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胡适先生

杂谈胡适先生

      一

 层叠的阴云拢着沉重压抑的震雷，不绝的轰隆由远及近；一道道惊悚刺目的电光也随之刺破天宇，激裂石山百里。气势磅礴间，自也惊起了正在木床上熟睡着的妇人。

 惊醒的妇人望向窗外肆虐的电光，心下立时不安起来。她起身点亮油灯，靠着已有皱纹裂痕的老墙，兀自对着窗户发起呆来。她不记得这是第几回了，只是自从阿穈走后，便无端生了这一习惯。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直待得天边吐白，阴云尽散。她回过神，轻唤了声阿穈后，便起身照料起这个破产在即的家事之中去了。她知道，独身于远方的穈儿，有天下之胸襟，她这个小脚女人所能做的，无非就是料理好这个家，能在天涯之人疲惫归来时，有个休息喘气之所。

 这妇人自然便是胡适的母亲顺弟，而她嘴里的阿穈，自然也是被历史所惦念着的胡适。

 1891年12月17日末时，胡适在其母顺弟凄厉地惨叫声中，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县（今上海市浦东新区）。胡适生后两个月，其父胡传被台湾巡抚邵友濂调往台湾；江苏巡抚请免调，但没有效果。光绪十九年，即1892年2月26日，胡适一家从上海及台湾，搬去与胡传一同居住。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台湾也在备战区域，恰介如四叔南来，胡传便要其将家眷送往徽州故乡。其后不久中日议和，许台湾于日本，台湾人民坚决抵抗。胡传时在东台办后山的防务，与外界取不得联系，又被断了饷源，而且已身患脚气病，左脚已至于不能动了，但碍于刘永福苦苦相留，不肯放行，四家心切的胡传只好无奈作罢。待得六月二十五日，胡传双脚已不能动，刘才肯放行，可惜七月初三日还是死在了厦门，“成为东亚第一个民主国的第一个牺牲者！”（胡适语）

 胡传死后，写了几张遗嘱，其中一条上说胡适天资聪颖，应叫他读书。二十三岁的顺弟紧从遗命，对胡适教育严格，这才有了身负“天涯”重任且对中华影响旷日久远的文化巨人。

 时光随着胡适日夜苦读中徐徐过去，其中不无酸甜，亦不失凄苦，但顺弟对胡适为人思想的影响是最为重要和关键的。胡适在《胡适四十自述》中的《在上海（一）》中说:“我就这样出门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寻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顺弟对胡适的爱不止是一个慈母所应有的，更多的在于其分饰父母两角，其中便有一个严父的爱，故我在开头添了个母盼儿归的细节描写。胡适的“天涯感”和“城下盟”，便是在家慈母即严父的巨大支持和感召的影响下，才产生出来的。

   二

 “笳声销歇暮云沉，耿耿天河灿列星。战士疮痍横满地，倦者酣眠创者逝...”（胡适《军人梦》）尚未及十七岁的胡适早已有了一个崇高的为人之志，这也为之后其在中华新文化潮流大营中的主导地位奠定了极重要的基础，更为之后他所慷慨陈词的“应有天涯感，无忘城下盟”萌发了激烈的斗气——这不仅体现在之后他为此所做的诸多努力，其更重要一点，表现在他为此而查、而写及而讲的诸多历史材料、哲学、人文等具体的学术研究，当然，这也是胡适先生日后在驱“死”用“活”文字战线上一个很好的理论基础。

 胡适在“十几岁最容易受感动的时期”深受梁启超的革命影响。比如梁任公先生《新民论》的根本主张（吾思之，吾重思之，今日中国群治之现象殆无一不当从根柢处摧陷廓清，除旧而布新者也）以及《新民说·论进步》中的“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不破坏！”这种“破坏”和“不破坏”理论引胡适辈年轻人走向了另一个思维世界。《新民说》的最大贡献还是在于正式严肃地解读了当时中国人民所普遍缺乏的美德和人文底线，“五色人相比较，白人最优。以白人相比较，条顿人最优。以条顿人相比较，昂格鲁撒逊人最优。”（梁启超《叙论》）。

 读胡适在《胡适四十自述·在上海（一）》中所记，“《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如此看来，任公先生对从小就通读《四书》《五经》的胡适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他之后走向文学改良、学术救国起到了不小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时梁启超先生为中国学术思想史分为了“胚胎时代”（春秋以前）、“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儒学统一时代”（两汉）、“老学时代”（魏晋）、“佛学时代”（南北朝，唐）、“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及“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用历史的眼光去整理中国的旧的学术思想，也是胡适年轻时最爱看的学术读物，“不幸梁先生做了几章之后，忽然停止了，使我大失所望。”（胡适语）胡适也因此有了重做“学术史”的野心，并一发而不可收拾——“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胡适语）

 后来胡适做《中国哲学史》，也是对当年“野心”的一个完满结局罢。

    三

 公元1905年，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中国的留日学生认为受到了区别和侮辱待遇，一部分人更是愤而回国，开创了十三个省的代表共同商议的国内私立大学——中国公学。

 1906年春公学在上海新靶子路黄板桥北租屋开学，但碍于那时上海尚是个眼界很小的商埠，看见许多剪发洋装的少年人自己在办学校，自不免认为是极奇怪的事情。社会上以为他们是怪物，政府又以为他们是革命党，所以赞助很少，不到一个半月就陷入了绝境。

 三月十二日工学干事姚弘业先生愤而投江自杀，遗书激烈陈词曰：“我之死，为中国公学死也。”遗书一经发表，社会震动，舆论哗然，遂赞助的人稍有增长，公学才勉强维持了下去。

中国公学是中国最早的大学之一。公学创办之初，学生都是创办人。因为学生都存有革命思想，职员也都是从学生之中推选出来的，学生和职员之间没有太大的界限，相对比较自由，所以想在学校里试行一种民主政治的的制度，即“以大公无我之心，行共和之法。”

  胡适也是深受其震撼的孩子之一，所以离开澄衷后就去考了中国公学。当时公学内大多数都是革命党人，又因为大多留学过日本，所以深受孙中山先生的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同学多有把《民报》缝在枕头里带到内地传阅，也有许多比较过激的同学强迫有辫子的同学剪辫子。“但我在工学三年多，始终没有人强迫我剪辫子，也没有人劝我加入同盟会。”（胡适语）胡适身边的革命党人在做活动时倒也不瞒着他，甚至有些时候还叫他来帮些小忙。“他们不让我参加革命，叫我做学问。”（胡适语）

 当时的胡适其实尚不满十五岁的年纪，却已有了自己特立独行的思维模式，加入了“振兴教育、提倡民气、改良社会和主张自治”思想宗旨的竞业学会，之后又在竞业学会所做白话期刊《竞业旬报》中做编辑，这为他之后主张白话文取缔古语提供了经验。

 1908年9月，中国公学闹了一场大风潮，结果是大部分学生退学出来，另组织另一个新公学。因为资金原因，公学管事无奈需求官款补助，所以不可避免的就引来了外界对于公学内部的种种猜忌。1906年冬又请了张骞、郑孝胥等几十人作公学董事，由学生主体的制度变成了董事会主体的制度。由于学生思想和行为过于激烈，所以学校不得不作出开学处置。开除之风一起便激起了更大风波，一时不能自已，学潮也就不可避免了。

  当时的胡适因为脚气病已回家乡，没有直接参与这次公学的大风潮，但还是被推举为了大会书记，“我被举为大会书记，许多宣言都是我做的，虽然不在开除之列，也在退学之中。”（胡适《胡适四十自述·我怎样到外国去》）

 中国新公学由此而生，但因为政治压力，没有多少资助，所以仅勉强支撑了一年多的时间便无奈作罢，又重新与中国公学合并。

 “应有天涯感，无忘城下盟（胡适《十月题新校合影，时公学将解散》”就十分表现了他当时绝望如斯的心境。之后胡适被“逼上梁山”，只好考取庚款留学美国，学习先进思想文化，为日后以文救国，推行白话奠定了强而有力的基础，在此不做叙述。

 做学问以救国是贯穿胡适一生的主线，其不仅表现在于他伟大的人格情怀，更在于艰苦卓绝的品质，至今深深影响着新一代人的心。汪兆骞曾在《民国清流》中评价胡适说：“胡适不是革命家，但他的一生除了做学问，从未改变自己政治改革建言者的角色。他一直以一介书生的坚韧、理性，以合法合理的手段向国民党争民主、争人权、争自由。”

 胡适受过许多舆论的陷害，但从未改变自己对白话文是否适用中国的立场，为中华文化的延续贡献极大，影响深远。在他为白话应用于所有中国文化时，只他孤独一人，留给了我们可道千古之背影和“吾方高驰而不顾，夫孰异道而相安”的豪迈气质。

 长相知，才能莫相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