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官僚集团的起源与传承
一、前 言
二、起源：从陈贾“禁伪学”谈起
三、官僚集团的传承
四、光宗朝的官僚集团
五、刘德秀的自叙
六、姜特立——官僚集团与皇权
七、总 结
五、刘德秀的自叙
《四朝闻见录》丁集“庆元党·考异”记载了湘人乐昺所记刘德秀的口述自叙。刘德秀是庆元时期“攻伪学”的急先锋。此文所载是官僚集团成员平时的政治活动，是很珍贵的资料。
作者先考证了刘德秀与理学士大夫交往的这两个片段的真假。
第一个故事的主角是曾樽，师从张栻，卒后改入朱门。在《宋元学案》、《南轩集》中《与曾节夫抚干》可证。刘德秀叙述与曾樽的交涉是为证明“道学家”之“伪”，这是一面之词，无从考证，况且个别成员言行不符不足以否定整个理学集团的独特理想与抱负。
第二个故事背景是绍熙五年六月孝宗逝世，留正主张按原计划欑于绍兴，赵汝愚与理学集团则主张改卜山陵。刘德秀描述了为此一争执而召开的集会，在文中自夸是独立打消了迁陵之会。乐昺此文为我们提供了具体的实例，可知两大政治集团中人在平时的接触中是如何看待对方的。由篇末的文字，我们可知官僚集团中人似乎最不能忍受的便是“道学家”由由“自负所学”而产生的“矜己以傲人”。这一深刻的心理隔阂也造成了庆元“伪学”之禁的发生。
据黄幹《朱公行状》与刘光祖《赵公墓志铭》知改卜之议起于会稽陵地甚浅，不宜为孝宗殡宫。但官僚集团抓住一切机会搞政治斗争，将此事解释为朱熹为蔡元定谋进身之阶。此事致朱熹自劾，蔡元定贬死，可断定刘德秀为始作俑者。官僚集团成员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根本不承认“道学家”会有公益或理想的考虑。官僚集团成员的基本关怀主要是个人宦途的得失。
刘德秀说“詹、叶亦晦翁之徒”，明显与事实不符。叶適根本怀疑道学的概念在儒学史上是否有成立的根据，所以刘德秀说他“以道学之名”绝无可能。但我们要明白，刘德秀口中的“道学”与学术思想史上的“道学”是两回事，前者为政治概念，即“道学朋党”。
作者通过对乐昺记录的疏证，对孝、光、宁三朝的“道学”概念进行了梳理。“道学”作为一个学术思想史上的概念，是指程、朱一系的“内圣”之学，只有朱熹一派完全认同。“道学”作为一个政治概念，由官僚集团创作，涵义为“道学朋党”，最初是指朱熹及其门人，后随理学集团在政治上不断扩大而相应推广。刘德秀关于“道学”的论证恰好为两大集团在彼此互动中共同成长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证。
六、姜特立——官僚集团与皇权
官僚集团最初形成于王淮执政时期，皇权支持不成问题。淳熙十五年后孝宗大规模的革新，周必大、留正、赵汝愚先后执政，官僚集团与皇权的关系进入一个微妙的阶段。皇权分为光宗的正是皇权与孝忠的幕后皇权。光宗的“近幸”（“近习”）成为官僚集团抗衡理学集团的途径，姜特立为枢纽人物，使官僚集团能从淳熙到庆元维持其集体的同一性。
作者据《宋史》中《佞幸·姜特立传》及《梅山续稿》及其他史传资料对姜特立与官僚集团的关系予以说明。
姜特立发迹于淳熙十一年，他的诗才和办事能力深得孝宗赏识。光宗即位后出任知阁门事，认同新朝的正式皇权，与留正所代表的幕后皇权处于“势难两立”的敌对位置。作者强调姜特立并不是以“近幸”的个人身份““招权预政”，而是执行光宗的意志。朱熹在《与留丞相书》中“亲疏新旧之情本自不侔”，更点出了“近习……或为之挟持简牍，关通内外”。光宗本就偏向官僚集团，需要“近幸”为他奔走联络。正如在《留正传》姜特立因“会副参阙”（“王蔺自参知政事除知枢密院事”）被暂时逐走，光宗在绍熙四年又召他回朝。《宋史·光宗纪》中提供了一条最明显的证据，以证特立是正式皇权与官僚集团之间的桥梁。“戊戌，秘书省著作郎沈有开，著作佐郎李唐卿，秘书郎范黼、彭龟年，校书郎王奭，正字蔡幼学、颜棫、吴猎、项安世上疏，乞寝姜特立召命。”此疏代表了理学集团的集体抗疫。关于留正与特立之间的冲突，已超过了宰相与近幸之间的冲突，直接象征了皇权的分裂，间接反映了两大集团在新阶段的对峙。
作者进一步考察了姜特立与官僚集团中若干个别成员的关系。
首先是黄抡。在《梅山续稿》中，姜特立说黄抡对他既“礼遇”，又“敬恭”，可知黄抡早在光宗受禅前已刻意攀缘特立，光宗召见黄抡必由特立推荐，这是确证。当然他将黄抡送上“右正言”的位置，除靠光宗的宠信，在外廷也展开了广阔的政治布置。
何澹为官僚集团第二代领袖人物，两面派作风。依附留正取得主导言路的大权，又与代表新皇权的特立暗通款曲。他除右谏议大夫时，黄抡“右正言”恰是他的直接下属，除命必由他安排而成何澹为官僚集团寻找新皇权的支持，姜特立则需在朝中发展新势力，二人一拍即合。
《和题茧庵》（许及之）此诗对特立恭维甚至，“比两得梅山书而稽报”知两人交往甚密。特立《题许尚书石刻二首》也可证二人早有交往。特立诚不失为及之的知己。及之在光宗初年即已变节，他在外放不久即“召太常少卿”，正因朝中有人为他关说之故，所以作者推测他是“姜、谯之徒”。
丁逢，陈傅良对他甚为推挹，姜特立也推许他的治绩。在庆元党禁后，韩侂胄有意起用“道学”之士以缓和政局的紧张，但官僚集团则坚决不许，丁逢在这一关键时刻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孝、光禅代之际，丁逢有机会加入理学集团（通过陈傅良、王蔺），但在姜特立的影响下他选择了官僚集团。
《留正传》姜特立荐叶翥、张枃两人之一为参知政事，其意实在叶翥。两人早年便是同学，且都是“功名”中人，交谊越老越亲叶翥在王淮执政时代已跻身卿贰，是早期官僚集团中一个核心成员。关于官僚集团在孝、光、宁三朝的延续性，他所提供的例子是最清楚，最完整的。
《邸报京丞相薨背》肯定了京镗与姜特立是相识。
以上六人都是官僚集团的主要成员，可见姜特立在官僚集团承前启后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无与伦比，是官僚集团与光宗新皇权之间的桥梁。在庆元元年初，理学集团即将全军覆没之际，他写《种桃》一诗，反用刘禹锡“玄都观里桃千树”的名句，欣喜他种的桃树已经开花了，这是他在绍熙一朝广交官僚集团的最显白的供证。
在光宗时期，理学集团属于孝宗幕后皇权的系统，光宗需要另一臣僚系统来执行自己的意志，以取得政治上的均势。于是对官僚集团发生“亲”而“旧”的偏向，姜特立充当了联络人，成为光宗皇权的代表，而不仅是一个弄权的“近幸”。绍熙时期，官僚集团“布满要津”不妨看作是光宗对孝宗晚年政治部署的反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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