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觉得一年有很久，总是熬着、盼着，等也等不到新年。长大了，觉得一年很短很短，这一个年还有很多事情来不及做完，新一年脚步已经紧赶着到来了。
晃眼间，已是大年初二。按照习俗，是回娘家的日子，我起了个大早，带着一家人一路驱车，回到了久违的娘家。
如今的娘家不同于以往，村民们搬离了坐落于深山密林院落，住进了位于城市边缘，政府为其准备的安置房。一个小区，容纳下了散布于连绵起伏的大山之中的所有村落。往常走亲访友要走几个小时的山路，如今山民们变成了楼上楼下，抬头见了转弯又能遇见。
回到家，爸爸妈妈早已准备好了一桌好菜，都是捡我爱吃的准备的。当了一年的妻子、母亲、儿媳，奔波劳累于职场各种烦心琐事，只有这一天，我再次被宠成了公主。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这片美好气氛，我心中不悦，暗想，“谁，这么没有教养，敲人家门使这么大劲儿。”
打开门，一个瘦小但充满力量的大男孩站在我面前，约莫十七八岁的样子，浑身灰头土脸，衣服破烂不堪，肩头扛着一大桶水，腋下还夹着一大袋面粉。虽然看着十分眼熟，但我知道，我肯定没有见过他。
“阿姨，十块。”大男孩用熟悉的家乡话说道。
“阿姨？我有那么老吗？”我虽然有些不情愿，但大过年的也不和他计较。“以后叫姐姐。这面粉也是我家的？”
男孩憨憨一笑，道：“不是，你们单元五楼的。”
我从钱包里拿出一张五十元，递给他，他拒绝道：“多了，找不开，给我正好的。”
“你出门收钱就不准备零钱吗？”我问道。
“老板不给我零钱，怕我算不清账，只收正好的。”男孩说话言简意赅。
听他这么说，我似乎明白了些什么。这孩子大抵是脑子有些问题的，在农村，这种人是常有的。
我重新回屋，找来了一张十元的纸币，交到大男孩手里，这时他已经将腋下的一大袋白面扛到了肩上，一手接过空桶，一手接过十元钱，看着他转身上楼的单薄背影，我缓缓关上了房门。
厨房里传来了母亲的喊话声：“是不是看着眼熟？”
我“嗯”了一声，走进厨房。
母亲继续说道：“是伍六十七的儿子？”
“我说呢，简直一模一样。”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这个伍六十七的人物困惑了我许久，我掰着指头数，后来上了二年级又用乘法口诀算，五六怎么都不可能等于十七呀？对于这个问题，我琢磨了相当久的时间，以至于多年以后，我得知朱八八、朱五四这类的名字，才明白，都是穷苦文盲老百姓，说出来都是泪。
记得那年伍六十七已经是去世半年的光景了，一天傍晚，天色渐黑，我和弟弟蹲在院门口的台阶上，一人端着一碗饭，正吃着专心。村里的广播突然响了起来：“伍六十七、伍六十七，快点来队里交电费了，就差你一个了！”
弟弟胆怯的看看我，问道：“他还能听到吗？”
我浑身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歪莉是伍六十七的老婆，出生年月不详，去世年月也不记得了，大抵走在伍六十七的前边吧。
在童年的记忆中，如果那个孩子不听话，父母便会说：“看，歪莉来了。”小孩子便会立刻变乖，大气不敢出一声。毫不夸张，我也是其中之一，这个名字的恐怖程度，胜过一切惊悚片。她如噩梦一般的存在，让我们原本无法无天的童年蒙上一层恐怖的阴霾。
之前，我对歪莉的恐惧只停留着小伙伴们添油加醋的描述中。直到有一天，中午放学回家，我和小伙伴们多玩了一会儿，最后路上没什么行人了，我才磨磨蹭蹭往家走，路上虽说就我一人，但是大白天的，我也断然不会害怕。学校在大山的脚下，我的家住在山顶。山路崎岖，一路密林覆盖，大小石块散布在原本只够一人通行直坡上。我哼着小曲，一路蹦蹦跳跳，从大陡坡下爬上去，突然看到一个孤零零的身影蜷曲地坐在在路边的一块石台上。披散着乱发遮盖下，若影若现藏着一张满是污垢的脸。她或许是感觉到了我的突然闯入，低垂地脸慢慢抬了起来，对着我漏出嘻嘻的笑脸，呲咧着大口，漏出稀稀拉拉的几颗黄牙。我还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单独与她狭路相逢，恐怖的笑容令我毛骨悚然。我没有胆量从她身边经过，短暂的停留之后，便连滚带爬滚下了山坡，一路跌跌撞撞，心跳加速，向学校地方向跑了回去。背后传来了她阴森的笑声，口中似乎还喃喃着她的那句口头禅：“俺们不吃，俺们不喝。”
那天之后，我高烧了好久，大人们不知道我为什么生病，而我不敢说，我不敢说的原因很简单：我不想让大人们知道我内心的恐惧之后，日后又拿歪莉来变本加厉地镇压我。我讨厌别人提起那个名字。
歪莉住在离我家不远地山顶另一端，她时常一人独自坐在平坦的麻秆场里，或者离我家不远地山坡旁。每次独自出门，我总是再三侦查，确定麻秆场和山坡上都没有她地身影，或者眼界所及的地方，有大人们的身影，我才敢行动。
那一天傍晚，天色已经麻黑。母亲命我去大伯家拿一把铁锄。去大伯家，先要经历那个山坡，之后是麻秆场，按照惯例，我仔细侦查了一遍路况，发现没有敌情。近来已经很久没有见过歪莉了，听人们说她得了重病。我放心大胆地领了差，出门去了。
回来的路上，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弱小的身躯，磨着锄头一路听着金属与石头的撞击声往家返。
漆黑的夜色中，突然看到一个身影背靠着大树。锄头地撞击声嘎然而止，我紧张地立在原地，只见那黑影向我缓缓转过头来。我心头一紧，将锄头手柄牢牢握在手里。那瘦骨嶙峋的黑影，单薄的衣衫在我童年地噩梦中已经出现过多次。只见黑影向我移过来，嘻嘻地笑着，夜色中依稀可见的几颗稀稀拉拉的大黄牙此刻却白得发亮，嘴里低声嘟囔一句“俺们不吃，俺们不喝。”她这样步步逼近，我被吓得魂不附体，黑影走近了，我发现她不知何时翻起了上眼皮，眼珠吊起，眼里全是眼白。这便是那传说中最可怕的“翻眼皮”。我顿时被吓得哭喊了出来，我撕心裂肺地喊了几声。不远处，传来一声喝厉，紧接着，伍六十七挥舞着铁锹朝着歪莉的肩膀、背部、腰部、双腿狠狠的拍了下去。我的哭喊声、歪莉的叫喊声，还有铁锹把子与歪莉那干巴骨头的撞击声，瞬间打破了夜的宁静。我惊叹那么粗的铁锹把子怎们会断成两截。我不顾一切拖着锄头蹦跑回了家。
那一天夜里，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我第一次失眠了：为歪莉面目狰狞为我带来的恐惧，也为歪莉因我的受惊而遭遇的暴打，我说不清是恐惧多一些还是同情更多一些。
听说她被毒打后的那次，小产了，窝在破窑洞里好几个月没有出门。我不懂小产的是什么，只知道她一定病的很严重。我内心隐隐有些愧疚，伍六十七向来看不惯他的这个疯婆娘吓唬小孩子。但我没有想到，自己的哭喊却招来了歪莉如此严重的厄运。这种愧疚伴随了我好久，甚至代替了对歪莉的恐惧。
母亲买了两瓶橘子罐头，因为弟弟生病了，只喜欢吃这个。我借此沾了光，一瓶罐头分给了我。我捧着那瓶垂涎已久的罐头，想到了重病中的歪莉。我捧着那瓶罐头，下了小山坡，穿过麻秆场，第一次来到了歪莉的窑洞外。她的家是全村最破旧的，没有院墙和院门。我把罐头悄悄放在了窑洞外的土窗台上。也不知是那来的胆量。
后来从小伙伴们种种描述和自己的几番遭遇中发现，歪莉除了爱笑、除了牙齿少的可怜，除了喜欢翻白眼皮，也没有把孩子们怎么样。那句“俺们不吃、俺们不喝”带着城里人的口音，是我们从她嘴里听到的唯一一句人类语言。在她的身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的过往和身世？
麻秆场窝在一处坐北朝南的山坳里，这里的阳光和煦，三面的山坡又巧妙的遮挡住了周围的风，所以这块风水宝地，成了乡间妇女闲来无事，唠嗑拉家常的佳境。几个妇女在议论纷纷，我听到是歪莉的有关的内容，便好奇地坐了在她们旁边，留心听了起来。
“这次歪莉小产的听说是个男娃子。”其中花衬衫妇女嘀咕道。
“上次那个娃也是男孩，生下来没几天被她压死了。”另一个绿褂子妇女道。
“疯子也能生娃？”一位年轻一点的妇女问道？
“怎么不能生？她以前可不疯？”绿褂子妇女道。
“难道她的疯病不是天生的？”年轻妇女问道。
“当然不是，歪莉可是正儿八经的城里人。听说是在城里找对象，被男人骗了，变疯的？”花衬衫妇女道。
“到底怎么回事？”年轻妇女问道。
“听说是找了一个男人，那人起先对她挺好，后来变了心，找了别的女人，她才得了这疯病，后来疯的厉害了，家里人也管不了了，才来到我们村子。不然你见城里的姑娘谁愿意往咱这穷乡僻壤跑呀。”花衬衫妇女感叹道。
“哎，想不开的女娃，世界上男人那么多，自个儿年纪轻轻，何苦为一个留不住的男人作践自己呢？”年轻妇女叹息一声。
我虽然不完全明白大人说得那些事情，但一个正常人如何就变成这幅疯癫模样儿，这其中究竟经历了什么，我难以想像明白。
过了很久，麻秆场里和小山坡上都没有歪莉的身影，我每天出门，依旧习惯性地侦查路况，但内心却由恐惧警觉变成了一种期待。
已经是晚春光景了，小山坡下的一棵古老的杏树挂满了黄橙橙，软绵绵的五月杏儿，摘一颗下来，吸上一口，那酸甜的汁液和绵软的果肉会瞬间在嘴里融化掉。这个树是大伯家的专属，那天我带着小伙伴们来“偷吃”，大伯抓偷吃杏儿的贼，竟然抓到了我。恐吓责骂都没有能够动摇我“偷吃”的念头，我就是赖着不走，小伙伴们见我不动，也屹立在原地跟着一起耗着，大伯耗不过我们，又撵不走，只能愤愤地说一句：“家贼难防！吃几颗就走，别作践。”弓着腰，背着手，无奈走开了。
我们爬在树上，各自占领了一片树杈，吃得正得意。透过杏叶，我看到不远处的麻秆场里，不知何时坐着一个佝偻的身影，蓬乱的头发，在静静地望向我们这边。
“歪莉”一个伙伴指着不远处地身影低声叫到。
“吓死我了，怎么办？”另一个女孩低语道。
“怕什么，我们这么多人嘞”伙伴们七嘴八舌，互相壮着胆子。
“谁敢给她送几颗杏子过去，我们就拜他为头儿。”另一个小男孩说道。
毛峻立刻自告奋勇：“我去。”于是顺手摘了两个大大的杏儿，跳下了树。
我见他慢慢吞吞向歪莉移去，握着杏儿的手伸得远远的，似乎在告诉歪莉，‘我是来给送杏儿的，别伤害我。’
我远远地看着，只见毛峻再离歪莉不足两米的距离停下了，伸出杏儿的手僵化在哪里。不一会儿，毛峻大叫一声，扭头就往回跑，小伙伴们只是纳闷，见毛峻跑了，也都纷纷跳下树，紧随在他屁股后面跟着跑了。跑了很远，我们终于跑到了新的根据地，大家一个个气喘吁吁，围上来问毛峻怎么回事。
“脸上，血淋淋的，好可怕。”大家倒吸一口凉气，纷纷猜测脸上的血是怎么回事。
回家的路上，我碰到了劳作归来的伍六十七和两个妇女谈笑风声。一个妇女笑着打趣儿道：“伍六十七真有能耐，把个疯媳妇调教的见了他就和见了老虎一样。”
另一个妇女帮腔说道：“对了，好久没有见过你那疯婆娘了？”
伍六十七一脸得意：“我不让她出来，她就不敢出来。出来一次打一次。”
我在远处走着，听着十分刺耳，虽然很久以来，我也不喜欢见到歪莉，但是通过暴力，剥夺她在家门口行动的权利，那和囚禁有什么区别。
后来，我便很少再见到歪莉，听说有一次她跑出来，到了麻秆场晒了会儿太阳，被伍六十七看到了，拿着石头边砸边赶，驱赶了回去了。
后来，几乎没有再见到过歪莉，有人说她生孩子难产死了，有人说她是饿死了，还有的人说伍六十七把她打死了。总之，她是死了很久才被人发现。村里少了这样一个疯子，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波澜，之后的一两年，伍六十七也死了，同样不知道死于何时何因。
多年以后，我还会记起歪莉，和浮现在她脸上那莫名的笑容，稀疏的牙齿，以及那句“俺们不吃，俺们不喝”的口头禅。
我常常想，一个人遭遇爱人的背叛、亲人的遗弃、丈夫的毒打，非常人一般的虐待和冷遇，是什么在支撑着她那么肆无忌惮地笑着。也许，在她的内心世界里，有一片不一样的天地，那里一定海阔天空，山水如黛，那里鸟语花香、空气如洗，那里没有背叛、遗弃和暴力，世间没有的万千美好，都在那片小天地里。她远远的，静静地沉浸在那片天地里，才会笑得那么灿烂。
楼下的一番争吵，打破了这段思绪，我望向楼下，发现是一个调皮的小男孩，玩弄一个破旧的自行车，被车子跌倒砸到腿了。这自行车的主人正是刚刚为我家送水的那大男孩的。听见孩子的妈妈非常生气，不断指责那位大男孩的不是。
“阿姨，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对不起”大男孩慌张道歉。
“谁让你不锁自行车来着，还管我叫阿姨，你看我，有那么老嘛？什么都别说了，赔钱吧。”小男孩的母亲大声嚷嚷道。
“阿姨，不——我没钱，我——对不起”大男孩结结巴巴，不知如何是好。
“没钱，没钱手里攥着什么？”那女人指着大男孩手里握着得几张纸币愤愤地吼道。
“这，这钱不能给你。”
“不给？我的儿子平白无故被你的破烂车子弄伤，你说怎么办？”女人大声嚷道。
“这位大姐，你想怎么办？”
这女人被我的突然出现唬了一跳：“你是谁？”
“你不用管我是谁。你的孩子不经别人许可，随便动人家的东西，是你的孩子过错；受了伤只能说你监管不当。他不需要对你的孩子承担任何责任。”我扭身对那大男孩说道：“孩子，以后没有错误，无需向任何人说‘对不起’，快走吧！”
哪位强词夺理的母亲见大男孩跨上破烂自行车离去，急得直跺脚，又不能奈何我什么。不管她有多么大怨气，相信有一天她会明白：人生不易，得饶人处且饶人的道理。
望着男孩渐渐远去的背影，我莫名地感到一种苦涩，财富和地位是会遗传的，包括贫穷和无知。我们无力改变什么，能够做到的，只有不断修炼自己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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