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看诗词大会时，刚好看到一个专家做点评。谈到谐音，说古人含蓄委婉，是啊，想要别人留下不说，折根柳枝，来得文雅许多，确实是一种艺术。但这样的艺术一变形，一扭曲，又常常变成不能直面现实、不说实话的毒瘤。每到困难时这个毒瘤就格外显眼，所有人都想要除之而后快。五四时试过，建国后也试过，都没有成功。
同一个事情，盛世时是艺术，祸乱时则为毒瘤，是深深嵌入我文化基因的两面，要趋利避害，绝非一日之功。这次冠状病毒又引发了激烈的言论批评。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在我看来，做批评的佼佼者，非胡适鲁迅等人莫属。借此机会，想谈谈那一代公共言论家的轶事。
民国风在网络上热度很高，很多人喜欢将一些民国名人冠以国学大师的美名 。其实，民国风流人物众多，并非人人都可称国学大师，我觉得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主将还是不称为好。国学并非广义上的中国文化，特指和封建王朝一道日薄西山的传统文化，即为旧文化。胡适等人一生致力于打倒旧文化，推广新文化，在此角度上看，再称他为国学大师，是否反而是对他真正的事业不认可呢？
按今天的说法，胡适大多数时候是一个公共批评者，是公知。但他是一个有理想的公知，他的理想就是推广他的新文化，可谓终身不渝。我们今天看胡适，鲁迅等人，总觉得他们是高高在上的言论家，簇拥众多，写的东西影响很大，是投枪是匕首，无所不能。其实，这可能是个误会。如果他们自己当时也这么想的话，那就是傻到家了。
文字的力量毕竟有限，远远不如物质的影响直接。不说那时的读书人少，且未必是读书人就会受他影响。他说要反对旧文化，那些村里的乡绅会信他的么，别说当年，就是现在村里会吟诗作对、写大字的人还能赚到烟酒钱，你让他们别干了，他们肯定是不会听的。至于那些世俗中信奉实力说话的政治家，也许会说几句客套话，真信的基本没有。你用文字去讨伐他，可谓话不投机半句多，很可能像方舟子那样会被打。
例如，胡适反旧文化，反封建迷信，提出要拆庙毁佛。 有次，他应邀去广州的中山大学讲学，但主政的陈济棠是个佛教徒，认为他说的那套是歪理邪说，等他到了广州才找了借口把活动给搅黄了，还把他赶了出去。这确实很没面子，好在广西的李白集团可能真信了他的邪，把他接了过去。也不知真假，胡适在文章中说，李宗仁把广西省里的庙全拆了，只给自己信佛的母亲留了一座。胡适在文中大大表扬了李、白一番，对陈也没法大加鞭挞，因为用处不大。
这样的日子叫做仰人鼻息，真不好过，因为胡适和他们思维方式压根就不同。他需要的是一个知己，一个和他一样具有逻辑思维，喜欢表达的人， 那两人在一起就可以聊上三天三夜。现在看来，新文化运动主将用的招数和现在的公知的招数大致差不多，一是把国外本来已经流行的概念拿过来，对大众进行启蒙。这一招大部分人都会用，用久了就不灵了。第二招就是对热点问题进行批评，这就需要点逻辑思维能力了，但如果没有对立面，只是痛打落水狗的话，也是不能长久的。最好对方也是一个和他一样“常有理”的辩论大师，大家你来我往，很精彩，才会有人看。良将易寻，一个势均力敌的敌人却不容易找。
现在看来，胡适等人的第一个“敌人”是辜鸿铭。辜鸿铭给人的印象是个老顽固，实际上是个不甘寂寞的家伙。他精通多国语言，对西方的了解不比胡博士少。可偏偏做了传统文化的代言人，他很喜欢卖弄，又会包装，在国内外名气都很大。这样一来，胡博士顽固的坚持新文化，辜先生顽固的坚持旧文化，你来我往，自是精彩纷呈，最后新文化传播的很成功，大家都知道了胡适，陈独秀，辜鸿铭提的人反倒少了。客观的说，新文化运动辜老先生有没有贡献呢，我认为有。至少，胡博士是知道的，有一次胡适在报上骂老辜，话说重了，老辜很生气，让胡适道歉，胡适还真做了。
无奈老辜年纪大了，没几年就挂了。一看大家都要事跟着失业，不知道是有意还是巧合，胡适鲁迅两个本来志同道合的人，居然分道扬镳了。两个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各打一套工夫，看上去是在打架，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对方都不是自己的私敌，主要还是自己太寂寞，老是有话要说。鲁迅先生骂人很有一套，一个人把鲁迅小弟徐志摩和梁实秋都骂过，后来连胡适本人都抓过来痛骂，场面十分热闹，大家都还有点兴趣。
谁料天妒英才，没过几年，鲁大师也去世了，胡适这下真的感到寂寞了。自己资历越来越老，新文化信的人也还是那几个人。他一时没把持住，开始批评郑智，媚日言论频出，差点晚节不保。幸而蒋给他委任了个驻美大使，把他从泥潭拉了出来，总算得了善终。
如此一看，胡先生这些人仿佛也没那么传奇，但为何我们感觉受他影响很大呢？他影响的人未必很多，但至少影响了一个姓毛的青年。在后来，他几乎把新文化运动中提的那套全盘做了实践，连汉字拼音化都提上了日程。可以说，基本上完全肯定了胡适等人当年的事业。
胡适等人身上确实有值得人敬佩的地方。那就是至死不渝地投身于一件公共事业，不去凑那些热闹，不去碰自己也弄不明白的某些事。这看似简单，但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几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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