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姐去北京打工的第二年,二姐也背上行囊去了广东,她们终于逃离了这个让人窒息的家庭。
我的任务,就是收到她们的家书后负责给她们回信,那时,我上小学四年级。
我姐生性善良,像母亲,二姐继承了父亲的血统,心里不太装有别人。但她俩都会每个星期写一封信回来。
父亲会搬来一把小椅子坐下,再不紧不慢地抽上一袋旱烟,然后听我给他念信。母亲在家时就会凑过来听,等父亲走了,又叫我把信重新给她念一遍。如果念信时她不在家,我就会等到晚上再给她念信,她同样也会叫我念上第二遍。
刚开始,我以为母亲是因为没听清楚才叫我念第二遍,我就把声音放大,母亲马上把头够到我脸旁,压低嗓音说:“小声点小声点,等下怕你爸爸又骂”!我心有余悸地小声读起信来。
听信听两遍,那些年的母亲一直是这样的。
给姐姐们回信,好像是一个非常严肃庄重的事情,父亲把地点选在他的房间,每次都是他抬上一高一矮两个凳子放好(高的那个写信,矮的那个坐着写信),再拎来一把椅子放在旁边,然后才叫我准备写信了。
母亲也会每次都拎来另一把小椅子放在我坐的另一边,等待我铺开作业本。
一切准备停当后,父亲起身把房间门关好,再坐下来习惯性的叭嗒两口旱烟,才开始说话:“今天写信呢写三个事情,第一个……”父亲就像一个政工干部,每次说话都分清一点两点。
第一个事情写完了,父亲会叫我念给他听,听完又会满意的说:“这第二个事情呢……”
等父亲说完,我也写完了,母亲才会开口补充:“再给她说一下……”
说起来可笑,我家拿得出手的温馨场面可能就是那些年写信的场面了,父母说的话最多,父亲也不对谁拉脸,那时我是爱写信的,那场面,太像一个家了。
长大后,我反复回忆,脾气爆燥的父亲慢慢变得温和,也不再动不动就对我们吼叫,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大至上就是从我姐出门打工开始吧。
我姐的每一封来信都会说同样的话,那就是叫父母好好过日子,日子才会越过越红火,劝父亲少喝酒,对母亲好点,还说她以后就住在家里,不会比一个儿子做得差。
按一个星期写一封家信来计算,我姐在外出的三年时间至少把这些话重复了上百遍。我想,“耳濡目染”这种事情不只能教育孩子,原来对老子也是有作用的,父亲在不经意间已在悄悄改变。
父亲再也不拉着一张吓人的马脸,跟人说话时脸上堆笑,那张看起来无比慈祥的脸,如果不是和他生活在一起,任谁都不会相信我前面所写的父亲就是他。
像要把母亲吃掉似的怒吼也好久没有发生了。有一次给姐姐写信的时候,母亲因为不同意父亲说的话,居然在父亲还没说完时就打断了父亲,我被吓得写字的手都不听使唤了,父亲居然没有大发雷霆。好险!好奇怪!
我更加坚信,我是爱写信的无疑。如果,我这初中水平的文字还能写清楚母亲的一生的话,那一定是是得益于那几年的写信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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