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李鸿章丧权辱国，就是因为晚清历史上对我们国家伤害最大的两个卖国条约。
一个是甲午战争之后的《马关条约》；
一个是八国联军之后的《辛丑条约》，都是他签的字。
《马关条约》赔了日本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割让了台湾。
从此之后，中日两国的实力就开始此消彼长，往后日本又怎么欺负中国，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李鸿章晚年也常常说：“我是被全国人民扯后腿，有志向却不能实现”。
李鸿章在当时的环境中，确实不是一个可以大刀阔斧去实现自己计划的权臣。
除了传统皇权体制的制约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始终有很多反对他的人存在。
当时的中国向西方学习，感觉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过程，但是在当时，办洋务、造铁路、派留学生、跟外国人做生意这些都是非常有争议的事情。
尽管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获得了最高权力层的支持，但朝廷中反对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很多所谓的以正色立朝的大臣会说，洋人这么欺负我们，就应该驱逐所有的洋人，你李鸿章却跟他们打得火热，你是想干什么呀？
在甲午战争之前，李鸿章反对开战，这李鸿章是不是想佣兵自重呀？
所以，在这样的舆论监督之下，李鸿章做人做事一直都是谨小慎微的，有时为了一件小事还不得不言辞恳切地反复上书给皇帝，反复地讲。
现在是数千年之所未见之大变局，必须要穷则变、变则通。
清朝末年，中央的权威相对衰弱，地方势力保存实力的情况很普遍，这也同样扯了李中堂的后腿。
或许从战争的角度来看，也能体察李鸿章当时的那种无力感，甲午战争在海上和陆地上都发生了战斗。
而且中国是有主场地利的，如果各个地方、各个部队密切配合的话，不能说是没有优势的。
但战斗期间除了李鸿章的淮军外，还有湘军、回军、广东军、广西军、蒙古兵等部队都参加了战斗。
但这些部队有时归李鸿章指挥，有时归两江总督刘坤一指挥，有时又归提督宋庆指挥，一场战争同时有六个统帅，权限也都同样大，各自又有各自的利益和目的，所以基本谈不上协同作战。
非常可气又可笑的是，北洋舰队在刘公岛海军基地投降的时候，有一艘广东水师的战舰也被日本人掳走。
广东水师还写信给日本人交涉，说这艘船是属于广东的，和这场战争没有关系，能不能还给我们呀？
这个事后来也被日本人传为笑柄，但从这个事也可以看出来，在当时的情况下，李鸿章要把持朝政、一手遮天是完全不可能的。
此外，传统的儒家道德观念和满汉有别的特殊历史环境，都使得李鸿章很难变成一个具有实际权力的“权臣”。
李鸿章只是一个执行者，晚清期间中国所遭受的种种挫败不能只赖在他一个人身上。
但是作为一个指挥官打了败仗，作为一个外交官，多次的外交失误，导致中国进一步丧失主权，难道这不丧权辱国吗？
梁启超也在书中列出了李鸿章误国的十二件理由，主要是说他贻误战机、用人不察、管理不善。
同时，话锋一转，也表达了些许无奈，原文大概是这个意思：
“问李鸿章是不是中国第一等人才，我不好说，但现在那些超过五十岁、三四品以上的官员没有一个可以望其项背的；说李鸿章的死会不会影响中国，我也不好说，但现在这个政府失去了李鸿章，就像老虎失去了伥，麻烦会越来越多。”
换句话说，当时的种种决策或许已经是这个老头能做出来的最大的努力了。
就拿中日马关条约来讲，李鸿章在日本谈判期间发生了一起意外，有一个刺客用枪袭击了他，子弹穿过了他左边的颧骨，子弹留在左眼下方，差点就打瞎了，但李鸿章拒绝取出子弹，就这么满脸血的去跟日本人谈判。
最终日本人真的在之前争议不下的一些条款上做出了让步。
再例如1882年发生的中法战争，李鸿章就用“一手拉、一手打”的外交政策，挑唆英国和德国来制约法国，最后也是签了一个不算太丢人的合约。
他的这种外交方略也用在了后来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上，因为按照《马关条约》的内容，除了台湾之外，满洲的南部也是要割让给日本的领土。
但是通过外交手段的挑唆和博弈，在德国、法国和俄国的干涉之下，南部满洲又归还给了大清。
列强们也不愿意看到日本在东北获得过多的利益，但列强的这种所谓的“义举”绝不是没有代价的。
这也为后来俄国霸占东北铁路，法国侵蚀云南，德国强占胶州埋下了隐患。
而国家之间的外交实质就是利益的交换和互相的制约博弈，但对于一个弱国来说，不付出任何的利益作为报酬，指望一个老头在谈判桌上就能维护住国家权利也是不现实的。
李鸿章身居国家要职，是改革的先锋，但是只知道学习枪炮、机器这些表面的东西。
不知道学习制度和文明，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民。
时势造英雄，而英雄也能造时势，而李鸿章仅仅是“时势所造的英雄”，因为缺乏见识和魄力，无法成为能够创造时势、能够造就新时代的英雄。
李鸿章无法洞察西方体制的好处，或许他也能看得到这些，但并没有选择去努力改变中国的体制，我们后人无法去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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