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中国的第一本书》，以此作为本书的名字，是否言过其实，或者多少显得冒失？在种种疑问之中，开始了我的悦读之旅。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阅读过程充满了好奇、愉悦、探究，一本这样的历史书让人眼前一亮，这得益于作者王伟独特的视角。工科出身的王伟，作为时评人、自由撰稿人，还做过金融公司的投资顾问，使其能站在几个领域的交叉点上，擅长以历史、地缘、经济等多样的视角，对国内外战略问题进行综合分析，把中国置于世界大格局中，以先秦史作为突破点，抽丝剥茧，大开大合，以大历史观、战略思维的高度，分析地方诸侯国之间的博弈、以及中央与地方诸侯之关系，并把中国历史的真实情况与欧洲历史做了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并联系当下世界格局，结合地缘政治因素、大国博弈、大国与小国关系，以及政权（暴力权）、它制意识形态权、经济权等方面，让我们深刻地认识、了解中国格局的形成以及未来之走向。
《附章》所言的“帝国之道，统合为本”，正是作者识见的集中体现，足以让人震撼，更让我们有耳目一新之感。治史需要有“识见”，这是确定无疑的。
唐代史家刘知几在回答为何自古多文士而缺史才的提问时指出，“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被当时的人们誉为不刊之论。章学诚则进一步提出了史德的概念：“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所以史识又包括秉笔直书、忠于史实的高尚品质和勇敢精神等。清末民初的梁启超在此基础上加上了“史德”，概括为“史家四长”，作为衡量历史学家一个基本标准。 被为史家推崇的“史家四长”——即“德、才、识、学”，已成为当下历史研究的共识。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能从世界格局入手研究中国，研究中国又从先秦入手，先秦之地方诸侯国之间的博弈，中央和地方诸侯之统合，各种战争、纠纷、矛盾异常纷乱，难以综合概括，然而作者紧紧抓住一条总领社会历史的发展主脉进行梳理、分析，然后把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加以比较、中国和欧洲诸国加以对比。治史为现实服务，脱离现实的历史研究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缺乏现实指导意义与价值；脱离历史研究的指导，大战略大格局何去何从，学术研究难以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与进展。
正因为此，王伟之《看懂中国的第一本书》正是这样一部“非常及时的书”，可遇不可求。在当前世界处于大转折、大调整、大变动的时代，这样经世致用的历史研究，正是专家学者致力于研究的方向所在。过去的一年，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叙利亚问题、朝鲜核问题、东北亚局势、萨德问题，反全球化浪潮、美国退出tpp、中国一带一路，中国国家战略、中日问题、台湾问题、香港占中问题，中国历史研究更应该彰显，现实也是正在过去的历史，未来也将成为历史，正确的历史研究有助于我们对于当下问题的解决，或者是从历史研究中找到当下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方向。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代人的重任。
何为帝国，帝国兴盛的根源何在？帝国何去何从？欧洲作为文明的整体特征又是什么呢？欧洲文明和中国文明差异何在？中国明清以后能否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和欧洲历史划分有何不同？奴隶社会是以多数的生产者来划分的，封建社会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模式，资本主义是社会运行的根本目的所在，从分类学的角度，一个体系下各个类别的划分标准谁都不挨着谁，这是多么矛盾的问题？!按照作者的认识，贵族本位主义——教士与贵族双本位制——资本家本位制（军政商的统合）这种“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正是五四以来的学者特别强调的，1858年之前的东印度公司名义上是一个公司，其实是一个小号的军政商联合体，从理论上讲，印度并非属于英国政府，而是东印度公司财产。只是到了1858年后印度才有英国政府接管，这完全是老鼠吃大象，这就是高度统合的威力。
正是这样的统合之力，正是作者不一般的识见，正是历史细微处的小心求证才使这本历史研究著作熠熠生辉，倍感诱惑。这正是此书的魅力。
正因为如此，向本书作者王伟致敬，向时代致敬！
张勇，男，1972年出生于河南南阳市新野县，文学评论者，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宁夏大学，多年高中、大中专教师经历、房地产开发企业、医院、媒体工作经验，现从事企业文化策划、宣传、企业内刊、自媒体矩阵布局，作品多发表于《宁夏大学学报》、《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科技创业月刊》、《商情》、《昌吉学院学报》、《香港文艺报》、《安徽文学》、《东莞日报·打工文学》、《宁夏大学校报》、《普州文学》、《六盘山》、《山东商报》、《永平回族》等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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