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龙应台
摘要
区小学建立图书馆，或者中学艺术教育的深化，但是这些措施只能靠默默的投资、长期的耕耘，政治人物是不会去做的；一场一场声光绚烂的晚会，一砸几千万，却可以为他塑造形象，赢得选票。
党外刊物也因此指责我“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或者看不见问题的要害。我不能说明：是策略，所以不直接打“老虎”；是信仰，因为我确实认为“苍蝇”责任重大，比“老虎”还大
我爱惜我的学生；像努力迎取阳光的黄色向日葵，他们聪慧、纯洁、奋发，对老师尤其一片真情。但是，他们也是典型的中国学生：缺乏独立自主的个性，盲目地服从权威，更严重的，他们没有——完全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们若真心想培养出有能力“慎思、明辨、笃行”的下一代，为什么又惧怕他因为“慎思、明辨”而对我们的权威造成威胁？
风在吹，云在走，人在思想，博弈在拉锯，前进和后退在迂回交错，价值在惊奇翻转。于历史长河的大脚本中，台湾三十年这个篇章，埋着太多深沉的细节。
办一件简单的事情要跑多少个机关盖多少个官印；书店里买得到和买不到的是些什么样的书
灾难发生时，人们看见的是英明的救灾领导还是哀苦无告的灾民……
但是，更多，是看不见听不到的。黑牢里逐渐腐烂的垂着头的人形，看不见。缠讼中折断了青春的人想说的话，听不见。临刑的人在粗糙草纸上写下的字，读不到。假奶粉假酒假食品和环境中种种灾难背后锁在档案柜里的公文和批示，拿不到。
表面上也许是食品的造假、环境的污染、个别警察的霸凌，或是一个单纯的司法判决不公，但是往深层挖下去，却都和集权有关。因为集权，所以资讯不完整，所以程序不透明，所以结论可以操纵，所以掌权者可以滥权而人民无力挑战。 集权，其实是有明确特征的。街上穿着制服的人用什么态度对不穿制服的人说话；
庄严的变成嘲讽，琐碎的突然伟大，真诚可能叫做懦弱，虚伪可能叫做务实。每一个文本中简单的细节，都需要十倍的注脚。
二〇一四年，曾经负责思想管控和政府宣传的机构——新闻局，已经解散，纳入了“文化部”，卸下从前审查和管制的任务，成为文化的扶植者。三十年前写“野火”的作者成为公务员，从早到晚开无数的会议，把从前的法令一则一则盘点，一个一个废除，一条一条修改
每天晚上准七点，全城数百万的市民同时走到巷口处理垃圾——全城几乎没有垃圾桶，而地上没有过夜的垃圾。外国人来到台北，“观光”节目之一就是晚上七点到街头巷口去看台北人丢垃圾，看得目瞪口呆，说，“怎么可能？” 我真的觉得，历史从来没有终结这回事。它有体温，有呼吸，它微微的叹息和欲呼唤的眼神，只要你看，就在那里，如此的清晰啊。
野火”二十年了。当年充满理想，立志要改变社会的二十岁的人，今年四十岁，今天的你在哪里？浪漫的理想主义仍旧是生命的动力？或者，它早已被平凡生活磨损和冷却？或者，完全被怀疑和无所谓取代？
革命，通常包含着自己推翻自己或吞噬自己的危险。）
种种“育乐”活动让年轻人参加，同时将政治意识形态，像把糖置入咖啡一样，溶入歌舞升平、欢乐光明的活动里，很轻易地就赢得青年人对执政者的好感、信赖和忠诚。在对统治者的“爱戴”里，有很大一部分是真诚的。
最迫切需要预算的是山区小学建立图书馆，或者中学艺术教育的深化，但是这些措施只能靠默默的投资、长期的耕耘，政治人物是不会去做的；一场一场声光绚烂的晚会，一砸几千万，却可以为他塑造形象，赢得选票。
在威权时代，所有的媒体都被统治者垄断，报纸上从头版到尾巴都是领袖的照片和言行，都是政府的英明作为
媒体需要赚钱，政府就用纳税人的钱去买报纸版面或电视时段，
克里玛回首烟尘岁月，试图理解“自由”的含义，结论是，“很长时间后我才完全明白，常常不是善与恶之间的力量在战斗，而仅仅是两个不同的恶，在为了控制世界而互相争斗。”自由，和权力的行使有关，而权力，克里玛说，“权力是没有灵魂的，它来源于没有灵魂。它建立在没有灵魂之上并从中吸取力量。
你和你的作家同行们好容易才冲破集权主义的知识囚笼。欢迎来到“绝对娱乐世界”。你们不知道你们正在失去什么，还是你们已经知道
我知不知道，我所追求的自由，会邀来另一种敌人，一种以庸俗浅薄为时尚、以“绝对娱乐”为目的、以行销消费为最高指导原则的生活哲学？
事实上，不能呼吸、渴望空气的人，你不能跟他说，“那空气充满杂质，是败坏的，所以留在屋里吧。”你就是不能这么说。
卡夫卡是一个彻底的私我个人，不是社会人或行动公民。国家层次的惊涛骇浪，和他下午要去游泳比例并重；要死好几百万人、千万人的大浩劫和他小小的舒懒闲情，等量齐观。有谁比他更自我、更虚无吗？ 可是他写出了《审判》、《在流放地》这样的书。这些书里头人性的异化程度，每一行都像滴着鲜血的预言，预言十五年以后才会发生的人类的大劫难。
文学没有必要四处搜寻政治现实，或甚至为那些换来换去的制度烦恼；他可以超越它们，同时依然可以回答制度在人们心中唤起的问题。这是我本人从卡夫卡那里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
不知道是谁发明的词，称二十一世纪的年轻人为“草莓族”；意思是说，“草莓族”软绵绵地生活，轻飘飘地过日子，生活里没有任何压迫，所以他们是禁不起压的
我其实一点儿也不相信“草莓族”这个说法——每个时代都有思考的和不思考的人；
屡见阁下大作针砭目前紊乱之社会现象，每次阅毕皆热泪盈眶，不能自已。
《野火集》出现在书店和路边书摊上。二十一天内印了二十四刷。放到我手中的书，因为压的时间不够，封面还向上翘起。四个月之后，十万本已经卖出。 国民党的报刊开始了几乎每日一篇的攻击。 没有了国民党领导的政府，谁也活不下去了。就连想“闹事”的野火，到时也只有噤若寒蝉，否则就逃不过被斗被宰的结局！
来自党外阵营的批判则有另外一个基调：……任何个人主义的反抗原本就是无效的……龙应台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她继续秉持个人主义与美式自由，终于也不得不碰到最后的关卡：那封闭、压制、迫害个人自由最深的，不是别的，正是政治。……终于她开始攻击这政治力量，而且，就像以往的例子一样，遭到封杀。
对国民党所发动的谩骂恐吓，我不曾回应过一个字，因为不屑。对党外的批评，也不曾有过一句的辩解，因为投鼠忌器：我不能让等着消灭我的人知道我的写作策略。
…一位对此一连串事件亦曾参与决策的官员沉痛地指出：“什么叫做落后？差不多就是像我们这个样子。”交通混乱、空气污染、生态破坏、奸商诈欺、治安不宁、贪污腐化……
一九八四年的台湾是一个“闷”着的瓦斯烤箱，《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是一根无芯的火柴。
一个不公的体制压着人民，能够长久地压着因为它有一个社会哲学的托持：逆来顺受、明哲保身的社会哲学。看穿了体制不公的人知道事不可为而转向冷漠；不曾看穿的人则早被教育了忍耐是美德、忍受是义务。但是闷啊，这是一个有冤无处申的社会
党外刊物的夺权意识使习惯安定、害怕动荡的小市民心存疑惧。“野火”的系列文章是许多人生平第一次在主流媒体上看见不转弯抹角的批判文字。文字虽然注满感染力与煽动性，但是它超越党派、不涉权力的性格又使人“放心”。感性文字中蕴藏着最直接的批判，人心为之沸腾。
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里，许多人看见希望；冷漠的人被感动了，忍受的人被激励了。而我，却不再天真烂漫。眉发焦赤的同时，我已经发现这个烤箱不是单纯的泄气，它有根本的结构问题。 我开始了策略性的写作，从《难局》一文出发。 最重要的目标：如何能推到言论钳制最危险的边缘，却又能留在影响最大的主流媒体中？多少前辈都是从《中国时报》写到《自立晚报》写到党外刊物，然后就不见了。
我清楚地知道我要留在主流媒体中做最大的“颠覆”，做最红的苹果核心里的一条蛀虫。
在生活上，我保持低调。一方面为了存留写作生命，一方面也不屑于做大众文化闹哄哄宠出来的英雄。我不接受采访、不上电视、不演讲、不公开露面。当然，更不能与反对人士来往。极长的一段时间里，读者不知道“野火”作者是个女人。一篇篇文章，不得不在孤独的沉思中写成。
任何能思考的人都会发现：所有的社会问题最后都无可逃避地植因于政治，这，却是我不能写出的。 我也觉得不必写出。如果一个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会自己看出问题的最后症结，找到自己的答案。我也确信那个不公的体制得以存在，是因为个人允许它存在；比体制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个人。
《奥威尔的台湾？》： ……言论控制的目的在哪里？手段是否合适？效果如何？最重要的，究竟有没有控制的必要？控制思想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合不合台湾现状与未来的需求？ 这一篇文章终于上不了报纸，只好偷偷混在其他文章里一并出了书。
八八年，《野火集》在大陆风行。大学生觉得那些文字竟像是专为大陆而写的。
八〇年代，我从台北走到北京，再从莫斯科走到东柏林的大街上，秋色萧萧，已是年代末了。
我在对天空呐喊，天空，漠然下起了冷雨，雨水冲洗着人们脸上悲愤激情的泪水。 那是一个最坏也最好的时代、最黑暗也最光明的时代。因为黑暗，所以人们充满了追求光明的力气和反抗黑暗的激情，而且黑白分明，奋斗的目标多么明确。力气、激情、目标明确——八〇年代是理想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只有在得到“光明”之后，在“光明”中面对个人自我的黑暗，发现那黑暗更深不可测，我们才进入了疑虑不安的九〇年代，世纪之末。
我承认，政治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只不过在八〇年代的极权体制里，政治霸占了一切生活领域，因此也遮盖了某些更深层的问题，譬如文化。
“野火”的中心信仰：“比体制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个人。
是否能抵挡权力腐化，他是否能承担责任，他是否能容忍异己。
个人，当他是反对者的时候，他不被捕杀就是圣洁的英雄。当他不再是反对者，严酷的测验就来了
你自己不做恶事才只尽了一半的责任，另一半的责任是，你不能姑息、容忍别人来破坏这个社会秩序。
你说台湾没有那么糟，我觉得你在做梦；你说，治文学的人不应该为这种凡间琐事费神，我觉得你麻木：我坐在书房里，受噪音的折磨；吃一餐饭，有中毒的危险；出门上街，可能被车子撞死；走进大自然，看不见一片净土。有哪一门“学问”比“生活”本身更重要呢？我之所以越过我森森的学院门墙，一而再、再而三地写这些“琐事”，是因为对我而言，台湾的环境——自然环境、生活环境、道德环境——已经恶劣到了一个生死的关头。我，没有办法继续做一个冷眼旁观的高级知识分子。
我既不愿遗弃她，就必须正视她的病毒，站起来洗清她发烂发臭的皮肤。
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的时候，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但是我没有权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坏它。让雅典人杀我吧！我愿意做一个受难者而死，不愿做一个叛逆者而生。” 苏老头仰头吞了毒药而死，黄黄的药水流下来，弄脏了他的胡子。
用尽了口舌，恳求苏老头逃狱。“钱，包在我身上，”他说，“更何况，你死了，谁来照顾你的小孩？” 可是苏老头顽固得很，他一本正经地说： “雅典政府以‘妖言惑众’判我死刑，固然不合理。但是我如果逃狱而破坏了雅典的法制，那就等于以其人之‘恶’还治其人，使我自己也错了。你要知道，两恶不能成一善。
一个制度无力保护个人的时候，个人有没有权利保护自己？
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词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告诉我。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