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之战力
文明孕育之初，从军乃身份之象征，春秋诸侯之军队，等同于欧洲贵族骑士。贵族担负保护领土及民众之权利与义务，类似越吴之间，越王勾践鼓励生育，以全民总体战消灭吴王夫差的战争模式，产生于春秋末世。在此之前，国际间战事的竞技性质，多于杀戮性质。
封建多国体系于春秋末世趋于解体，战国七雄普遍享受到了勾践卧薪尝胆式战争的苦头与甜头后，争先恐后的致力于深化战争体制的改革。但是除了赵国通过“胡服骑射”，引进内亚军事技能，提高了军事技术外，同时期其他国家的军事技术并没有提高的迹象。以胜率最高的秦军为例，“齐之技击不如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之不如秦之锐士”，秦国的军事器械并不占优，军事技术同样没有明显优势，秦之所谓锐士，相传不穿铠甲或没有铠甲可穿。
但是秦位于西方边陲，越靠近野蛮人（日常的战斗生活等于是最好的军事训练）以及越像野蛮人的战士，在战场上的战力就越强。对秦人而言，公孙鞅的变法等于将全民绑上无日不战的战车。秦之体制，美其名曰“耕战”，现代话语体系理解则为“先军”，整个秦国无异于是统一号令的军营。
秦之组织资源足以支持百年无休止的人力消耗战，虽然组织资源一旦枯竭，秦军恢复其本来的面目，无论数量如何占优，都不敌项王少量的江东精锐子弟兵。但是至少在嬴政灭六国的时间节点，举国皆兵的秦军，还是能够预演“苏军反攻柏林”般的镜头，这也是名将王翦灭楚之军队，一定要嬴政足额配备六十万人的原因。
汉承先秦尚武之风，武帝朝的武功，植根于此。但西汉王朝经历黄老政治为特征的文景治世后，不管是政府与民间，均受无为而治之思想所主宰。历史中人往往无法预知身后事，按照正常的剧本，文景之治的续集只能是东汉中后期式的地方豪强社会。汉武帝的登场，从长远历史角度看，其对汉王朝的贡献，也许并非其武功，而是其中止了文景治世，延长了汉王朝的进化时间表，也即是暂时延长了汉王朝的寿命。
武帝延长汉王朝的寿命的方式，其实是将文景之积累透支，使原本正常放映的历史镜头，在武帝之后变成慢镜头。武帝刘彻的办法，也就是教科书说的“雄才大略”与“对外扩张”，刘彻在半个世纪御宇海内所有的作为，基于的最根本政策是：西汉王朝的兵役制度，是全民服兵役。民国的吕思勉说：“历代之役民，以西汉为最”，曾国藩的奏折里也说：“历代之穷困，以汉昭帝（武帝之后）为最”。
因此，武帝的武力开边，是建立在长达半个世纪以来，民众无休止的服役于政府，戍边、民兵、支边…………,循环不止。刘彻正是在这种持续时间长、大规模的合法暴政下，获得彪炳青史的武功。嬴政当年做过的事情，刘彻照本宣科，差别只在于：嬴政的时代，六国残余贵族制造的舆论，抵制嬴政的政策。但是刘彻的时代，有可能抵制这种政策的群体，已经成为动物标本，刘彻似乎只需要在适当的时候，讲一讲当年刘邦与吕后被匈奴羞辱过的陈年往事，接下来的事情，就可以交给各级酷吏了。
光武中兴，罢州郡兵，西汉时代全民服兵役的枷锁被解除。光武帝的举措，按照刘秀的说法，是让民众休养生息。如果置换到近现代政党政治的环境中，刘秀此举的动机，是在争取选民的选票。
光武帝刘秀在历代帝王中，属于较为典型的“政治完人”。正面的评价，可以理解为刘秀大致赢得各方的认可。中性的评价，也可以理解为刘秀比较保守，尽量做到同时维护各方的利益。负面的评价，可以理解为，光武帝是“搁置争议，留给后代解决”型人物，也就是说，刘秀也是“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型人物。
刘秀免除西汉全民兵役制度，民众脱离了西汉王朝时疲于奔命的军事生活，当然会对光武的中兴心存感激。但是历史人物的举措，往往只是应付时艰的短期办法，是“摸着石头过河”之思维，在光武帝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从长远角度，任何政策都存在利弊的双面性，刘秀的兵役制度同样如此。刘秀无法考虑与预见政策演变的结果，以刘秀的性格而言，确切的说，刘秀没有也不想考虑自己制定的政策的任何演变后果。
这种给民间松绑、恢复经济的所谓善政的结果是:民众不用服兵役，但是必须由不用服兵役的民众，用缴纳赋税的方式，供给国家临时招募的、战斗力不强的募兵。
而这种结果的后果是:东汉皇室将西汉南匈奴单于内徙的特殊案例，当成常态，积极主动的将内徙蛮夷，视为廉价与最优质的雇佣兵，以便使东汉王朝的军队能够保持相当水准的战力。而这种后果，等于提前200年，埋下了五胡乱华的炸弹。
大一统帝国的体制正是如此，如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里所说:什么都行，只有两件事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刘秀作为这种可悲与可怜的大一统国家的开国之君，也许他已经算做得不错了。
永嘉之乱，晋室衣冠南渡。东晋南朝之武力，牵连于北方战事之激烈程度。东晋与南朝武力，以北方南下流民为主力，当北方卷入战乱漩涡之时，南下流民增加，南方政府获得优质兵源后，就能够组建起类似北府兵这种强悍战力之兵团。当北方处于暂时和平之局，南下流民自然随之减少，南方兵源就会出现枯竭之现象，军队战力相对就会下降。
北朝之武力，从军对于统治地位之民族而言，乃荣耀与权益之象征与保障，例如北魏鲜卑。但是对于被统治异族而言，从军只不过成为炮灰，北魏南征之初，北魏帝认为:打胜仗当然是好事，但是即使打败仗也无妨，可以借机把鲜卑以外的异族军队消耗掉。此思维，犹如20世纪中叶，中央军要将“祸水”引向川军或晋军。
北魏的府兵制，就是北朝民族嵌入时期，军事上最好的注解。府兵，是自带粮饷甚至自带武器的军人，当兵是身份的象征。平时是“汉人负责耕田，鲜卑负责从军”，战时是“鲜卑骑兵在后，（驱使）汉人步兵于前”。在这种特定体制下，府兵制由于使军人成为上等职业，而非宋明及之后的“好男不当兵”，因此得以保持良好的军事上的积极性，从而保持强大的生命力。
北魏洛阳时代的全盘汉化，虽然使北方六镇军人的光环暗淡，但是六镇军人对洛阳政府的“反攻清算”，无异于用部落时代的野蛮武力，延缓文治政府的所谓文明进化速度，也就是延缓了鲜卑汉化后的堕落速度，武川孕育皇室，府兵制延续至唐中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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