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青的文学必是民族的

玮莲

文学是没有国界的，长青的文学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它立足于本民族，关注人类灵魂和精神的成长。而作者是有国家的。对于日本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从骨子里有一种厌恶的情绪，而它的文学又让我无法不喜欢，这便是文学艺术的魅力，是可以跨越国界的。

记得上学时只是在文学史中看到过一些日本作品的介绍而从未完整读过，真正读到还是儿子中学时代买了川端康成和村上春树的作品，他两个人都深受欧洲文学的影响，又深深立足本民族的传统文学里，川端康成的笔触空灵清纯，有纤细的诗意；村上春树的细腻轻盈，多为人类灵魂的自由而写作。

真正感受到日本文学中的美是后来语文教材中选取的课文《一碗清汤荞麦面》，从文中深深体会到社会宣扬的人性之美，赋予小人物的人文关怀，对于善的宣扬。如今再回过头来读川端康成的作品，体会到文学及文学的思想性是植根于哲学之美，而不是政治思想性，透着冷艳与幽玄之美，带着东方的神秘主义的色彩。

日本传统的审美观，其一是洁净 ，其二是悲伤 ，再加之徒劳 ，便成就了“经过佛教与禅学浸润的日本美与日本性”，美的前提是洁净，美的极致是悲哀，美的保持是徒劳，美的归宿是虚无 。川端康成应该很好的表现了这一点。

这一届的诺贝尔文学奖做出了非常保守的决定，颁给了石黑一雄。尽管他拥有一个日本名字，但实际上却是一个英国人。

石黑一雄的父亲在英国北海石油公司供职，在他六岁那年被派往英国，全家移民。十九岁从高中毕业后，他外出游历一年，在美国搭便车旅行，还当过乐队的打击乐手。回到英国后，石黑一雄进入肯特大学学习英语和哲学。大学以后他做了几年社会工作，随后开始修读创意写作研究生课程，在此期间结识了后来为他带来诸多启发的导师，英国女性主义小说家安吉拉·卡特。

在异质文化环境里写作，并取得极高成就，移民作家的成功既有其取巧之处，又有其艰辛的地方。

纵观所有获诺奖的移民作家，其写作内容基本都是原生文化。奈保尔写印度移民，蒲宁和布罗茨基的视角也从未离开俄罗斯大地，而高行健的《灵山》写的就是中国故事。这种对原生文化的书写，在作家移居的国家而言，是一种充满冲撞的文化沟通，其新奇性和陌生感在题材上的优势不言而喻。

更值得注意的是，移民作家使用的写作语言。很多作家始终使用母语创作：譬如赛珍珠的作品主要是中国题材，但全用英语写就，以一种观察家的视角来打量艰难走向近代化的中国。而艾萨克辛格作为犹太作家，无论到哪儿都坚持以意第绪语写作。

而另一些移民作家则不然，他们用非母语来写作自己的作品。贝克特移居法国之后，就转以法语写作，所以他获奖之后，母国爱尔兰并不怎么待见，因为他拒绝用爱尔兰语写作。

高行健移居法国后，也专用法语写作。《灵山》就是法语写成的，后来才翻译成中文。

石黑一雄的写作完全使用英语，1983年至1989年，石黑一雄接连出版了《远山淡景》《浮世画家》和《长日留痕》，得到了两次布克奖提名，并在第二次凭借《长日留痕》获奖，这段时间也是他创作的高峰期。尽管石黑一雄的前两部小说都以日本为背景，但那并非现实中的日本，而是他根据模糊的童年记忆重塑出来的，他对于当代的日本几乎没有了解。移民后，每一年他的家庭都在计划返回日本，但从未真正实现过，这使得他内心始终有强烈的无根情结：他是在英国长大的日本人，但对二者都无法形成完全的认同。他自诩国际主义作家，作品并不关注特定的国家或族群，他是国际漂泊者。他所关注的依然离不开他的原生地，任何人的写作都将是生命的寻找和回归的过程。

石黑一雄实际上在近几年处于创作衰退期，诺奖的选择在此背景下显得尤其保守。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为民族呐喊，为人类的命运把脉，关注人类精神的成长。

比如《百年孤独》，《偷影子的人》《穆斯林的葬礼》《追风筝的人》，《远山淡影》，《基督山伯爵》等等，似乎都是立足本民族的传统苦难，解决和反省人生和人性的作品，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冲击着我们的内心，照亮人生之路，解决人生的困惑和迷茫，阅读中反省，完善自己。有时读书是一种生命的救赎……

长青的文学作品，必是植根于民族的传统土壤中，融合了世界的文学技巧的。老舍和沈从文如果活着，诺奖里或许会有他们的名字……

长青的文学必是民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