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从地理说起
6500万年前，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相撞，撞击速度如此之快、能量如此之大，乃前所未有。在地球最近的5亿年间，这样的板块碰撞曾发生过多次，但只有此次碰撞引发了超大幅度的地表隆起，地球上最高、最厚、最年轻的高原——青藏高原诞生了。它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厚度可以达到80千米，可与地球南、北极并列，人称“第三极”。
受行星风系的影响，北纬30°附近一般只会出现大面积的干旱地带，从北非到西亚几乎连成一片，如果没有意外，同样位于北纬30°附近的中国大部分地区也会比现在干燥得多。但平均海拔4000米的青藏高原会比平原地区接收到更多太阳辐射，在夏季，高原地表吸收的太阳能不断加热地表上方的空气，相当于一块巨大的太阳能电热毯被放到4000米高的大气层中。大气受热上升，地面气压降低，高原开始“抽吸”外围的气流进行补给，一个大型“抽风机”被制造了，南亚季风、东亚季风都被“抽吸”进入大陆。源于太平洋的东亚季风，势力大大增强，可以从海洋深入中华腹地。不迟于公元前7500年，稻、粟、蜀黍作物开始在中国被驯化，紧接着猪、蚕等动物也被驯化了，这改变了一切，一大块人类粮仓出现了。
在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城市、文字、帝国以及我们所说的文明在内的一连串情况之所以发生，都是因为有了稠密的人口，有了粮食的贮存，以及可以养活不从事农业的专业人才，此种种之所以可能，都是因为出现了作物栽培和牲口饲养为形式的粮食生产，而再追溯其根本原因，又都是因为青藏高原。
你一定很奇怪，我为什么会先说地理，因为根据地缘政治学，一切都源自于地理环境。青藏高原的出现，将中国变成了湿润的季风气候，孕育了大量的人口，并与亚欧文明隔离开来，以至于中华文明从未断绝，也是后来一系列问题的终极答案。中国自西向东的两条长江、黄河方便了沿海地区与内陆之间作物和技术的传播，而中国东西部之间的广阔地带和相对平缓的地形最终使这两条大河的水系得以用运河连接起来，从而促进了南北之间的交流。所有这些地理因素促成了中国早期的文化和政治统一，而西方的欧洲虽然面积和中国差不多，但地势比较高低不平，也没有这样连成一体的江河，所以欧洲直到今天都未能实现文化和政治的统一。
我这里所说的隔绝不是从地理上的，虽然地处东亚边缘，西域的丝绸之路在古代并不是一条很难跨越的鸿沟，根据大量的数据显示，东西轴向的交流要比南北轴向的交流容易得多（由于气候等原因）。西亚对古代中国经济特别重大的贡献是小麦和大麦、牛和马以及绵羊和山羊。而到了唐初以降，由于航海技术的发展，海上与近东地区的交流也变得顺畅起来。在技术传播上的地理与生态障碍，在整个亚欧大陆上都不存在，远远没有其他大陆那样严峻。我说的隔绝是政治上的。
请看下面这幅秦朝地图，中国最南端是东南亚的热带雨林，在西面有青藏高原阻隔，再往西有无法跨越的喜马拉雅山脉，在西北除了荒漠地带外，只有一条狭长的河西走廊将西域与中原链接起来，阴山-辽东一线以北属于严寒地区，是荒漠、草原和森林，中原的谷物很久之后才传播到东北，东面是海。无论后世经过多久，秦朝的疆域就几乎是中国汉族人活动的地带了（如今还包括东北、甘肃和北疆），其政治辐射在南面从未到过缅甸，除了蒙古人建立的帝国，在西面从未到过中亚高原，在北面大多数时候仅仅是保持秦代的防线。我敢说如果外星人在这个时候造访地球，他如果有学过一定的人类学的话，一定可以仅仅根据地形就判断出这个国家的未来。看完这篇作文，再去学习一些知识，我相信你也基本可以做到。
托尔斯泰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里的第一句话是：
幸福的家庭都是幸福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托尔斯泰的意思是，婚姻必须在许多不同方面都是成功的，而只要有一个方面出了问题，就可使婚姻毁掉，即使这婚姻所有其他必要的幸福因素一样不少。这个原则被学者们称为“安娜·卡列尼娜原则”。对于成功，我们往往是寻求简单的单一解释，然而对于大多数事情来说，成功实际上需要避免所有可能失败的原因。由此，我提出本文中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
是人种的原因吗？
既然中国的文明延续了如此之久，那么是不是由此可判断出，中国汉族人比其他人种更聪明呢？每一个看此文的中国汉族人想必都愿意得到肯定的答案，你想让我说中国人一定就最聪明了，其中就包括你。上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种论曾甚嚣尘上，战后支持人种论的人在世界上几乎绝迹，而所谓的智商测试被个人的教育水平、社会、文化、年龄、所选取的人群等方面所影响，犹太人在二战期间也被所有欧洲人认为是低能的劣等民族，而人的逻辑能力也并不一定是智力的全部。所以智商测试并不可信。脑容量的说法也不可信，东亚人的脑容量的确为所有人种中之最大，但尼安德特人的脑容量就比现代的智人要大，可尼安德特人并不具备智人的智力水平。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文明持续时间越久，人会变得越来越聪明。恰恰相反，在所有的人类学书籍中，唯一可以确定的一点，文明延续时间越久，养活的傻子越多。因为很简单，狩猎采集的人类社会不可能养活傻子，可粮食生产社会就有剩余的粮食来养活大量的傻子，其中或许就包括你。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如今的汉人和两千年前的汉人已经完全不同了。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历了著名的五胡乱华，即主要为匈奴、鲜卑、羯、羌、氐的胡人部落南下，整个淮河以北胡人与汉人杂居，过了几代已经不分彼此了，后又有蒙古人、金人、后金等民族不断南下融合。北方汉人既已不纯，华南地区的原住民本是如今东南亚各民族的共同祖先，又与北方南下的汉人融合在一起，如今最接近古汉人的只有福建广东一带的客家人。这些已经被语言学、考古学和基因检测所证实。
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综上两点所述，所以这整篇文字都不会考虑人种这个因素。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文字。
文字
世界上的文字主要有三种策略：字母、语标和音节，而我们所熟悉的几乎所有的汉字都使用了语标策略。在字母文字传播以前，大量利用语标的书写系统更为普遍，其中包括埃及象形文字、玛雅象形文字和苏美尔楔形文字。
作为早期的文字，汉字至少有两个缺点：
第一，不够方便。
汉字作为自象形文字发展而来，前置辞和联系辞少，抽象的意义只能重楼叠架构成。也要将可以眼见耳闻的事物极度的延伸，才能成为可以理解的观念。其为单音字，又要写生十个字才能代表十个音节。文人用笔，通常省略当中某些环节，很多时候不知道所说系理论抑是事实，虽说言简意赅，却不是严谨、正确的通信工具。它塑造了中国优美的诗词歌赋，善于留白，可也禁锢了中国人的逻辑思维。
第二，这种文字是以高层阶级往下层阶级传播的，具有权威性。
这些早期文字过于简略、笨拙和不明确，以至于对使用者的人数造成了限制。最早的苏美尔文本只是宫廷和寺庙官员所记的一些毫无感情的账目。在已知最早的乌鲁克城苏美尔档案中，大概90%的刻写板上都是神职人员记下的采购货物、工人配给和农产品分配等事项。只是到了后来，随着苏美尔人从语标文字逐步过渡到语音文字，他们才开始写作记叙体散文，如宣传资料和神话。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在商朝后期被用来为朝廷大事卜吉凶，卜辞就写在龟壳或兽骨上，直到西周晚期才发展出了诗歌。
这种早期的书写系统之所以是那样的不明确，使得文字的功能大受限制，为何这些文字的社会竟会容忍这种情况？有一种说法是，早期文字在使用方面所受到的限制乃是蓄意造成的。古代苏美尔国王和祭司们希望文字由专职的文字记录者用来记录应完税缴纳的羊的头数，而不是由平民大众用来写诗和图谋不轨的。字母文字的传播是很久以后的事，此时书写系统变得比较简单也更富于表现，所以字母文字使用的发展顺序同早期语标文字和音节文字完全颠倒过来，是自下层阶级向上层阶级传播的，而不是自上而下传播的。
即便到了欧洲的中世纪，欧洲的字母文字适合于用活字印刷，因为只需浇铸几十个字母就可以了，不像汉字那样需用到几千个语言符号。1455年谷登堡因此印刷了《圣经》之后，欧洲的识字率得到显著的提高，而中国依旧是由少数识字的文人掌握了文字。
那么，包括埃及象形文字、玛雅象形文字和苏美尔楔形文字这些文明古国的文字后来都被方便的字母文字所取代了，那为什么唯独中国的汉字可以独存至今呢？
一种被称为抢先原则的理论很好的解释了这个问题。欧亚大陆西部曾产生过太多的书写系统，这是因为那里不止一个粮食生产区。如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赫梯文字、米诺斯文字和闪语字母，中国则不同，它只在华北地区产生了一种书写系统后就流传各地，预先制止了任何其他不成熟的书写系统的发展或取而代之。异族王朝也曾占领过中国，可那时候汉字已经足够完善和传承已久，以致于王朝统治者无法下决心废除这种文字和所有用这些文字写下的文献，反而放弃了本族的语言和文字。
地理影响了文字，文字和地理又共同影响了社会制度。这是本文中的第一个逻辑表达图：
历史这门学科一般认为不是一门科学，而是比较接近人文学科。历史最多可以划归社会科学，而在社会科学中，它又被列为最少科学性的一种。诺贝尔奖在5个基本奖项后又设立了经济学奖，这是最接近历史学的，但没有历史学奖。大多数历史学家并不把自己看作科学家，也很少在一些公认的科学领域及其方法论方面受过训练。因为很简单，历史学不能做实验，不能像《文明》一样造一个塞伦盖蒂大草原并从原始人一直发展到工业时代，只能系统地阐述统计学上的趋势，其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是不待言的。我在写这篇作文的时候参考的历史学的书很少，反而去查阅了各方面如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生物学知识，因此我将其笼统的称为“发展史”。我的阅读量极其有限，如果真的要写好这样一篇作文，资料的参考量至少在千万字以上，我这里的参考量可能仅仅在一百多万字左右。我不够专业，只是业余爱好。所以其他同学请不吝赐教，指出我的错误。
20世纪的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罗素在《权利论》里面说过：“中国是一切规则的例外。”
我决定用一部动画片里的乌龟来反驳他：
从来就没有什么意外。 ——乌龟《功夫熊猫》
现在，请允许我给你读一部只有两万字的极简中国发展史。为什么是欧洲不是中国？为什么近代日本会反超中国？中国的未来真的会崛起吗？其实这些问题已经被历史学家解释了无数次，我只是尝试清晰地总结一遍而已。这里面的内容绝非我所独创，大多数是我对于经典书目的摘抄和总结。我发誓，整篇作文只有这三个问题和另外三幅逻辑表达图。
以下的历史分段一定会让任何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产生反感，因为它把极其复杂的历史变成了几个跨度很大的时期。其实这样的分法不是依照朝代，而是依旧其政治、经济体制以及其在历史中所代表的作用，参照了黄宇仁的分法而得来的，比较短暂的时期如王莽新政、王安石变法、北洋军阀时期等都会省略不提。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观念（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三者互相影响，密不可分。请大家先记住下面这第二幅逻辑表达图，非常简单也非常重要，可以说这贯穿了我下面所要讲的中国整部历史，我将会在后文中不断地验证这种关系。
我亲爱的读者们，从现在开始我要讲一个国家的故事，一个你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故事，一个跟你们有关并依旧发生在你们身上的故事。让我们先翻开历史，跳过刀耕火种的新石器时代和动植物驯化，从春秋战国的土地制度说起。
春秋战国时期
说秦始皇统一之前，必先说一下井田制度。战国以前的井田制度是将一整块土地划成900亩，中间的100亩为公田，其余800亩为私田。如果私田的收成不佳，则责备吏；如公田的收成不好，则责备民。战国时期因为经济发展，井田制在诸侯国被一一淘汰，取消了公田，全部向私田收取十分之一的税。
从前的阡陌（田间之道）是很宽的，后来阡陌被平，即是所谓“赋税平”。这样一来，变成是土地私有制了，只抽赋税，按照亩数多少而收税。这种从公有制转为私有制的变更非政府的成文法，而是不成文的自由发展。这些田在民间可买卖，政府不管，因此自战国起有了兼并。注意，从此时起，无论后世的土地政策如何制定，民间的自由买卖和兼并一直存在，从未被完全抑制。政府一直在抑制这种豪强兼并的情况（因为东周的诸侯混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土地兼并导致的）。
第一帝国时期（秦汉）
如果说中国历史和其他各国文化有唯一最重要的歧异，那就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的统一全国。随着青铜时代的终止，全国立即展开政治的统一，这种政治上初期的早熟和地理上的隔离，创造了一个惊人的纪录，在此后千百年间树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传统。秦朝的税收乃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重，额度高达三分之二，而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轻徭薄赋，汉高祖实行十五税一（这几乎是后面所有朝代的平均税赋），文景之治时实行惊人的三十税一。
到了汉武帝时期，刘彻公布了帝制意识形态的立场，即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他和他的近臣将所谓“儒术”扩展，以至包括了有利于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所必需的种种理论。如孔子所提倡的约束自身，待人宽厚，以仁为本，亲族团结和礼仪等等全部构成官僚集团行动上的规范。孟子所倡导的人民生计与国本攸关也毫无疑问地被尊重。注重农桑贬斥商业原为法家宗旨，也一并拿来构成武帝御制意识形态之一部。
实际上，几乎所有学家都认为中国的以儒家治国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即便没有秦朝暴政和七国之乱，这种统治思潮也迟早会出现。自人类有部落以来，意识形态或宗教就是统治者为了得到公众支持而制造的最普遍的方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意识形态以法家代表的秦国获胜。而国家既一统，东西南北很快都到了政治上能够扩张的极限，法家的进攻性不再适合帝国的长治久安，此时则需要改变成另外一种意识形态来维持庞大帝国的运转。在交通不方便的时代，面对一个疆域如此广阔的帝国，要凝聚民心，维持统治，在百家中似乎只有选择儒家了。这即是逻辑图想表达的：社会——>观念（社会影响意识形态）。
由此，士人政治登上历史舞台，儒家思想独领风骚，并直到清末，可以说至今仍有影响。西方只有农、工、商，但没有中国之所谓“士”。孟子提倡全国慈悲为怀这种平平之论在很长很长的时间内，得到热烈的支持。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在中国历史上昙花一现，当时各种政治学说兴起，既富有内容，又多品目，从哲学上来说，除了极个别现象，兹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再也没有精到之处。反观欧洲，权力不但分散，精英文化也是个大拼盘，与军权统治之间的系带并不牢固。近代欧洲在经济上爆发力十足，智识生活百家争鸣，皆是基于一个事实：不管是好是坏，从来没有一个单一强权掌控过它、形塑过它。自我抑制和对人谦恕实际上妨碍了合理的争辩，每个人尚且不能将本身的利益道出。在各种传说之中夹杂着理智上取巧之处，以后人目光批判，这种民族性格不能算作正常，也不健全。
在中国这个概念诞生之初，她就已经不再年轻了。
与注重儒家一同出现的，是重农抑商。根据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和《游侠列传》，当时的商人分为市井中的“货殖”和山林中的“游侠”两种人，而后者一般为不正当的奸利，如盗贼亦属于生意人（准确来说倒也对），因此有一部分人出来主张重农抑商，这自然是借口，根本原因是容不得民富做大以威胁中央集权。晁错属法家，董仲舒属儒家，他们均主张重农抑商。
董仲舒是一种“轨物主义”，即主张经济生活应有标准与限度，人的生活不能高过某一标准，不然生活会趋于不道德与骄纵。但也不可低过某一标准，否则便不能过活。以“礼”为标准和准则，此即西方人的所谓“法”，高于或低于某一特定标准的人，便无法再施以礼乐教化。故经济要有一限度，要纳之于轨物，使合于一标准。此种思想制度从汉武帝时正式推行（可见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平等”的思想）。一方面成立资本税，即是“算缗”，由商人自己呈报，有2000钱资本者，政府要收120钱，这是营业税非所得税。如不呈报或呈报不实，可由别人告发，而全部财产充公，其半数则送给告密者，这即是“告缗”。另一方面将最赚钱的产业收归国有，其中最重要之一项为盐铁国营。
当时政府和皇室的财政是分开的，农租是政府的收入，归大司农管，商税是皇家的，由少府管。汉武帝打匈奴，大司农的钱用完了，但税收不能轻易增加，因此汉武帝将皇家私款捐献出来，又说山林泽海是皇家私产，下令收回，于是烧盐处派盐官，铸铁处派铁官，自己烧盐开矿来捐给政府，与民争利。
由此，商人衰落，农村的读书人竟崛起了。读书人做官最高可得年薪2000石，等于拥有七八万亩地的大地主。自汉武帝时的士人政府起，士正式成为四民之首，是以政治领导经济，以学术作为政治资本，诱导天下人来读书而不是去做生意。当时有言曰：“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战国时已有商业，中国的丝织品，曾推销到欧洲罗马，当时不能再发展，原因部分即是在此。
这便是：社会、观念——>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抑制了经济）。
汉代的选才制度是郎吏察举制，士人进入学校，即是进入政府。在中央政府是官长，属于“郎”；在地方政府是属吏，属于“吏”。在地方服务实习的，可选举出来进入中央政府，经考试合格后察看，然后分发任用，视服务成绩好坏而作出升黜。汉代的士人政府十分理想，好过英、美今日的民主制度。
以儒治国，重农抑商，再加上郎吏察举，从当时人的眼光来看，这样的制度不可不说是趋于完美的。可为什么汉朝还是失败了呢？因为汉朝还没有完全解决一个难题：土地兼并、门阀崛起。
汉代以后，士人渐渐成了“士族”，这和古代世袭的贵族不同，但这种士族形成后，子孙读书便容易了，因此这一族的子孙进入太学及入政府做事的机会增加了。因而一个家族中读书人多，做官的便多，后来在当地成了大姓，即成了士族，附近的小家也因此永远爬不起来。
东汉、西汉末年的大乱，均是因农民归附豪强大族，才导致中央有名无实，状况全面失控。东汉光武帝刘秀也曾试行度田制度来抑制豪强，可失败了，于是西汉再次崩溃，三分天下，后又有晋。
魏晋南北朝时期
天下既又归一，晋武帝则实行废兵，即将屯田兵转变为农民的身份，但这一时期的纳税额却高达百分之六十至八十。此时屯田兵废止了，但强宗大族不愿交出部曲，并且当时仍有很多人民愿意投靠强宗大族。每当强宗大族迁居于一地时，随时有成千上万的部曲，政府也承认他们的迁居，并准许以原来的居地命名，叫做“侨郡”。可把当时的民众分为两部分，私的做了门第的部曲，公的则做了政府的屯田兵，后恢复为农民。此时期中国像是又回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建社会，可称为“门第社会”，门第如同一个个国中之国，政府急切想改变，却无从下手，只能缓图。
为此，魏文帝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意见，废郎吏察举制，实行九品中正制。所谓“九品中正”，按当时所订立，即将人分成九等，作为用人的标准。将人的姓名连品级写于薄上，三年换写一次，政府便按照薄上所载品级任用为官。可以看出这种制度和郎吏察举区别不大，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贵族”，因此无法改换门第，九品中正又成了门第的护符。
晋朝为了和部曲争夺民众，又颁布了占田法，企图限制各家室拥有土地数额，以当时的情况来说，难以真正实施。
除了强宗大族，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佛教传入中国，寺庙极盛。当时的人民有三种选择，一种是投奔政府当农民，一种是投奔门第当部曲，还有一种是投奔佛寺。当时社会上存在着政府、门第与佛寺三大力量，互相制衡。寺庙不需纳税，人民可以向佛寺借款，佛寺可以放高利贷，又兼顾教育事业，当你在寺中读书时，是供给生活需要的。因此有“三武灭佛”的事件，可佛教屡禁不止。
有趣的是当时的中国和中世纪的欧洲很像。中世界的欧洲就是因为由基督教堂保存下来的希腊文明被民众获知，引起了文艺复兴，然后便是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最后再加以商业的发展，出现工业革命。可以把此时的佛教看成教堂，强宗大族看成封建骑士，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看成希腊文明。然而历史何以没有往这个方向发展呢？
很明显我是不知道的，可能只有神知道。当时社会上确实也存在儒、道、法三家的争辩，魏晋时兴起的清谈之风似乎也有了逻辑学的雏形，可何以后来并没有孕育出文艺复兴呢？
我可以列出几个方面的原因，但很可能全部加起来也不是真正的答案。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为：
一，时间太短。五胡乱华那段时期可以忽略不计，自北魏汉化起，至唐朝建立，只有短短一百多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时期，如果中国永远停留在这段时期，迟那么几百年再一统，或许文明的程度会完全不同。
二，佛寺中的书目除了佛书，就是做官的儒家书目，怎么会有道家的书目？民众虽然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却没有办法接触到老子的辩证哲学和其它科学类的书目。
三，宗教在其技术创新的关系上差异很大：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某些教派据说与技术创新特别能够相容，而伊斯兰教、印度教、婆罗门教和儒家思想可能与技术创新特别不能相容。
四，以东西方两种哲学体系的始祖苏格拉底和老子对比，追究其根本，苏格拉底的哲学简单直接，有一种怀疑一切的科学思想，而老子的哲学却是“道可道，非常道”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再研究其根本原因，大概又要追溯到文字。
因此，中国没有能发生文艺复兴。
说下一个时期之前，我先来说一下北朝的三长制。北魏孝文帝设立三长制，即是先调查户口，然后实行均田制。从根本上说就是土地重新收归国有，并减轻赋税，由百分之六十重新减至三十分之一。由此从强宗大族手中成功争取了民众，后来的唐朝继承了这种国策，这从逻辑上应该归入第二帝国时期，是第二帝国的基础。
第二帝国时期（唐宋元）
这也是一段创造系统的时期。
南北朝的北魏既规定耕地为国有，每户按期家产及口数，分别列出三等九则之内。中等之户纳米二十石，布两匹，附带生丝及丝织品。事实上这只是一般标准，实际征收数额有很大的出入，纳税之户也未必与分炊的户数全部符合。上面给出的政策到了下面通常难以真正实行，这是中国集权的通病。
到了唐朝，拓跋魏所开始的均田制重新颁布，原则上耕地继续归于国有。按照唐律令，凡成年男子给田一百亩，其中八十亩为口分田，年老时退还政府；二十亩为世业，可由家人承继，每三年编造一次户籍。随着均田制也有整齐划一的税收制度，纳税义务包含租（土地）、庸（徭役）、调（户口）三项，租为每丁粟二石，调为绫绢二丈，庸则岁役二旬。以一百亩的田土为基数，以上赋役的比重仍算是很轻的。
第二帝国时期最大改变的还在于科举制度。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进士科的创设，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科举，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存在1300年之久。唐代确立了科举制度，门第就宣告垮台了，从此中国从门第社会进入了科举社会，门第社会成了小家庭。这不是说土地兼并从此消失了，事实上，每一个朝代到了中叶之后土地兼并都愈发严重，每个朝代后期的税都收不上来，直到改朝换代，土地再次易主。科举制度只是大为缓解了这个过程。
食利者阶层的发展是一种历史现象。因为资产收益率要大于社会的经济增长率，也就是，因此贫富差距一定会逐渐拉大，直到有可能达到一种平衡或是崩溃，其演变所及，无法避免富强者得势、贫弱者受逼。解决的方式就是累进税或者干脆地方分权。可政府机构没有发展到以数目字管理，既无从以累进税率抽税，又不敢将权力下放以致地方坐大，天下大乱，而大户之家又通常有瞒报少报人丁的情况，通常的情形便是税收短绌，再则又要对贫弱无靠的人民周济，也连带受牵累。中国的问题是幅员辽阔、人口数量巨大和中央集权，只能以最简单的统一数额全国收税，这就要照顾到最低的收入阶层，即那些小自耕农，因此中国自汉朝以来的税收都十分的低。而到了灾年以及兵燹，往往税收远远不足以支付军队，而增加税收又使得最穷的小自耕农生活无以为继，以至于民变加剧，帝国最终崩溃。这种现象在中国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
所以在唐朝最初的一百年内，人口的登记不断增长，国家库藏也愈为充实，上下之间呈现一片和谐融洽的景象。武周末年均田制开始形同虚设，政治渐不以往，加上突厥、契丹连年入侵，人民逃避徭役，逃亡者渐增，大庄园制经济日益发展。安史之乱后，庄园制的形成导致土地兼并严重，越来越多的自耕农成为地主的佃户。这种情况导致税收人口紧缺。户口逃匿者越多，旧有的户口名籍，则不敷使用。唐朝的财政陷入崩溃。
德宗建中元年，唐朝的财政制度由租庸调法改为两税法。两税法沿袭过去地税和户税的形式，按田亩的多少收地税，按户等的高低抽户税，以征收实物为主，缗钱为次，且以实物价值折算得额。另外因为简便而且公平，后代各朝持续沿用。但是，两税法有诸如钱重物轻等弊病，只能暂时缓解唐朝的财政收入，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官僚、地主、大商人仍利用特权手段减税、免税、逃税。唐朝后期，为解决财政拮据的局面，又重新实行盐铁专卖制度。
这里总结一下，从社会——>观念来说，中国自汉武帝时期便是以儒治国，没有变更过。
从社会、观念——>经济来说，税收制度和阶级制度都已发挥到极限，从此往后也无多大改进。税收制度来说，由井田制变化成税赋平，再试行短暂的土地国有的均田制，演变成租庸调，再到两税法（与后世的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十分类似），税率都是非常之低的，形成了养民生息的习惯。阶级制度来说，由贵族世袭，到郎吏察举，到九品中正制，最后形成科举制度。中国对社会经济问题向来重视平均，故云“不患寡而患不均”，或者说如《我的团长我的团》里说的“就怕不安宁”。低税收造成了国家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来发展军事力量抵抗外敌，科举制度又抑制了大资本家的形成。事实上写到这里，税收制度和阶级模式已经可以说非常成熟了。
这就好像把国家看成一个人体，而国民就是这个国家的细菌。人体为了生存，不得不演化出一些花招，而细菌也已演化出一些反花招，对此人体又演化出反反花招来予以回答。人体和病原体在一场逐步升级的演化竞赛中难解难分，以竞赛一方被完全压制为失败的代价，而自然选择就是这场竞赛的裁判。这种事情再后代也一次又一次的发生。
唐朝唯一不同于前朝的是并没有抑制商业，宋朝甚至将发展商业作为提高帝国税收的手段，这一点不可不说几乎是历代以来唯一的开放之处。
从经济方面讲，宋朝面临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显著的进步：南宋人口到达1亿左右，城市人口达到惊人的30%，城市勃兴，内陆河流舟楫繁密，造船业也突飞猛进。中国内地与国际贸易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峰。唐宋两代，当时外国人来华者甚多，外国人在华经商，再法律上是有治外法的。南宋铜钱之流通也创造了新纪录，之后再未为任何朝代所打破。另外因政府提倡开矿与炼矿的进展极速，纺织业和酿酒业的情形也相埒。
可是宋时土地兼并极其激烈。宋室南渡后，皇族和出身北方的文臣武将纷纷在南方掠夺土地，建置家业。一般官僚地主也利用战乱兼并土地。再加上官商大贾采用以末求富、用本守之的办法，大量购买土地。从而掀起了兼并狂潮，使南宋土地集中的严重程度大大超过北宋。
开封既已陷敌，土地兼并如此严重，依次面对辽、金、蒙古强敌，南宋朝廷的军需问题极为紧迫。马可·波罗眼中看来新奇之纸币，唐代即已出现。最初称为“飞钱”，乃是政府特许之汇票，使商人能在四川发售物品，而在其他地区收兑物价，以免携带大批铜钱来往之烦劳。北宋于公元1024年开始印刷此种可以划账之票据。其施用虽愈来愈广泛，但其制造发行仍只不过偶一为之。此种货币有如公债，每种都有其兑现日期，通常为三年，收兑后此“票”即作废。南宋则以内地所征关税为担保；至1247年即任此种纸币永久通行，不再收兑。而因其缺乏适当之存积金，其贬值愈来愈甚，因之使民间蹙额，而货币贬值也增加政府本身之困难。这也是促成宋朝衰亡的一大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一经统治中原，也模仿宋朝的中央财政，也以金融管制为时髦。如此一来他们即丧失了农业社会之单纯性而同样遇到技术上的困难。女真建立的金，外表上是赵宋王朝的死仇，内心却深切地仰慕南朝。自天文占测至编制历日和宫廷音乐，他们一意模仿。而当他们印制纸币时，甚至创下了一种空前的记录：其贬值为六千万比一。
儒家治国、税收制度、盐铁国营和官僚制度，此后也没有多大的变动。此时民间经济已经大为发展，可谓是空前绝后。对比后世明清两代被欧洲的赶超，所以有“崖山之后，再无中国”一说。
写到这里，我想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蒙古的威胁，即便失去了之前魏晋南北朝造成文艺复兴的黄金时期，此时的宋朝的经济可以一直发展下去，那中国后来的发展会不会超过欧洲呢？
我的答案是依然不会。
对于科技的发展来说，需要有两个的基本条件：科学观点和资本主义商业化竞争，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具有双向作用。科学观点是文艺复兴后欧洲社会的独有特色，对于欧洲社会现代技术的卓越地位来说，这种特色功不可没。事实上，大多数发明都是一些被好奇心驱使的人搞出来的，并不是察觉到它们的产品有任何需要。一旦发明了一种装置，发明者为它找到应用的地方花费的精力有时比在发明上还多。更多的情况是，有些发明本来只是为一个目的而发明出来的，最后却为了其他一些意料之外的目的找到了它们的大多数用途。从飞机、汽车到内燃机、电灯泡、留声机、晶体管等等，皆是如此。所以发明常常是需要之母，而不是相反。
宋朝既然没有文艺复兴这个基本条件，即便商业再发达，也是无法推动科技爆炸的。
那么如果再给宋朝五百年，宋朝能不能发展出类似欧洲的文艺复兴，继而引发科学观点和启蒙运动呢？
我的答案是：还是不能。即便是在分裂的南北朝时期，都没有能发展出文艺复兴，在政治统一的制度下，就更不能了。随后人口更加稠密、商业也复兴的明朝后期、清朝晚期也证实了我的观点，中国依然有新发明，只是依旧非常稀少，东西传播的速度大大比不上欧洲新发明的速度了。
因此，中国没有发生文艺复兴，也不会发生工业革命。
要知道明朝开始的前一百年，中国在技术上比欧洲更革新，更先进，甚至也大大超过了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中国的一系列发明包括运河闸门、铸铁、深钻技术、有效的牲口挽具、火药、风筝、磁罗盘、活字印刷、瓷器、船尾舵等等。其后，大概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1492年之后，从伊斯兰世界流向欧洲的技术的净流向才开始逆转。
由技术能产生更多的技术，一项发明的传播的重要性可能会超过原有发明的重要性。技术史为所谓自我催化过程提供了例证：就是说，由于对自身的催化，整个过程以递增的方式加速。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爆炸给我们今天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中世纪的技术爆炸与青铜时代相比，同样会给人以深刻印象，而青铜时代的技术发展又使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发展相形见绌。所以一旦欧洲跨过了那个坎，中国就再也追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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