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三三：“二”还是“一”

《传习录》三三：“二”还是“一”

或问：“晦庵先生曰，‘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此语如何？”曰：“心即性，性即理，下一‘与’字，恐未免为二，此在学者善观之。”

关于这个问题，王阳明之前和徐爱已经有过一次深入交流。

一则，王阳明认为，知与行，到底是不是一回事，或者，到底是该把知、行看作一回事和两会事并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哪一种理解更能解决自己“学为圣贤”的终极目的，哪一种理解更能解决现实的问题。二则，不同的境界，一定会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理解，也决定了境界的不同。

朱熹讲“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是从文义穿求上入手，就像一个小学生，偶然得到只言片语，一定是从句读上下功夫，先要求一个大义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朱熹善于下“小学”的功夫。包括他后来讲的“黎明即起，洒扫庭除”，都是从根本入手，去做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进而一步步超凡入圣的。

表面上看，王阳明是在逐求自己“学为圣贤”的目标，实际上，圣人都有“民胞物与”的情怀，更大程度上，王阳明追求的是人人“学为圣贤”。所以，下“格物功夫”，不断在穿求文义上求一个万难有一的彻悟，无法激起他的兴趣。他要为天下人寻找一条“学为圣贤”的路。要知道，天下人不是“人人”都能像朱熹那般下穿求文义的功夫的。

朱熹讲“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时，就像一位自以为领悟的先生，告诉追随他的小学生，敲黑板注意了啊——为学这件事，不过就是心与理而已。客观来讲，这的确是他的发现。严格来讲，这一发现不能说没有道理。问题是，先生向小学生宣示一些道理时，总是会以低到不能再低的姿态。否则，曲高和寡，小学生是很难弄明白的。所以，朱熹在敲黑板吆喝的同时，一定是用自己教师爷的身份经过加工的。

王阳明求的是人人“学为圣贤”，所以，自己也不是教师爷，面前的也不是小学生。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所以，他讲“心即性，性即理”——心与理不是二物，因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

重新回到当初他与自己妹夫徐爱的对话。大体讲到三个层次。一是“知天，如知州，知县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已与天为一”——这种境界最高——心即理；二是“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须是恭敬奉承，然后能无失，尚与天为二”——王阳明认为这便是圣贤之间的差别——此时心与理介于一体与分而为二之间；三是“殀寿不贰其心”，此时虽然“修身以俟命”，却是困知勉行的境界，心与理已经为二，离圣贤之道已经远矣。

反过来讲，《中庸》讲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困知勉行时，多少还有些天赋的味道在。王阳明讲“知天”“时天”与“殀寿不贰其心”“修身以俟命”时，全然是学者自己的觉悟与选择，甚至是出离天赋的。换言之，只要你有“学为圣贤”的志向，通过“去人欲，存天理”便可抵达“知天”的境界，此时，“心即性，性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事。退而言之，如果你愿意仅仅追求个穿求文义，选择“事天”，甚至选择“修身以俟命”，也不是不可以的。只不过已非“心学”正统。

“二”还是“一”，路子你可以自己选。“学为圣贤”还是做个“穿求文义”的学究，你自己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