：专业分工，互相交换。一旦两个人找到方法进行劳动分工，双方都能受益。非洲的未来藏在贸易里---销售茶叶、咖啡、糖、大米、牛肉、腰果、棉花、石油、铝土矿、铬、黄金，钻石、鲜花、四季豆、芒果等。但处在非正规经济下的穷苦非洲人是不可能参与这种国际贸易并展开创业活动的。坦桑尼亚的两个人之间进行交易靠手写契约或许可行，但要是想借钱从事向伦敦的超市供应鲜花的业务，它就没什么帮助了。
当然，所有这些都不可能轻轻松松，顺顺利利地实现，但面对只需要一直钢笔画上几笔就能争取到的机会，面对法外领域蓬勃的创业活力，我拒绝接受对非洲的悲观看法。此外，随着人口增长率下降，非洲有望收获“人口红利”：处于工作年龄的人口相对于需要赡养的老人和小孩所占比例大。亚洲实现经济发展奇迹，此种人口红利因素大概有1/3的功劳。对非洲的重要政策应该是废除欧洲和美国的农业补贴，配额与进口关税，规范化和简化管理企业的法律，削弱专制，鼓励自由贸易城市的发展。1978年时的中国和现在的非洲几乎处在同样的贫困境地，但由于它有意识的建立起效仿香港的自由贸易区，整个国家都改变了容颜。因此，经济学家保罗。罗摩说，为什么不继续套用这个公式呢？利用西方的援助，在非洲找一块无人居住的土地，建立一个全新的“特区”，跟全世界其他地方开展自由贸易，允许它从周边国家吸引人口。它会跟3000年前的提尔城，300年前的阿姆斯特丹，30年前的香港一样起作用的。它能为当今的非洲出力。哦，对了，我是说，倘若气候不掺和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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