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3--17.24章回顾总结
本篇第十九章，“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朱子从教与学的对话着眼，注曰:“(学者)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发此以警之。”清儒王肇晋《经正录》从哲理着眼，注曰：“知而言之以著其道，不如默成者之厚其德以敦化也。”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于是栖栖惶惶，周游列国，游说各个诸侯国之间，目的是欲推行大道于天下，这就必须靠“言”，你不说别人如何了解你的大道？可如今夫子乘性而言，直舒胸臆，说“予欲无言”，这是为什么？这似乎与夫子“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教言有些不太对劲，这又是为什么？其实这正好示现出“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追求，有如“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一样，虽终日言，未尝有言；终日不言，未尝无言。天下之事，有可为、有不可为，而圣人则为所当为。
孔子晚年呕心沥血，孜孜以求，诲人不倦，将毕生精力投入到教化事业，众人或者不能理解，或者不愿理解。当时天下礼坏乐崩，乡愿流行，“紫之夺朱”，《论语》编纂者应该是要我们后人知道，这个“不欲言”并非是真实的表白，而是顺天而行。夫子“行义以达其道”，开示出来的正是下学而上达，正是他欲挽狂澜于濒危，承担天命之所在。
蕅益大师说：“无言，岂是不言。何言，却是有言。说时默，默时说。参！”不说就是说了；说了其实没说，这需要我们去参悟。
其实，这又是一个话头，引出接下来的三章，举“无言”的具体案例。
第二十章，“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这是小人之“荡”，孔子不言的例子。第二十一章。“宰我问三年之丧”“今女安，则为之”虽然譬喻启发，仍然没有办法让宰我当下领悟。宰我名列十哲，尚且如此。古之愚也直，这是今人不直的例子。第二十二章。“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难矣哉，这些人就是孔子亲授来讲也没用啊。这是举巧言令色的例子。
而接下来几章，则又是举“有言”的例子，我们看孔子有言无言，与常人有没有不同呢？
第二十三章，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面对纷繁复杂的人、事、物，到底该如何取舍？标准何来？如何才是适宜呢？这就需要认真辨析“勇”和“义”的关系。子路认为君子尚“勇”，孔子认为“义”以为上，尚就是崇尚，更重要，摆在第一位。儒家以仁为核心，同时重视智慧的提升。有了仁和智慧的前提，才讲勇。君子有勇，必须有义，始能用勇于正途而无流弊。与义相合，唯义是从，能够最大程度地利益他人，增长善意、增长仁德。如此则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自然和谐安乐。这也就是孔子说“义以为上”的原因，义的中心思想是仁，这是儒家基本思想所在。
批评且有尚有贬、有善有恶，这即是有言。孔子虽有善有恶，却是无为而教。虽有“四时行百物生”，而“天何言哉？”
第二十四章，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孔子所说“有恶”，与我们平时所理解的“有恶”，其内涵、特质、方式、成效等完全不同。《里仁篇》第三章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夫子说：只有仁者，才能够真正懂得如何喜好人、如何憎恶人。“好人”“恶人”即有其倾向性，就是有言。孔子有教无类，今言“恶”，是蔽之甚，不可教。
君子之“恶”却与普通人之“恶”有很多不同。首先，所恶的对象不同。普通人所厌恶的对象是人，而君子所恶的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人身上的缺点。其次，由于所恶的对象不同，所以随之而起的对人的态度行为，也就不同。普通人所厌恶的是人，往往因为人的一点小错，就将其整个人都否定掉了，而排斥打击报复等行为常常会随之而起，所以“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君子所恶的是人的缺点，是把其人与其缺点区分开的，对其人始终怀抱着温情与善意，而对其缺点则会想种种方法助其醒觉、改正，所以“及其使人也，器之”。还有收获的结果不同。普通人对所厌恶的人施加的是负面情绪和行为，常会激起对方的反弹，于是互相伤害，冤冤相报。君子对人怀抱的是温情，针对的只是对方的缺点，对方一旦领会到这种温情，即便被批评了甚至惩罚了，仍然会心悦诚服。
唐文治先生说：“此章备言末世人心之失，皆气习为之，嚣张狂妄，出于不自觉。救之者，宜先治其心，而范围之以礼义。”就是说夫子透过本章鲜明地指出时下人心的染浊，道德的缺失，想要挽救他们，就要从心上下手，先治其心，以礼来规范他，以道义来教化他。这就是夫子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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