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俾斯麦到希特勒

从俾斯麦到希特勒 普鲁士在这个国家的内部已经饱足，而且过于饱足。或许普鲁士向南德的进展，甚至已略微超出自身势力范围的天然界限。不过，一直要等到俾斯麦下台以后，才可发现德国其实完全未曾餍足——而且随着普鲁士的色彩日益减少，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成分不断增多，那个现象也就愈益显著。因此我们无法用普鲁士的罪过来解释德意志国的罪过（假如我们硬要使用“罪过”一词的话）。反之：当普鲁士依然在德意志国境内享有支配权的时候，它实际上扮演了刹车而非发动机的角色。
一位青壮派的美国历史学家，戴维·卡里欧，曾经表示：“德意志国诞生于包围之中。”这么讲就正确多了，因为打从一开始就有许多强权环伺在德意志国的周围。德意志国在西方面对法国和英国，在南方和东南方与奥匈帝国接壤（当时奥地利仍为列强之一），在东方则毗邻巨大的俄罗斯帝国。
德意志国处于不大不小的尴尬地位。早在建国战争时期就已经显示出来，它在一对一的时候或许强过任何单独的欧洲大国。但它当然敌不过列强的同盟，更遑论是由围绕在外的全体强权一起组成的同盟。正因为这个缘故，德意志国始终对此类的同盟心生畏惧。列强当中的法国、奥地利、意大利甚至俄国却都感觉自己不如德意志国强大，于是倾向于争取与他国缔结同盟。德意志国又因为它们的此种倾向，不断设法阻止形成这样的同盟，必要时更不惜诉诸武力，通过战争来加以破除。我们可别忘了：对当时所有的强权来说，战争仍然是“最后的理性”，亦即最终与最严峻的政治手段。
一方面是对法国人的强烈恨意（“这种事情绝不可再度发生到我们身上！”），另一方面却出现了心向往之的愿望（“我们有朝一日也要有办法那么做！”）。拿破仑所成就的功业，显然必须归因于法国在大革命期间的“民族主义化”与“全面政治化”，而且他将二者继承过来以后便继续发扬光大。德境某些圈子里面的人士，则早在拿破仑时代之前即已醉心于法国新出现的自由、平等，以及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民主。就“解放战争”时期的普鲁士军方而言，他们的态度也没有太大差别——从沙恩霍斯特或格奈森瑙均可看出此点。5其立场为：我们必须向法国学习，必须仿效法国人向我们示范的事情，而最终的目的不外乎为了以牙还牙。仇恨与钦佩便如此交会起来。
德意志邦联的结构非常不平均：其成员国包括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大强权，巴伐利亚、符腾堡、萨克森与汉诺威四个中等大小的王国，其余则都是一些小邦国，再加上利伯维尔。这种内部权力的分配方式，可让人由小见大联想起今日联合国的状况。身为德意志邦联之父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在想法上类似联合国的精神导师、美国总统罗斯福。令罗斯福深信不疑的是，联合国的顺利运作有赖于美、苏两强不断事先取得谅解；梅特涅也始终坚信，除非担任主席国的奥地利小心翼翼地与另一个强权——普鲁士——携手合作，否则德意志邦联便无法运作下去。以1819年的《卡尔斯巴德决议》为例，它是事先由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卡尔斯巴德敲定，然后才由德意志邦联在法兰克福表决通过，导引出恶名昭彰的“追捕煽动者”措施。虽然该决议的构想源自奥地利，普鲁士却把它执行得特别起劲。
但众所周知的结果是，普鲁士国王拒绝了那顶皇冠，因为他再也无意跟革命有所瓜葛。对保罗教堂里面的那些先生们而言，此事不啻晴天霹雳。但更加令人诧异的事情（起初就连他们自己也大感意外），却是那些议员竟然派团劝进，请求普鲁士国王接受德意志的皇冠。
俾斯麦担任首相以后，便在他著名的第一篇演说中表示：“德国所仰望于普鲁士的，不是自由主义，而是其实力”，以及“当前的重大问题不是靠演说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是靠铁和血”。那也就是后来果真发生的事情。
事实上，俾斯麦的“德意志帝国”就性质而言，远较“北德意志邦联”更像是一个邦联而非联邦国家。
德国其余各个政党都是阶级政党，例如保守党是贵族的政党，自由党是当时正在力争上游的中产阶级之政党，新添加进来的社会民主党则起初是纯粹的工人政党。中央党却不依附于任何阶级，它反而将所有的阶级兼容并蓄——天主教徒里面也有贵族，甚至是高级贵族；天主教在中产阶级的势力也很庞大；此外当然还有信仰天主教的工人。中央党设法将那些阶级都整合到一起，并且在自己内部化解他们之间的冲突。那是创新之举。中央党属于德国和欧洲前所未见的崭新政党类型：一个全民政党。此事之所以饶有深趣，是因为我们今天几乎只受到那样的全民政党所统治。更何况中央党毫无疑问就是今日各个基督教联盟政党在历史上的前身。
俾斯麦通常完全不向军事观点低头。如果这回他是因为军方而那么做的话，或许是因为他相信法国的复仇之战必不可免——他曾在1871年多次表示：“他们永远无法原谅我们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打了胜仗。”
俾斯麦的政策还意味着严格采取许多退让措施。其做法可归纳成以下五点：一、放弃在欧洲进行任何形式的领土扩张。二、与此有关的配套行动，就是在德国境内全面压抑扩张的野心，特别是一切与“大德意志”有关的努力方向。三、不断打消各地“尚未得到解救”、由于德意志建国而被排除在外的德国人——尤其是奥地利与波罗的海东部地区的德国人——要求并入德国的愿望。四、绝不介入其余欧洲列强的海外殖民政策。因为这种做法正可将列强的注意力向外转移到“周边地区”，预防各国组成同盟来对抗欧洲的中央地带。五、于必要时积极阻止欧洲内部爆发战争，而且纵使在德意志国并未直接参战或受到波及的情况下也不例外。德意志国必须成为“让欧洲不倒翁保持平衡的铅块”。这是因为俾斯麦已经认知到，欧洲的战争不论在过去或现在都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倾向，那就是很容易蔓延开来。
俾斯麦因此觉得，为了维护德国的利益与欧洲的和平（他将二者视为一体），自己现在有义务进场干预，借此避免爆发一场已经迫在眉睫，在一方是俄国、在另一方是英国与奥地利的大战。
自从俾斯麦下野以来，他们产生了一种大国的心态。许许多多德皇威廉时代的德国人，而且是来自各个不同阶层的德国人，突然在眼前浮现一个伟大的国家远景，一个全国性的目标：我们要成为世界强权，我们要向全世界扩张，德国必须在全世界享有优先地位！与此同时，他们的爱国主义也演变出一种有异于前的特质。当时振奋激励德国人的东西——他们的“民族主义”——与其说是一种休戚与共的感觉，倒不如说是一种自我意识，让他们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是未来的霸主。
到了德皇威廉时代，大地主和大工业家之间的联盟已经改变了内在性质；如今农业在那个卡特尔里面的地位日益低落，工业所占的实际比重则越来越高。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已在很大程度上从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国，不过德国工业一直要等到德皇威廉时代才突飞猛进，达到除了遥远的美国之外几乎无人能及的地步。工业的高度发展并且提供现成工具，助长了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扩张政策。但是，尽管德国的外交政策与德国工商业在全球进行的扩张，彼此之间具有不容否认的牵连性，但我认为德国外交政策出现转变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此。更重要的因素（而且日增的国力也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就在于人们重新评估了——今天我们则必须表示：错估了——欧洲列强正在形成的发展趋势。
德意志国开始推动“世界政策”以后，必然会招惹到居于主导地位的世界强权——英国。德国人并不打算摧毁大英帝国，而且他们无论是在当时或后来都没有过这种非分之想。然而，他们的愿景是：受到英国掌控的欧洲权力均势体系必须被一个世界权力均势体系取代，而德国将在此体系内，成为与各个老牌殖民强权平起平坐的世界列强之一；与此同时，英国则应该降格成为世界列强之一。日后的帝国总理比洛把它总结成一句话：“我们无意将任何人推入阴影，但是我们也要在阳光下取得一席之地。”
英国政府内部反而有若干人士作出尝试，依旧和颜悦色地劝说德国切勿推动舰队政策及世界政策，并且愿意在欧洲大陆与德国结盟以提供保障。从1898年到1901年之间，仍然反复出现了英国与德国结盟的试探性动作（但它们都称不上是真正的谈判）。最后一切归于失败，而前功尽弃的主要理由在于德国人相信：英国无论如何都是我们的囊中物——既然我国目前大半仍处于纸上谈兵阶段的舰队已可让英国“来归”，那么等到我们的海上武力变得更强大以后，英国当然只会更愿意缔结盟约。那种论点很奇怪地让人联想起许久以后康拉德·阿登纳28的德国政策。当苏联在1952年眼见联邦德国即将加入西方同盟，于是提议用德国中立来交换德国统一的时候，阿登纳对此所持的论点为：既然俄国人现在就已经提出这样的建议，那么等到联邦德国变得强盛以后，情况还会更加有利。显然在此涉及了德国外交政策思想重复出现的一种倾向，那就是在自己刚开始变得强大——或者看似即将强大之际——对时局过于乐观，以致认为凡事都将如此直线发展下去。但主事者从未考虑到形势或许将急转直下（即便那起初只是潜藏的事实）：对方委曲求全的善意可能会转变成敌意。
德皇则根本就不想要危机，更遑论是一场战争。威廉二世尽管往往会说出一些令人不快的夸大言论，但他基本上具有一种敏感、紧张与爱好和平的特质。他非常心不甘情不愿地让自己被送往丹吉尔，而且在随后衍生的危机当中总是怯于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
按照例行公事持续拟订了许多年的东线出击计划，已被小毛奇在1913年下令取消。这是真正的玩忽职守，甚至称得上是德国参谋本部的犯罪行为。参谋本部只着眼于单独一种作战的可能性，并且预先抛弃了其他的替代方案。
当老毛奇还掌管参谋本部的时候，德国针对一场两线战争所拟订的军事计划，总是着眼于同时在西线和东线采取战略守势；老毛奇的继任者瓦德西所作出的规划，则是德国与奥地利共同在东线展开攻势，但在西线仍然纯粹采取守势。一直要等到施里芬接替瓦德西以后，才从1895年开始出现一个好大喜功的想法，形同将一场双线战争切割成两场先后发生的单线战争——趁着俄国慢吞吞地完成动员以前，先把法国打得退出战局，然后集中全力转向东线。施里芬去世后，小毛奇随即一概放弃其他替代性的作战方案。我们从德国军事计划的这种演变方向，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俾斯麦时代与德皇威廉时代之间的心理差异：在俾斯麦时代是悲观的审慎态度，在威廉时代则是乐观看待己方的实力。
当老毛奇还掌管参谋本部的时候，德国针对一场两线战争所拟订的军事计划，总是着眼于同时在西线和东线采取战略守势；老毛奇的继任者瓦德西所作出的规划，则是德国与奥地利共同在东线展开攻势，但在西线仍然纯粹采取守势。一直要等到施里芬接替瓦德西以后，才从1895年开始出现一个好大喜功的想法，形同将一场双线战争切割成两场先后发生的单线战争——趁着俄国慢吞吞地完成动员以前，先把法国打得退出战局，然后集中全力转向东线。施里芬去世后，小毛奇随即一概放弃其他替代性的作战方案。我们从德国军事计划的这种演变方向，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俾斯麦时代与德皇威廉时代之间的心理差异：在俾斯麦时代是悲观的审慎态度，在威廉时代则是乐观看待己方的实力。
这种常备军的誓死服从，再也无法适用于大战末期“最后梯次”的部队成员，因为他们是懂得思考的公民军队。如欲使之充分发挥战力，除了军纪之外还需要今日我们所称的“动机”——必须要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为了值得一战的东西而战。当我这么讲的时候，心中所想到的并非理想化的战争目标，而纯粹只是战胜的可能性。
那些德意志君主们都曾经是名正言顺、地位尊崇和不受质疑的统治者，却都如此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在11月的混乱时刻几乎无人注意到这种发展，而且说来奇怪的是，后来的德国历史撰述也难得留意于此，至今仍未对之作出充分解释。君主们退位的方式有时简直称得上是心平气和。以萨克森为例，国王向要求他退位的代表团开口表示：“好吧，那么你们就独力收拾自己的烂摊子吧。”“烂摊子”一词，是对这整个过程的最贴切描述。德意志的君主们已不打算继续统治下去，只是争先恐后退隐到多半舒适安逸的私人生活。他们没有任何人遭到拘捕，更遑论是如同法国和英国的国王那般，在法国大革命与英国革命时期遭到处决。德国的革命——如果我们可以这么称呼它的话——充满了善意。然而，它在那几天之内却宛如一场大地震，令人完全束手无策。
现在我们必须想象一下德国人对此的观感如何。他们直到那年8月为止，都还觉得自己胜券在握。他们要等到10月初提出停战请求之后才获悉，帝国政府——但那未必等于最高陆军指挥部（也请记住这一点）——认为战事已经毫无指望，并且放弃了战斗。接着政府在11月9日改组，完全由社会民主党出面领导；与此同时又爆发了革命，各邦国的君主们纷纷下台一鞠躬，德皇据说亦已退位，但不管怎么样他已经逃跑了。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呢？对不明就里的大多数德国人而言，事情的来龙去脉可依时间先后顺序综述如下：就在我们即将打胜仗的时候，却有那么一帮自作聪明的家伙进入政府高层——他们始终一心一意只想缔结“妥协和约”，接着主动认输，随即闹出革命，而后又签订了让我们丧失战斗能力的停战协议。在此背景下，后来发展出“背后捅一刀神话”。鲁登道夫乃公开说出此神话的第一人，但值得注意的是，埃伯特事先却已经为此铺好了路。因为对埃伯特而言，当前的第一要务是在国内拯救还救得了的东西——万一势不可免的话，便以共和国的形式延续10月时的君主政体，并且必须镇压革命。埃伯特先是假装与革命运动言和，于是他在11月10日出席“柏林工人士兵委员会”举办的大会，以六人组成的“人民代表委员会”领袖之身份，41第二度被推举为政府领导人。事实上，他却正在筹划与残余的最高陆军指挥部（亦即军方新上任的真正最高指挥官格勒纳将军），建立起同盟关系。

如果套用西洋棋术语的话，德意志国当今的“布局”优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因为德国的周围已经出现了许多有利变化。德国这种强化后的布局早已随着战争的结果，但也随着和约的规范而定型下来，除非是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否则就无法加以逆转。德国由于限制军备和战败赔款而受到的削弱，反而仅仅具有暂时的性质。等到战争结束了十年或二十年以后，将不会再有人企图借由发动一场新的战争，来阻止德国重新武装或者强迫德国继续赔款。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德国的地位实际上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结果而获得强化，并未遭到削弱。西方列强却自始就立场纷歧，他们大费周章以后才对和平条约的最后内容达成协议。其中最强大的一员随即退出：美国不曾签署《凡尔赛和约》，远离了欧洲的事务，并且拒绝继续为之前向法国作出的承诺提供担保。这就意味着，《凡尔赛和约》仅仅受到两个强权支撑，即英国与法国。然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即可看出，那两国必须共同作出最大的努力才有办法与德国相抗衡。他们不可能一直把德国压倒在地上。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国防军与红军之间就已经偷偷建立起军事合作关系。苏联向国防军提供俄国的场地，让他们在那里演练操作遭到《凡尔赛和约》禁止的武器，诸如坦克、飞机和化学战剂等等。国防军用于交换的做法，则是向仍处于草创阶段的苏联红军提供训练，并且传授德国参谋本部的作业方式。1935年时，德国派驻苏联的军事全权代表科斯特林将军，在苏联进行了一次被评定为特优的军事演习之后表示：“我们与有荣焉。那些指挥官和领导人员都是我们的学生。”
最先在德国深受通货膨胀之害的并非工人，而是储蓄了金钱的中产阶级。他们的财产形同遭到没收。这种情况激起了巨大的恨意。于是斯特凡·茨威格后来曾经写道：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像1919年至1923年之间的通货膨胀那般，将德国中产阶级调教得愿意接受希特勒。
德国中产阶级的那种愤恨并非毫无道理可言。因为中央政府不但对通货膨胀袖手旁观，反而还刻意借此追求一个重要的目标——让德国在国际间不再拥有可被接受、可用于支付的货币，试图用这种方法摆脱赔款。
德国的对策是进行所谓的“消极抵抗”：鲁尔地区停止了工业生产。可是，鲁尔地区的工人和工业家们必须继续养家活口，而当时的因应之道就是完全无限制地操作印钞机。
法国在签订《洛迦诺公约》之后的几年内修筑了“马其诺防线”，以此举动向世人宣布，该国从此不再自视为欧洲的霸主，以及中欧与东欧新成立民族国家的担保人，反而只是一个关注自身安全、除此之外别无希冀的国家，不但愿意迁就德国，而且必须迁就德国。
德国起初必须继续支付战败赔款，但是负担已经减轻，虽然赔款的总金额仍未确定。除此之外，美国在此时已经以一种对德国比较有利的方式来涉足欧洲经济。法国和英国不仅为德国支付战败赔款的对象，他们同时也是美国的债务国。当初两国为了继续作战下去，需要美国大量提供贷款。美国人现在坚持他们必须偿还那些贷款；法国和英国尽管心不甘情不愿，还是不得不还钱。结果便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经济循环。德国向英国和法国支付赔款，英国和法国则向美国偿还战债，而为了让此事得以顺利进行下去，美国又向德国挹注贷款。这么一来，德国主要是依靠美国的贷款，而在1924年至1929年之间处于重建阶段，甚至出现中度的经济繁荣。贷款的数目大幅超出了德国的赔款金额。曾经有人非常粗略地估算出来，德国人在那几年内大约支付了一百亿马克赔款，却获得了二百五十亿马克左右的美国贷款。同时，德国人更因为经济的复兴，在对外出口方面表现极佳。

施特雷泽曼的第二个目标是要动员所谓的“境外德国人”，尤其是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巴尔干半岛的德国人。他希望那些人能够在自己的国家成为德国的前哨站，促使那些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唯德国马首是瞻，甚至促进当地争取与德意志国合并的运动。这方面的工作在他任内也相当顺利，比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得还要成功许多。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那些“境外德国人”不免遭受了可怕的报复。
到了1932年12月，西方列强在“日内瓦裁军会议”期间向德国政府作出承诺（当时德国政府的领导人已非布吕宁，而是施莱歇尔56），允许德国在军备方面享有同等权利。这意味着，在1932年底的时候，德国绕了许多弯路之后终于摆脱自从1919年以来阻碍德国重建强权地位的两大枷锁——必须支付巨额战败赔款，以及被迫将国防力量维持在最小限度内。德国再度以大国的身份厕身强权之列，而且德国已然成为东欧和南欧的潜在霸主，终于确认了《洛迦诺公约》早已呈现出来的迹象。那些都是德国修正主义所获致的决定性成就，而且一切都还完成于魏玛共和时代。可是，它们随即却由一个完全改头换面的德国来坐享其成。
魏玛共和国当时总共只受到三个政党支持。而那三个政党——社会民主党、德意志民主党和中央党——在1917年是旧帝国国会的多数派，而后于1919年的国民议会中握有四分之三席次，共同组成了所谓的“魏玛联盟”。只有那三个政党投票赞成魏玛共和国宪法。只有他们同意用共和国来取代德国人习以为常的君主政体。但即便在那三个党里面，也有许多人只是很勉强地接受了共和政体，而非真心希望如此。魏玛共和国因而被称作“一个没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那个国家固然并非完全没有共和党人，但它可以说只是站立在一条腿上面。唯独立场中央偏左的人士对它表示赞同。更左倾的共产党则打算建立一个截然不同的共和国。就右派来说，他们在国民议会的席次虽然看似不多，真正的实力却远甚于此，而且一心只想让他们的皇帝复辟。
工业界的情况更加复杂。革命爆发之后不久，企业主与工会就在1919年11月签署了一项协议，即所谓的《斯廷内斯—列金协议》。57双方形同签订和约，对工会日后在劳资协议中的角色作出规范。然而，通货膨胀再度激化了企业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利益对立。结果魏玛共和国基本上只是一个工人的共和国——而且仅仅限定于非共产党籍的工人。大多数的企业主则很快就对这个国家不屑一顾。
没有人能够像纳粹那般，以如此坚定的信念来宣扬民族主义、民族自豪感和民族仇恨心，于是国社党在这方面比他们具有更大的信服力。没有人胆敢像纳粹那般宣称，德国人其实绝对可以打赢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实际上已经打了胜仗，不料却因为诡计和背叛以致胜利遭到诈取。而且，没有人会如此直言不讳地表示，有朝一日务必要把失去的胜利重新夺回。后来等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德国人已经远远不像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那般兴高采烈，因为他们早已在1933年将激情消耗殆尽了。可是，德国人对1933年“民族奋起”之胜利所展现出来的欣喜若狂，其实多方面隐藏着1914年时的战争激情。至于各方势力在1933年以前所刻意挑起的那种战争激情，则使得国家社会主义党成为受益者。
希特勒并不会让同时代的德国人觉得反胃，他反而具有吸引力，甚至称得上是扣人心弦。在施特雷泽曼去世后的魏玛共和国末期阶段，希特勒的政治格局远远超过政治舞台上的其他任何人物。希特勒一向受到低估。其对手们所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刻意把他当作一个既渺小又可笑的人物来看待。然而他既不渺小，也不可笑。希特勒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人。伟人往往邪恶，而希特勒也不例外，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尽管希特勒具备各种骇人听闻的特质，他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而且从他在此后十年内一再展现出来的大胆远见与灵敏直觉，便不难看出此事。就当时的政治人物而言，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够散发出希特勒那种魔法般的魅力。
许多人在战后那几年内，渴望出现一个既强硬又精明的领袖人物，来建立秩序、让百姓遵守纪律、终结政党政治、集大权于一身，并懂得如何运用那种权力。同时，那种权力应该特别运用于外交政策方面——甚至连战争也包括在内。这个愿景在1918年至1919年时即已存在，此后便从未完全沉寂下去。它在1930年时蓦然再度成为热门话题，而希特勒看似能够符合要求。希特勒确实是许多德国人梦想的化身，而原因正好来自其个人特质：他惊人的口才、他的残暴、他的坚韧、他的决心意志、他出奇制胜的能力，以及他有办法在逆境中出人不意地找到脱困之路的天分。那么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呢？——至少有许多人愿意加以迁就。
贫穷困顿、复苏中的民族主义和希特勒个人——凑在一起之后，使得国家社会主义运动逐日上升为一股非常强大的政治势力（但真正强大的并非国社党本身，而是突然席卷国社党并且助长了该党气焰的群众运动）。那股政治势力从此成为德国的旧右派，也就是在兴登堡任内再度当上权贵的那批高级右派人士，不得不列入考虑的对象。
巴本才刚刚被任命为总理，便在7月采取了所谓的“鞭打普鲁士”行动——也就是说，他罢黜了普鲁士的合法政府（而且它是继续由“魏玛联盟”执政）、动用国防军将普鲁士部长们逐出办公室，并且任命自己为中央政府在普鲁士的全权代表。这已经是一场小型政变，同时值得顺便一提的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普鲁士的自主性已随之真正终结。巴本那么做的用意，就是想利用国会被解散后的空当，来执行预谋已久的大规模政变，在宪法第四十八条的协助下将民主宪法转换成君主宪法。巴本果真打算如此行事，而且兴登堡已经准备为他提供掩护。但这回却是施莱歇尔背弃了巴本。
尽管那个时代已经发生过各种不公不义的事情，尽管已经设立了集中营，尽管官方肆行逮捕，而且尽管已经开始明显出现反犹太主义政策的迹象，百姓之间却普遍形成一种信念，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民族再度团结的时代，而且他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上帝使者——那位出身民间的元首将维护纪律与秩序、凝聚整个民族的力量，并且将德意志国带向新的而伟大的时代。正是这种情绪，才使得希特勒有办法在几乎未遭抵抗之下肃清整个政治舞台，同时创造出一个局面，使得除了他自己的班底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够抗拒他的旨意或者阻挠他的计划。
德意志国在此阶段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呢？它和人们往往喜欢使用的讲法不同，并非一党国家。其国家形式有异于今日的民主德国或苏联，也就是说，它不是由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来实际进行统治的国家。国家社会主义党没有中央委员会，没有中央政治局，而且希特勒从未在党内召集任何形式的委员会来共商大局。每年秋季以盛大排场在纽伦堡举行的党大会，都绝对不像一般习称的党大会——亦即党的执行委员会与基层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商讨方案并作出决议。在纽伦堡从未进行过这种类型的讨论。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党大会，是由党员群众以及其他各种组织所从事的列队集会。此外更有“冲锋队之日”“党卫队之日”，甚至有“国家义务劳动役之日”，1934年以后还有“国防军之日”。那些组织都称得上是国中之国，都在自己的节日被聚集在一起举办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型游行活动，其间只有希特勒，而且一再只有希特勒发表演说。他自己则根本不听别人讲话。国家并非由党来进行统治，而是受到希特勒统治，顺便也通过党来统治。“顺便也通过党来统治”，那是因为，自从其他所有的政党都消失以后，就连国家社会主义党也不复在这个国家扮演真正重要的角色。其中相当奇特的地方是，几乎全体“省党部领导人”和“全国领袖”75——亦即最高阶党干部——的姓名今日都已经完全遭人遗忘，而且他们即便在第三帝国的时代也多半不为大众所知。第三帝国毕竟并非一党国家，它是一个元首国家。
它在许多方面也不同于今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例如它并非名副其实的极权国家。刚好相反的是，与之前任何时代的德意志国比较起来，在希特勒的国家里面出现了更多的国中之国。一位名叫恩斯特·弗兰克尔的德国教授于流亡国外时期，写了一本标题为《双重国家》的精心之作，表示第三帝国内部至少同时存在着两个国家：一边是专制独裁、进行恐怖统治的国家，另一边则是原有的官僚国家，甚至是一个法治国家。比方说，当时如果有谁进行租约诉讼或者打离婚官司，都可以完全依据旧法典和正常的司法程序替自己争取权益——不论有没有国家社会主义，实际上并无差别。这种情形不只出现在司法部门的职权范围内而已，其他许多部会的业务项目也不例外，事情都按照旧规矩来办理。从1934年底开始的状况更是如此，随着冲锋队恐怖行动的退潮，生活已大致恢复正常。只不过这种正常状态可能时而会遭到打断，而每当“元首”策划大规模的政治行动时，他总是找得到合乎自己心意的工具。国防军一如既往是特殊的国中之国，但此时它已经在实行普遍征兵制以后换了一个名称。76著名诗人戈特弗里德·本恩在那个年代重操旧业担任军医官，他将自己的举动称作“贵族形式的移民国外”。
国防军直到1944年仍然不使用希特勒式的敬礼，而是按照军方的老规矩举手接触帽沿行礼。
此类缝隙之所以能够存在，绝非出自希特勒的疏忽。人们曾经把纳粹形容为一个“运动”；但说来非常奇怪的是，1933年以后真正的“运动”却是希特勒本人。希特勒以统治者身份所促成的运动，比起整个德意志国和整个德意志民族都要来得多。他从未创造出固定的国家秩序，没有留下一部宪法，而且希特勒既未协调他所设立的诸多机构和组织，也不曾对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作出规范。他故意忽略上述工作的理由，正是为了要让一切都保持运动状态。因为对希特勒而言，德意志国绝对不是最终的发展。在他眼中，那并非继承过来以后就必须加以维护的对象。德意志国对希特勒来说只不过是一块跳板，仅仅是大肆进行领土扩张、建立一个新权力架构的起步点——但那个权力架构的内在形式与宪政体系仍然完全无法预测。第三帝国的内部因而陷入混乱。

党卫队希望成为国家的警察，而此事获得了希特勒批准，于是可以成真。警察在希特勒上台后的最初几年内仍然归由地方政府管辖，如今它也被中央集权化，其最高单位——“国家安全总局”79——则成为国家级的机关。而党卫队很快就完全渗透了“国家安全总局”。党卫队领导高层最重要的人物进入了警察体系，被接收过来的警官们则改用党卫队的职衔。党卫队和警察融为一体，于是成为国内无所不在的一股势力，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权力机构。
党卫队还被极度地扩大。其恐怖功能被划分出去，独立运作于冲锋队同样非常受人畏惧的警察功能之外，由一些受过特别训练的单位——所谓的“骷髅头部队”——负责执行。那些单位如今取代了冲锋队，成为集中营的负责人和管理者。他们为各个集中营带来了新作风，以及比较有规律、冷酷许多的制度，使得凡事不再像过去那般难以逆料和杂乱无章。不过，那绝非比较人道的制度，反而更加严厉，有各种可怕的纪律制裁措施可供使用——从平日针对琐碎违纪行为例行实施的体罚，乃至于作为纪律制裁措施而经常任意执行的死刑。
希特勒的两个统治工具：“恐怖”与“宣传”。恐怖工作是由希姆莱和他的党卫队负责进行。就此而言，希姆莱是希特勒的右手。宣传工作的负责机关，则是1933年3月无中生有被创造出来的“国民启蒙暨宣传部”，由戈培尔主司其职。我们也可以将戈培尔称作希特勒不可或缺的左手。二人虽然都是希特勒的手下，戈培尔却从未像纳粹时代后期的希姆莱那般，扶摇直上享有形同独立的权力地位。他始终只是一个纯粹的执行者、希特勒的干部，而且一直无法对希特勒的政策发挥影响力（纵使在内政方面也不例外），不像希姆莱有时却可如此。然而，戈培尔在希特勒的帝国内，操控了最重要的国中之国之一。因为他在希特勒的授权下，以合法方式垄断了一整个领域，即今日所称的“媒体业”——也就是一切足以左右公众意见和公众情绪的事物。当时，那主要指的是报刊、广播（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视）、戏剧、电影，并且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包括了书籍发行与文学创作。戈培尔技巧十足地执行了自己的任务，若是从纯粹技术面的角度来看，我们只能对他表示叹服。戈培尔其实从未试图让整个德意志民族都皈依国家社会主义的理念。他反而转移自己的努力方向，通过他的媒体向德国人呈现出一个健全的世界——一个在元首统治下、由国家社会主义重新创造出来的健全世界。戈培尔的电影政策在这方面尤其明显。
戈培尔只在一个相当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干预。在宣传部里面，每天都由一名参事（难得是由戈培尔本人）主持一场会议，各报社则派遣一名编辑（通常都不是总主笔）参加会议，并且在会中接获所谓的“语言规范”。但这种“语言规范”并不表示官方对各报社的每一个小细节都作出了规定——如前所述，他们可以，甚至应该保持自己的原有风格。然而，那种做法意味着，某些特定的新闻必须遭到扣发或者以极不醒目的方式刊出，某些特定的新闻则必须大肆张扬。在特殊情况下或者当时机紧迫之际，各家报刊仍会接获指示，应当在社论中采取何种路线（但此事不常发生）。
希特勒自始便毫不留情地迫害两个族群：一是共产主义者，一是犹太人。光是基于一个理由，希特勒的反共产主义就应该不受欢迎，因为共产党在1932年初是一个拥有六百万选民的群众政党。我们不禁想问道：那些选民们在1933年以后到底跑到哪里去了？他们其实哪里都不在。
霍亨佐伦皇室的德意志帝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反犹太主义的国家，之前哈登贝格84与俾斯麦的普鲁士更绝非如此。在一般德国百姓当中顶多也只是出现“传统的”反犹太主义：犹太人并未一直受到欢迎，而且在乡间往往被隔离于社会之外。犹太人在特定职业领域内所获得的杰出成就（律师、医生、记者、出版商、作家），固然令某些人觉得很不是滋味，可是这种反犹太主义并没有深植人心，整体而言并无大碍。更何况，它从未成为主流态度。
在广大的德国百姓当中并没有任何路线主张犹太人必须遭到灭绝，就连公开的反犹太主义者也不例外。被希特勒不断透露出来，最后更以如此恐怖的方式付诸实现的灭绝犹太人想法，在“前希特勒时代”的德意志国是德国人所完全陌生的。
自从民主政治生态遭到废除以来，他们就没有任何工具可用于表达自己的不满，以及在政治上采取行动。
第三帝国究竟是延续了德意志国的脉络呢，还是已经偏离了连贯性？一言以蔽之，答案是：延续的成分和不连贯的成分都有，但是延续的成分居多。希特勒接受了帝国时代后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二择一选项——“世界霸权或沦亡？”——并把它推向极致。也就是说，他的外交政策完全维持了德意志国的连贯性，而且那种连贯性只有在打输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被迫中断了一阵子。
俾斯麦虽然不是独裁者，却在“他的”帝国草创之初，几乎如同希特勒在自己的后期阶段那般，随心所欲地形塑了国家的政策。如此一来，俾斯麦在自觉或不自觉、有意或无意之间所留下的遗产，就是“对英明领袖人物的渴望”。可以相提并论的另一项遗产，则是“对各政党的厌恶”。
在希特勒帝国的社会当中固然出现了若干变化，但这方面的连贯性也还是居于优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延续之中的嬗变”。旧统治阶层虽然在政治上已经大致丧失了权力，但其社会地位仍未遭到剥夺。大地主还照样是大地主，大企业家还照样是大企业家，知识界与文化界的精英也还照样是精英——只要他们没有因为移民出去而被拔除原有地位的话。出现改变的地方，则是有许多人涌入那些主流阶层，例如党卫队渗透到警察，国家社会主义的暴发户进入大企业，以及大型出版机构昔日往往为犹太人的领导层级遭到新人取代。希特勒时代的社会，是一个力争上游者的社会，虽然方式略有不同，但其情况类似先前的魏玛共和国以及今日的两个德国。延续性并未对此情况造成损害。一直延续下来的事物，还包括了军方在社会上继续享有的声望与地位，即便那曾经在魏玛共和国时代暂时稍微下降。

当希特勒后来决定实施“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时，从那次的经验得出了一个往往受到忽略的重要结论：不要在德国进行“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于是，各座毁灭营都位于波兰东部。在德国本土和其他许多国家所发生的事情是，犹太人仅仅被运走；而官方对外作出的解释是，他们只不过被迁移到其他地点而已。实际的大规模屠杀，亦即使用机械化设备消灭数百万犹太人的行动，反而从未像希特勒帝国其他的种种伟大事迹或重大罪行那般被公开宣布，更遑论是大声张扬。超群绝伦的宣传机器，更是从未在这方面被使用过。

纵使没有希特勒，1933年以后很可能也会出现某种形式的“元首国家”。纵使没有希特勒，很可能也会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假如没有希特勒的话，就不会有数百万犹太人遭到谋杀。
对抗英国的战争于是继续成为希特勒的包袱，而最大的问题是，他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还负担得起一场对苏之战？几经漫长的反复考虑和杂乱的内部商讨之后（况且，德国还耗费时日介入此际已在意大利和英国之间爆发的战争），希特勒所得出的结论是，他有办法对苏联作战。时至1941年6月，他将自己在1939年8月即已宣布过的事项付诸行动：尽管希特勒无法“集中全力”，却还是大举出动陆上和空中武力进攻苏联——即便英国仍未脱离战圈。事后回顾起来，那称得上是希特勒在战时所犯下的第一个严重战略错误，而且光是这个错误本身或许就足以让他打败仗。因为即便德国在初期阶段取得了辉煌战果，事态的发展却显示出来，苏联不可能像波兰和法国那般被击败。该国反而在遭遇了极为可观、恐非其他任何欧洲国家所能承受的人力伤亡和土地损失之后，仍然能够动员全民的力量，变得比德意志国更加强盛。
就想象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言，西方与苏联之间如欲出现攻击发起线，德国就必须先被击败和占领，而两大权力集团必须在德国的中央相遇，必须直接接触与对峙。只要攻击发起线迟迟无法形成的话，便排除了两大集团之间爆发公开冲突的可能性。当德国还继续战斗下去的时候，那场冲突就只是空中楼阁而已。于是，德国拼死到底的抵抗行动，正好阻止了希特勒所希望发生的事情。希特勒押宝于同盟国彼此分道扬镳的如意算盘，因而是一个错误的盘算——假使他果真这么盘算过的话。
希特勒具有一种好大喜功、为求出名而不惜犯下滔天大罪的作风。根据一个相当可信的口头说法，1939年8月时，希特勒的“帝国元帅”戈林曾经当面向他建议：“我们就不必孤注一掷了吧！”希特勒的答复却是：“我有生以来总是孤注一掷。”90如果此事无误的话，那么希特勒针对自己说出了实话。其为人也贪大求全，而且从希特勒的本性观之，他也只可能做出这样的表现。如果他无法把德国扩建成世界强权，扩建成唯一世界强权的话，那么他不惜至少也要为此搞出德国历史上的最大灾难。有种种迹象显示，希特勒最后更处心积虑打算这么做。早在1941年底，当战败的可能性首度出现之后，希特勒曾于私下谈话中向外国的外交官表示：“如果德意志民族不再强韧、不准备作出充分的牺牲、不愿意为自己的生存流血的话，那么就应该沉沦，被另外一个更强大的势力所毁灭……届时，我不会为德意志民族流下一滴眼泪。”这句出自一位德国政治人物口中的话语，确实不同凡响。
1945年时出现的主要改变其实只不过在于：德意志国从政治行为的主体变成了客体。只有国防军做出了无条件投降的动作。至于真正的无条件投降——由德意志国政府正式将德国的政权移交给战胜国（起先是三个，后来变成四个）——则因为某些技术上的失误而不曾发生。
就今日仍在两个德意志国家主导政局的各个政党而言，其起源同样也可以回溯到四个战胜国的国度。当时起先有四个政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同时现身于四国占领区内。战胜国在这方面的用意，摆明也是要让那些政党决定未来整个德国的政治生态，无论实际的政体形式为何。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当时的西德）是一个新的国家。不仅就地理观点而言它并非重建后的德意志国，而且它也不是德意志国的残余部分。因为在组成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各邦当中，有一些从未在德意志国出现过；再就建立联邦德国的各个政党而言，其中的最大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CDU/CSU）——同样是德意志国所不曾有过的。至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宪法，它并未模仿德意志帝国或魏玛共和国的宪法，反而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在此形成的确实是一个崭新的国度。
斯大林在1952年3月向西方三强提出建议，不妨撤销那两个分开完成的建国行动。德国可以在奥德河—奈塞河边界的范围内，101通过自由选举再度获得统一。新的全德政府必须与各国签订和平条约，并获准拥有自己的军队；所有的占领国则必须于一年之内撤出自己的占领区——最重要的是，各战胜国必须履行不与德国结盟的义务，德国则不得缔结此类的盟约。斯大林的提议因而意味着，用中立来交换再统一。
1971年至1975年之间举行的赫尔辛基会议。全体欧洲国家外加苏联、美国与加拿大——亦即整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整个华沙条约组织和所有的欧洲中立国——都参加了这个在战后历史上最大型的国际会议。他们可谓在赫尔辛基制订出欧洲的和平规范，会中所作出的决议则可与1816年的《维也纳会议决议案》相提并论。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下来，德意志国自从1945年开始的缓慢死亡过程已告结束。