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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读书籍《从结构到解构》第三周2

精读书籍《从结构到解构》第三周2

作者: 心理学工作者_张旭兰 | 来源:发表于2015-12-22 18:50 被阅读0次

开始第二部分的阅读,差不多读完第二部分的一半内容,越发感受到书的结构上以时间为序列而表达的一种思想发展的序列,隐隐有一种感受,感受到阅读中在对我目前的既有认知做某种解离,依然看不清那种解离的过程,更谈不上重组,但是,我感受到了视野被一点点的拓宽!

精读书籍《从结构到解构》第三周2

第二部  60年代:1963-1966,美好年代

二十二、角逐索尔邦:古今之争

面对着大功告成的实证主义及其方法的原子化,结构主义开始采用反对保守知识界的堑壕战,它的首要武器是建构更加现代和更加完整的科学模型。

语言学只是一个技术工具,它以自己的屈尊俯就,把产生创造性天赋的高贵文学环境拒之门外。“在传统的文学研究课程中,语言研究依赖于对文学文本的研究,也低劣于文学文本的研究。

对于年轻一代来说,结构主义起着辞旧迎新的作用,它还是笛卡儿意义上的”临时道德律令“。在反抗强权的语境中,攻击的目标最终指向了任何形式的含混不清的心理主义,它当时正在研究传统历史的专家中风行。它是“法国大学真正的梅毒,不仅在文人之间传播着,而且在哲学家之间流行着。”

居里奥利对古英语和元音变异的研究,不仅使得使用共时性方法成为可能,而且使得使用“同时也完全是结构主义的方法”成为可能,“因为一旦元音发生变化。整个系统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当你体验 60年代索尔邦的气氛时,你就会明白你无路可逃。当你理解了那是怎样的一块大墓地时,你就会明白何以结构主义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

文本的结构总体性正在变成最重要的因素,但这是针对这样的文本而言的,其内在合理性必然要避开作者的把握,因为对它的阐释要避开有关作者的知识。以逻辑或美学的名义,文学批评往往与本质上属于描述性的冲力混合在一起,不同层面的类似或对立都被互相关联起来,或者说文学批评成了特定的语言学批评。

巴特是那个时期的重要参照点,与格雷马斯相比,他更感兴趣的问题是:语码是如何在文本中运作的?格雷马斯的兴趣在于,他要寻找隐藏在文本后面,支配着人类心灵运作的系统。但是除了这些差异,他们使“批评家各就各位,成了探索内在性的人”。

《结构人类学》在1958年出版后,对骚动不安的文学界产生了三重影响:1.语音模型在一个人文学科中所具有的能产性,2.对俄狄浦斯神话所做的年代错误的解读。3.神话的转换公式。

二十三、1964:记号学探险的新进展

1964年标志着索尔邦一统天下的结束。外围周边地区的活动赢得了自己的第一次胜利,因为在文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注册的学生人数急剧增加。在60年代中期,这也是生育高峰造成的结果。

结构主义成了一种特定的方法,可以以之分析大量由记号和踪迹组成的文献;他提供了一种工具,可以以之细细辨析文献的内在连贯性。

结构主义革命的一大特征就是重新界定下列两者在在传统上的分裂:一边是已被批判性分类和神圣化的文学作品。一边是书写事实之残余。

托多罗夫认为,在语音配置那里内容毫无意义。语法层面则是内容的形式,就其实质而言,它是一个语义学问题;就其对文学的意义而言,它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巴特使用了索绪尔的语言/言语、能指/所指、组合/系统之间的对立,并在这一点上严格保持着结构主义的正统观念。他描述了三个不同的层面“图示、规范、用法。多亏了叶姆斯列夫,在这个三部曲的基础上可以对语言的观念进行处理,并以图示/用法取代索绪尔的语言/言语的二分法。

因而这一活动有一个共同目标,它把多种多样的学科聚集在一起,寻找结构人,从而超越单个研究者的特异性。结构人是意义的制造者,使用的方法基本上是强调制造意义这一事实,而不是强调意义的内容。结构主义是“一种模仿活动”,模仿立足于功能的类似而非实体的类似。

结构主义活动涉及的是功能,是对思想条件的考察,是对那些使得意义成为可能的条件的考察,而不是它的具体的内容。它努力把自然、永恒的意义从其意识形态基础上连根拔除。在这个过程中,结构主义纲要体现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激烈批判,因为主流意识形态把自己描述为某种自然、永恒之物。

自50年代以来不断漫延的消费社会就具有这样的能力:它能使商品独步天涯,当然也包括文化商品在内。还从来没有什么转变,能像先锋派那样如此迅捷地转变成商品。同化提供了这种文化中的自我调节机制,“爱马仕或老佛爷百货店的窗子是超现实主义的。”

我相信,我们开始了新一轮的反叛,它比以前任何一次反叛都深刻,因为这次反叛破天荒地涉及反叛的工具,即语言。

精读书籍《从结构到解构》第三周2

二十四、形式思维的黄金时代

格雷马斯采用了数学的非连续性观念,并对照了两个不同的分析层面:一是研究的对象,即语言;二是构成元语言学的语言学工具。从叶姆斯列夫的观点看,任何事物都是在两种元语言中形成的:一种是描述性的,其意义是用语言阐明的;一种是方发性的。这种研究暗示了两种工具或两种命名,它们都与所欲而的定义有关。格雷马斯把能指素与所指素区别开来,认为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层面。

格雷马斯希望超越人类历史中的偶然性,以便撰写一部清除了所有经验主义遗迹的结构主义的历史。在结构主义时期,他的方案是最科学的符号学方案,因为它在下列方面走得最远:它盼望以无所不在的数学术语,突显出科学性的重要性,盼望着它成为严密性之模型。

两个基本观念摆在这里:一是符号学矩阵的观念,它是格雷马斯的基本意义单元,二是意义客体的符号学发生的观念。布雷蒙把矩阵视为“彻头彻尾的欺人之谈”,是“比超验原则还要离奇的观念。”他认为,格雷马斯从普罗普的模型向外推理,这一做法没有得到丝毫合理的辩护。

格雷马斯在1960-1964年间招收的一名弟子也已经名扬天下了,他便是罗兰·巴特。但巴特本质上是一个直觉思想家,他需要用理性过滤自己的情感,而格雷马斯可能是沿着这个方向走得最远的人。

巴特还动用了三个调节器,以便把一种语码转化成另一种语码:第一个调节器是“缝纫模式”,第二个是“缝纫纲要”,第三个比较特殊:它使得从图像结构转向口语结构成为可能,使得下列行为成为可能,即把一片服饰的呈现转化为对它进行的描述。

时尚于是被置于形式化的过程,因而也就被置于非实体化的过程。这使巴特能够接受时尚的本质,它显现为能指之系统,显现为与所指断绝了一切关系的分类型活动。“于是时尚立即成为某种记号的神圣化:所指与其能指被完全割裂开来。”时尚的运动立足于一个双重假定。一方面,因为它是自然主义系统,所以它可以被阐释为一个逻辑系统。时尚系统解释了以苦心经营分类学为基本特征的记号学。不过,它的新颖之处在于,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分类,是为了把主体消解在语言之中。

巴特承认,“文学写作保持了某种指涉性幻觉,这使它及其美味可口。他对写作的体验是,写作即踏着之欲望的显现,写作是立足于指涉物的幻觉而非立足于现实的语言色情化。

布尔巴基的意识形态肯定有益于提高结构主义的智力与活动,皮埃尔·雷蒙称之为替严密性辩护的意识形态。布尔巴基主义清楚的表明,虽然数学的大厦是如此的辉煌灿烂,但即使是那些极力欣赏它的人也被拒之门外。

符号学与布尔巴基主义是不谋而合的,因为它们都在寻找围绕着发射点进行交流的语码和信息,因为它们都在关注着交流现象形式化的持续扩张。结构主义还从这个领域的另一个模型中提取了自己的 概念和方法,这个领域便是控制论。控制论在大众交流领域变得越来越具有能产性,并给结构主义纲要投上了一层光环。控制论在数学与社会学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并为某些范围及其广阔的研究提供了框架。它是真正的跨学科交叉,其概念来自代数学、逻辑学、信息论和博弈论。

皮亚杰提供了一个极其优秀的范例,他要把心理学置于运用数学的连续统中,怀揣着这个理想,皮亚杰设立了有关科学知识的循环图表,该图表终结于下列一种观念,即不同的科学是相互依赖的。

从理论角度看,拉康的思想成了弗洛伊德思想极力逃避心理学理想的卓越典范,从政治的角度看,这种重铸使指定一个对手成为可能,该对手被设想成下列学说的异数:它以其无所不能的单一性追求科学的规范化。

尽管存在着差异,在60年代中期的结构主义者中,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格雷马斯、雅克·拉康是最具科学性的,他们都从根本上专项了对深层、神秘结构的探寻无论所使用的隐喻是列维-斯特劳斯所谓作为结构之结构的智力城墙,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矩阵,还是拉康主体的非球面结构。它们是形式思维达到的三个顶峰,也是构成同一次探险的三个阶段:他们都试图把本是同根生的社会科学,建设成科学城邦中的自然科学。

二十五、大对抗

索尔邦可以接受新批评致力于新小说的研究这一事实,却无法接受下列事实:它在努力借用古典主义的和传统的代表人物,测试期分析性的坐标产生的近乎诽谤性的煽动性效果,测试它与语言学方法、精神分析学说、人类学相混合产生的近乎诽谤的煽动性效果。

巴特提出的问题与费尔夫草拟的问题毫无二致,费尔夫那时表达了如下欲望:他要研究作家创作时所处的语境,研究作家与公众的联系,一言以蔽之,研究集体心态的诸要素。费尔夫把这一切成为一个时期的装备。

爱神根植于童年的宁静祥和的姐妹之爱,而爱神事件则是突发性是事件,它总是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没有任何先兆,产生引人入胜的效果。“拉辛式失序基本上是一个标记,也就是说,是一个信号和一个交流。”

丝毫都不令人惊讶的是,巴特把语言当成了他的科学模型:“很显然,它的模型将是语言学。”作者被语言所置换,语言成了真正的研究对象,这使得对隐含意义和最终意义的探寻无功而返,因为它假定了一种主体观,事实上,这主体是根本就不存在的。“除了主体的缺席,文学从来都没有预言过什么东西。”

在库尔维奇看来,在某种程度上,结构是一种存在;而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它只是一个模型。库尔维奇即拒绝了数学工具,也拒绝了形式化。在他眼中,结构是一种现象。而对于列维-斯特劳斯来说,它是一个学习工具的问题。

列维-斯特劳斯断言:“野蛮人的思维是合乎逻辑的,其机制与方式,与我们无异”。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野蛮人的思维只是情感的原始表现而已,现在则要根据它给自己指定的综合目标 、分析目标的诸维度进行设想。野蛮人的思维和西方人的思维一样,也要经过知性的途径发挥作用,同时它还使用由极其多样化的区分和对立构成的完整系统。

野蛮人的思维立足于知觉逻辑,并借助于记号而非概念表达自己,因而它是封闭的优先系统,受许多法则支配。可以肯定,列维斯特劳斯把这种封闭的循环系统与开放的科学思维相对立。因为它们与自然的关系各不相同。

图腾把两极对立整合在一起,其功能就是把一切企图制造障碍、阻止整合的事物,转变成某种积极之物。自然物种被选择,并不是因为它们可供人们吃喝,而是因为它们可以供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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