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62天《幼官 第八》第2～3段

《管子》学习第62天《幼官 第八》第2～3段

原文阅读

      通之以道，畜之以惠，亲之以仁，养之以义，报之以德，结之以信，接之以礼，和之以乐，期之以事，攻之以官，发之以力，威之以诚。一举而上下得终，再举而民无不从，三举而地辟散成，四举而农佚粟十，五举而务轻金九，六举而絜知事变，七举而外内为用，八举而胜行威立，九举而帝事成形。

      九本搏大，人主之守也；八分有职，卿相之守也；十官饰胜备威，将军之守也；六纪审密，贤人之守也；五纪不解，庶人之守也。动而无不从，静而无不同。治乱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贫之终五，盛衰之纪六，安危之机七，强弱之应八，存亡之数九。练之以散群傰署，凡数财署。杀僇以聚财，劝勉以迁众，使二分具本。发善必审于密，执威必明于中。

      此居图方中。

字词注释

[1]通之以道：遵循大道，理顺政治。以下数句均指君主对臣民而言。

[2]畜：养。

[3]攻之以官：一本作“考之以言”。以政务实效考核言论。攻，治。

[4]威之以诚：用忠诚感化臣民。或用训戒律法威慑臣民。威，一本作“感”，感化。诚，一说为“诫”字之误。

[5]举：举措。上下得终：上下都得到了好结局。

[6]地辟：土地开辟。散成：散乱的民众得以凝聚。散，与《七法》“轻民处，重民散”之“散”义同。成，就，集。

[7]农佚粟十：农民安逸而粮食丰富。十，泛指数量多。一本作“丰”。

[8]务轻金九：徭役减轻而财帑充足。指事务少而财用多。九，通“鸠”。聚集。一本作“充”，“金充”即谓财政充盈。

[9]絜（xié）知事变：可以衡量判断世事的变化。絜，本指用绳子计量圆柱形物体的粗细。此处指衡量、测度。

[10]外内为用：外交内政皆为我所用。

[11]帝事成形：成就帝王之事。形，通“型”。规模。一说当为“功”。

[12]九本：九项君主必须遵守的根本原则，或即上文所称“九举”。古代“九”为阳数之权，故此篇当言“九举”，是表中方有君王之尊。杂篇《九守》也讨论过九项原则，即主位、主明、主听、主赏、主问、主因、主周、主参、督名等。搏大：宏博宽大，人主之所守。搏，当作“博”。

[13]八分有职：即各种由卿相大臣分担的职责。八，表示众多，难以落实。

[14]十官饰胜备威：十种将军应做的制胜利威之道。一说“十”当为“七”之误。

[15]六纪：指六条决定盛衰的纲纪。即下文所谓“盛衰之纪”。

[16]五纪不解：指五条决定贫富不可松懈的规则。解，通“懈”。松懈，懈怠。

[17]同：取同，一致。

[18]治乱之本三：或指《立政》中所说“国之所以治乱者三。”以下“尊卑之交四”等句之“五”“六”“七”“八”“九”等在本篇下文皆没有具体交待。学者往往从其他各篇找寻标有数字的内容以解释，不合者居多。文献不足，存疑为上。

[19]卑尊之交：与他国交往中的尊卑之道。

[20]富贫之终五：指导致贫富的五种原由。

[21]盛衰之纪六：导致兴衰的六种规则。

[22]机：机制。

[23]应：因果关联。指《八观》中所说的八项调查内容。

[24]练：精练，校练。认真考察核实的意思。散群傰署：解散那些朋党群伙。“散群”与“傰罢”意思相同。傰，即“崩”。毁坏。署，据闻一多说，字通“书社”之“书”，即群伙。

[25]凡数：大数。财署：裁度并加以记录。财，通“裁”。署，即书写著录。

[26]杀僇以聚财：即减省开支，齐心协力增加财富。杀，减缩。僇，通“勠”。合力，齐心协力。

[27]迁众：郭沫若云：“移风易俗之谓也。”即运用政教改变民众风尚，即移风易俗。

[28]二分：指上两句“聚财”和“选众”事。具本：皆成为根本。具，与“俱”古通用。

[29]发善：指行赏。审于密：谨慎周密。

[30]执威：执掌威严。此处指行刑。明于中：指公开。

[31]此居图方中：言此段文字居于图之正中。据此篇及《幼官图》，两篇文字都是转述“幼官”（即“玄宫图”）上的内容。图以东西南北中五方组成。以上文字为君主之道的根本，宣示的是总原则，所以居图的中央。

译文参考

          君主依道理顺政治，用恩惠畜养臣民，用仁爱亲近臣民，用道义培养臣民，用仁德回报臣民，用诚信结交臣民，用礼节接待臣民，用音乐和悦臣民，用期限约定做事的效率，以官员治理政事，用威力激发推动臣民，用忠诚感化臣民。这样施政一举的结果，君上臣下都取得好的政绩，有始有终；第二举的结果，万民百姓没有不服从的；第三举的结果，土地得到开辟，五谷有了收成；第四举的结果，农民安乐而粮食富裕；第五举的结果，徭役减轻而国库充足；第六举的结果，做到了事先已能察知国事变化，掌握规律；第七举的结果，做到了朝野内外之力都能为我所用，并全面发挥有利因素；第八举的结果是捷报频传，实现胜局，确立国威；第九举的结果，帝业就算是初具规模了。

        有九项根本原则，内容宏博，关系重大，是人君必须掌握和遵守的；有八个方面的不同职守，是卿相所必须掌握和做到的；有十条制胜立威之道，是将军所必须掌握和遵守的；有六条决定盛衰的纲纪，须详审严密，是贤才所必须掌握和遵守的；有五条决定贫富的规则，不可懈怠，是庶民所必须遵守的。如此，君主有什么行动，臣民无不跟从；君主想要无为清静，臣民便会争取一致相同。决定国家治与乱的根本原则有三项，使国家转危为安的关键之处有四种，决定国家由贫致富的总则有五条，促使国家由衰向盛的纲纪有六件，决定国家地位高低和人主尊卑的有效因素有七项，检查国家强与弱的验证方法有八条，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规律以及救亡图存的方略有九则。君主要精心地消除那些朋党现象，大的事数要亲自裁度并加以记录。尽量齐心协力减少开支以聚敛财货，运用奖赏激励好人的方式以移风易俗，而且要使这两方面都必须成为根本措施。行赏一定要周密地审核，行刑一定要在国内公正申明。

        此段文字居于“玄宫图”之正中。

核心内容解读     

      《幼官》这篇将阴阳五行思想和故事、军事相联系，阐述时令、方物和治国、治兵之道。全篇共分十节，按《幼官图》标目，依次为中方本图、东方本图、南方本图、西方本图、北方本图、中方副图、东方副图、南方副图、西方副图、北方副图。每节包含两层内容：先述时令、方物，即君主在不同时节衣、食、住、行的行为规范和旗帜、兵器、刑法的使用规定。后述治国、治兵之道：大致“本图”部分论治国之道，多与阐述政治思想诸篇相通，如“九守”“八揆”“七胜”“六纪”“五终”“三本”“八观”“九败”等；而“副图”部分论治兵之道，多与阐述军事思想的《七法》《兵法》诸篇相通，并提出了“至善不战” “至善之为兵也，非地是求也，非人是君也”等战争的最高准则。

        郭沫若提出：本篇“以五行方位纪时令，而以一篇政论文割裂作双重，分配于五方。本文次第……除表示时令与方物者外，原政论文字当从所谓 ‘中方本图’读起，转至 ‘中方副图’，转至 ‘东方副图’ ‘南方副图’‘西方副图’‘北方副图’，再转至 ‘东方本图’‘南方本图’‘西方本图’‘北方本图’。如此读去，文成条贯，且与《兵法篇》文次约略相同。”此说可供阅读时参考。

    《管子》的经济思想，历来为学者所重视，这一段可见其治国的先后位次。作者认为先要发展农业，使粮食丰足，当国家财政稳定，就要减轻赋税。《管子》并不认为，国库要愈多愈好，而指出只须够国家正常用度即可，藏富于民才是执政者所应遵守之原则。

        反观今日，有些政府总是以库房储备丰厚为荣，不以人民生活为优先考虑，实为舍本逐末的做法。历史上不乏，隋朝大兴粮仓，本是为了不时之需，然遇上粮荒，却不肯放赈，结果大失民心，埋下亡国之伏笔。《隋书•食货志》载：“（隋末）是时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然所在仓库，犹大充牣，吏皆惧法，莫肯赈救，由是益困。初皆剥树皮以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捣藳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十二年，帝幸江都。是时李密据洛口仓，聚众百万……义师入长安，发永丰仓以赈之，百姓方苏息矣。”可见，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强调藏富于民，对国富民穷的现象也不表认同。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管子》中有一些篇章具有明显的道家色彩，属于道家黄老学派的文献。本篇文字的叙事方式，就具备了黄老文献“详于制度”的特点。这里所说的“帝事”其实就是理想意义上的“君道”（“人主之守”）。因为出现于上文的“九举”，仿佛《庄子》里的“九变”。试对照比较《庄子》中两段话：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贵贱履位，仁贤不肖袭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谋不用，必归其天，此之谓大平，治之至也。故书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语大道者，五变而形名可举，九变而赏罚可言也。骤而语形名，不知其本也；骤而语赏罚，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说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骤而语形名赏罚，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谓辩士，一曲之人也。礼法数度，形名比详，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本在于上，末在于下；要在于主，详在于臣。三军、五兵之运，德之末也；赏罚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礼法度数，形名比详，治之末也；钟鼓之音，羽旄之容，乐之末也；哭泣衰绖，隆杀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须精神之运，心术之动，然后从之者也。（《庄子·天道》）

        本文的两段话同时体现出糅合儒、道、法甚至阴阳家的思想倾向，不再决绝地反对仁义礼法，却颇能正视仁义礼法之于社会政治秩序的建设性作用。

      有学者认为，《幼管》中“对‘道’的理解和‘道’与‘德’关系的界说，毫无疑问出自《老子》”。有学者深入分析《管子》诸篇发现，黄老政治哲学思考的出发点仍是老庄哲学的核心理论——“道德之意”，其理论归宿则是阐发一种王霸之外的“帝道”“帝王之道”。同时，“理”“法”出现于“道德之意”（道家）与“仁义之际”（儒家）相互交涉融合的界面，体现了黄老学以道家（老庄）哲学为理论基础兼综百家的思想倾向。那么，如何从批判性、玄理性的“道德之意”出发，建构系统性的政治哲学体系——“帝道”，则成为《管子》诸篇关注的焦点。

参考资料

《管子译注（全二册）》，谢浩范；朱迎平 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12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