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必须作进一步的考察。认识这些由文化所形成的世俗追求的“宗教”本质，是理解神经病和非理性追求的关键，我们必须把后者看作是对人追求取向和信仰的回答——个别的回答。如果一个人的体验是由“他对家庭的固定作用”所决定的，他没有能力独立行动，那么，他事实上是一个原始祖先的崇拜者，他与无数崇拜祖先者的不同只是在于，他的体系属于个人、而不是文化上所形成的。弗洛伊德看到了宗教和神经病之间的联系，并把宗教解释为神经病的一种形式。然而，我们所得出的结论是，神经病应被解释为宗教的一种特殊形式。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个体、不定型为其特征。关于一般的人之动机问题，我们所得出的结论是，虽然所有人都共同具有取向和信仰体系的需要，但满足这些需要之体系的特定内容则有所不同。这些不同是价值上的区别；成熟的、生产性的、有理性的人选择一种允许他成熟、具有生产性和理性的体系。而那些在发展上受到阻碍的人，必然回复到原始的、非理性的体系，进而延长并增加他的依赖性和非理性，他将停留在人类数千年前就已克服的、最典型的水平上。
由于对取向和信仰之体系的需要是人存在的固有部分，因此，我们能理解这种需要的强烈程度。对人来说，确实没有比这更有利的其它能量源泉了。人在有或没有“理想”之间，并没有选择的自由，但他在不同类型之理想的选择上，是自由的，他可以自由地选择尽力于崇拜权力和毁灭，还是献身于理性和爱。所有的人都是“理想主义者”，都追求某些超越于获得物质满足以外的东西、他们所相信的理想有种类的区别。人的思想中，最好也是最邪恶的现象，不是他的肉体，而是他精神上的这种“理想主义”。因此，有种相对论观点声称，某些理想或某些宗教情感是有价值的，这一说法本身就是危险而错误的。我们必须了解每一种理想，包括那些世俗意识形态中人之共同需要的表达；我们必须判断，这些意识形态的真理性、增进人之力量发挥的程度、以及它们对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之平衡与和谐需要的真正回答的程度。然而，我们要重复道，要理解人的动机，必须先了解人的情境。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