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讲中学古诗文系列
《富贵不能淫》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是人 一作：斯人)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为什么《孟子》篇幅比《论语》长
我们刚学过《论语十二章》，十二章《论语》也就和《孟子》的一章篇幅差不多。类似的现象在道家著作里也能看到，比如《老子》只有五千多字，而《庄子》的一篇文章就有几千字，全本八万多字。
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孟子、庄子的写作能力比孔子、老子更强吗？这个没证据不能瞎猜。实际上这个问题的答案要从“百家争鸣”里面去寻找。
提到百家争鸣，人们一般都会想到春秋战国。把孔子和老子归入诸子百家的范畴是没问题的，而百家争鸣，这两位老先生至少是没有亲身参与的。
中国历史上有两次百家争鸣，一次是战国，一次是清末民初，战国是从封建制向中央集权的帝制转折时期，清末民初则是从帝制向共和转折的时期。这都是历史上的大乱世，只有大乱世才会有百家争鸣：上层没有权威了，更没有统一的主流思想；社会大乱，底层精英自会从各种角度提出解决方案，为了争夺话语权而激烈争论，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
春秋时期，是“王纲不振”，周天子至少在形式上还是受尊敬的，所谓“尊王攘夷”，诸侯的理想是当“霸王”，而成就霸王的事业，首先一条得是尊崇周天子。社会乱了，但还没大乱，只有孔子、老子这样有大智慧的知识分子才能觉察到“风起于青萍之末”，他们的思想曲高和寡，没人响应，诸侯也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价值，所以孔子到处吃闭门羹，“惶惶然若丧家之犬”，就这境遇，有啥好“争鸣”，谁和他“争鸣”呢？所以，《老子》、《论语》的内容都是观点，而没有展开论述。
战国时期不同了，“王纲倾颓”，赵魏韩三家大夫把诺大的一个诸侯国给分了，而周天子得了点贿赂竟然给予官方认可，于是“尊王”这个遮羞布也被扯掉了，诸侯间展开了无底线的灭国战争。干事业最关键要有人才，知识分子往往在乱世更体现其地位和作用，大师只在乱世出现，太平年间只有公知没有大师。天下诸侯纷纷延揽人才，不同学派为了树立权威、争取利益，自然免不了相互辩难，于是才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有质疑，自然要反驳，所以战国时期的著作中有大量问答式的内容，就是作者在反驳他人的质疑，这么一来，篇幅自然也就长了。也正因此，战国时期的著作论辩性都很强，孟子就被视为一位雄辩家。
孟子真的雄辩吗？
记得我小时候学语文，《孟子》就是拿来作为议论文的典范教的，说他“说理畅达，气势充沛，逻辑严密”。年长之后再读《孟子》，又有不同感觉，说他气势充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要说“说理畅达、逻辑严密”，似乎就有问题了。
《富贵不能淫》辩的比较成功，比较成功的关键是孟子抓住了题眼。景春提出的论题是：公孙衍和张仪是大丈夫。论据是他俩“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抓住题眼进行反驳：你认为使用武力慑服别人叫做大丈夫，实际上顺从乃是妾妇之道，真正的大丈夫，应该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场辩论的题眼就是大丈夫的标准，孟子抓住了题眼，且论证充分，场面占优。但这场辩论实际并没有结束，景春完全还可以继续反驳：“你说的大丈夫这三个标准我不认同，我还是认为公孙衍张仪是大丈夫的标准，因为……”因为辩的就是什么是大丈夫嘛，凭什么孟子说完了就定论了呢？
但即使像《富贵不能淫》这样比较成功的辩论，在《孟子》中其实也不多。我们再来看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一篇典型的议论文：先是大量举例，连续举了舜、傅说等六人成功的经历，然后总结这些人经历的共同特点，再进一步抽象，从正反两方面论证，遵循舜等人的经历特点则成功，违反这个规律，“国恒亡”，最后掷出观点：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气势充沛，酣畅淋漓，这是典型的孟子文风。
但可惜逻辑上存在问题。文章开头连举六个例子，都是出身底层，经历坎坷，最终成就大事业的名人，从中得出的结论是：要成就大事业必须经历艰难困苦的磨练。这样的逻辑很容易攻破：耕于畎亩、劳作于版筑之间的人何止千万，舜、傅说等人出人头地应当是小概率事件。另一方面，有没有未经艰难困苦而出人头地的人呢？当然有，而且还不少。其实只要有一个，就能反驳孟子“必先”的结论。
像这种观点深入人心但论证不严谨的现象还有很多，比如孟子与告子辩论人性善恶，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孟子反应非常快，他以告子之矛攻告子之盾：你说人性像水，东西南北没有固定的方向，好，我承认水流不分东西，可总得分上下吧？人性本善，就像水总向下流一样。
孟子完胜告子，但这只是辩论技巧上的完胜，逻辑上仍是一捅就破：你凭什么说水往下流就是代表善呢，我说他代表恶行不行？把孟子的话再说一遍，只把善字改成恶字，没有任何问题，仍然成立！因此，从逻辑上讲，这是一次失败的辩论，问题就在于双方都没抓住题眼：善和恶到底怎么定义。这个前提不定下来，要想辩论人性本善还是本恶，就永远都是自说自话。
这正是孟子留给后世的文风：大量举例，用比喻来论证观点，需要反驳别人的时候则用气势磅礴的排比句。这些都是现场辩论的技巧，如果运用的好，确实能把对手辩的理屈词穷，哑口无言。但是，场面好看不见得就占理，逻辑才是辩论的根基。
逻辑的基本形式是前提和推论，先设定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前提，后面的推论都得顺着这个前提往下推演。没有前提就没法辩论，比如两个人辩论“甜豆腐脑好吃还是咸豆腐脑好吃”，这就没法辩出结果来，因为没有共同认可的前提：好吃不好吃完全是个人体验，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
《富贵不能淫》辩的比较好，就是因为双方都是围绕“什么是大丈夫”这个问题来辩论，逻辑方向没偏。而“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就是典型的不合逻辑，因为这句话缺前提条件：水往下代表着善还是恶？实际上水往下流什么也不代表，只是一个自然现象而已，根本就不能用它来论证人性。
不重视逻辑是中国古代文章的一个通病，这种文风遗传至今，在今天人们探讨公共事务的时候，逻辑仍然是一个大问题。不重视逻辑和说理，讨论问题最后就变成了各说各话，甚至比谁的声大。这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增添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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