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朋友问我：你去过许多地方，还在法国、美国、日本做过特派记者，这么多旅行，哪次最难忘？
我于是想起了36年前的一次“独行”，行程是从上海至杭州，距离200公里，旅费是2元钱。
1982年6月下旬，我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中文系一年级下学期。7月初学校就要放暑假，同学们正处于期终考试的备考阶段。
正值梅雨季节。一天，去同济大学看望塞内加尔的留学生希尔顿，回校时，希尔顿让我把他借复旦日本留学生熊本小姐的自行车还给她。
复旦中文系81级正好81个人，但班级学日语的只有我一人。我把希尔顿的自行车还给熊本的时候，用日语说了句“谢谢”时，和熊本小姐就这样相识了。
临近期末，平日里一些必修课都停了，老师让大家温课备考，正是游历“天堂”苏州和杭州的天赐良机。在班级内“游说”了一圈，居然没有一人与我同行。
那就“独行”吧。回想起来，如同痴人说梦。那时我裤兜里只有7块多钱，5元钱用来预定暑假回大连的船票。余下的2块钱便是我杭州之行的全部费用。一番精打细算之后，我在学校食堂买了10多个2分钱一个的豆沙包，穿着短裤T恤，从熊本小姐那里借来了自行车，把雨伞系在自行车的横梁上，然后便匆匆上路了。
先骑行至外滩16铺码头，再坐摆渡船到黄浦江对岸的荒芜的浦东，下船之后便顺着公路直奔杭州。
天气酷热难当，路边2分钱一碗的大碗茶喝了一碗又一碗。胳膊被太阳晒爆了皮，长距离骑行屁股也磨破了……因为天热，剩下几个豆沙包也发霉了。
骑行到浙江平湖县城时住了一晚，这里是弘一法师的故里。入住的平湖旅社实际上是一个大澡堂，一晚宿费7毛钱，睡在一间有几十人住的大房间。洗漱时，同房两个卖水果的浙江人乡下人，得知我一个人从上海骑单车去杭州时，用浓重的浙江话连连说了好几个“结棍”。上海话与杭州话有相近的地方， “结棍”是 “厉害”“不可思议”的意思。
夜晚房间里鼾声如雷，令人久久不能入睡，无奈披衣而起，在房间里做广播体操……翌日一大早便起上路。
到嘉兴的时候，风雨大作，撑开雨伞根本没法骑行，只能收起雨伞，全身湿透在风雨中艰难骑行。肩上火辣辣的，两腿像挂了铅锤。衣服紧贴着身体，一会又被身体烘干了。 沿着蜿蜒的公路骑行，只见远方有一颗绿树，急速奔骑过去时，又展现一条更长的马路，更远方还有一棵棵更高大的绿树。
终于到了西子湖畔。断桥湖畔的长凳上挤满了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空位坐下，沉重地喘息。西湖水光潋滟，映着荷叶的倒影，远处保俶塔静静地伫立着，稀疏的行人，路旁摇曳的法国梧桐。虽然又冷又饿，还是去了虎跑和灵隐寺。虎跑是弘一法师最终出家的地方，“悲欣交集”就是在这写的吧；灵隐寺是香火缭绕之地，一副对联是过目不忘的：
人生哪能多如意
万事只求半称心
在西泠印社和平湖秋月徘徊良久，心里总惦记着归途。囊中羞涩，还有不到1块钱，拍张照片是个奢望。那就让这一切在心灵的底片上曝光吧罢。
一个出门远行的游子，无论走到天眼还是海角，你总要记得你当初出发的地方。再见，阴雨绵绵的西子湖；再见，凄楚动人的苏小小，我要风雨兼程地赶回校园，考试是绝对不能缺考的。
在西湖边上的一个浴室，又住了一夜。睡到半夜的时候被人叫起，睁着惺忪的睡眼，协助小旅店进行“全国人口普查登记。
归途依然是风雨交加。风雨中的马路上空旷无人，行至杭州清泰门一个铁路与公路交叉的巡道口，一位年轻的巡道工看我可怜兮兮的样子，把我叫到了巡道房，聊了我的经历，他大呼“不得了！结棍！”。他叫胡富明，上海知青在杭州工作。没有说指责我的幼稚和无知，却一直称赞我的勇气。在他的单身宿舍，给我做了温热可口的饭菜，临行，在笔记本上留下了他在上海的住址和在杭州工作的地址：
上海闸殷路60弄28支弄8号201室
杭州清泰门铁路单人宿舍
胡富明
好心的他，又在路口拦住了一辆开往上海的大货车，跟司机交代几句，我就坐进了大货车的驾驶室一路回到久违的邯郸路220号，回到复旦园4号楼。
18岁的第一次骑自行车远行200公里，住宿花去1元2，喝茶、吃法用去7毛多，回到上海还剩1毛钱。
把自行车还给熊本小姐的时候，她很吃惊。用日语说了句日本的绕口令“記者が汽車で喜捨しました”。（ “记者”“汽车”、“喜捨”三个单词发音相同，意为：记者乘车去传道）
此后去过很多地方，在法国巴黎街头钻过睡袋，也曾在美国洛杉矶机场被盘查过n个小时，在日本的北海道漫天飞雪中不知身处何处。值得一提的是，去过日本多次，却一次没能见到在复旦留学后回到日本兵库县的熊本，是她那句绕口令一语成谶？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一直在媒体的岗位上“喜捨”了30载，却不知踏上归途？
夜深人静的夜晚，我时常想起西湖的湖水和亭亭荷叶的倒影，想起尖尖的保俶塔和路旁摇曳的法桐树，想起胡富明热腾腾的饭菜和落汤鸡的我……这回忆越来越遥远，仿佛有隔世之感。
2018年12月31日夜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